二语交际意愿研究文献综述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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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交际意愿研究文献综述

张星,赵静

(武汉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摘要:二语交际意愿是外语学习者进行交际的重要前提,也是评价二语学习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主要从二语交际意愿的定义、相关影响因素对其进行综述,并提出国内相关研究的问题及后续研究的建议。

关键词:二语;交际意愿;综述

基金项目:武汉学院2023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项目:情绪智力、课堂社交环境对民办高校大学生二语交际意愿影响的调查研究。该成果由武汉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武汉学院2023年度校级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情绪智力、课堂社交环境对民办高校大学生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KYY202326。

交际意愿(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这一概念由McCroskey和 Baer(1985)提出,其定义为“在给予机会的情况下愿意与他人交流的倾向”,其最早主要用于一语交际研究,目的是为了解释母语交际中人与人之间有规律的语言行为差异。随后这一概念拓展到二语习得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目前国内外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二语交际意愿是交际行为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研究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二语学习者至关重要。

一、二语交际意愿的定义

二语交际意愿是交际个体在一定时间与一定人员使用第二语言进行交流的行为倾向。作为一种较为稳定的性格特质,交际意愿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在特定情况下是主动沟通还是保持沉默。

在基于交际意愿研究的基础之上,在1998年,MacIntyre等将这一概念拓展到二语习得领域,二语交际意愿(L2 WTC)因此被定义为“使用第二语言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的人进行交际的愿望”(MacIntyre et al. 1998)。这种意愿决定了学习者在有机会与他人交流时使用第二语言的频率。换句话说,学习者的交际意愿直接影响到他是否进行语言交际以及他的交流表现。

而其他学者通过MacIntyre的研究也衍生出了对二语交际意愿进一步的定义。Kang(2005)在研究中得出二语交际意愿是一个非静态的过程,与时间的推移息息相关,不同于一语交际意愿,影响一语交际意愿的因素是个性因素,而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因素既包括个性因素又包含情境因素。同样,赵春丽也指出二语交际意愿是一种动态的情境建构,会因情境的改变而不断变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稳定不变的特质。

二、二语交际意愿影响因素

二语交际意愿牵涉的因素和变量较多,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将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因素分为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两大类。

(一)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内因)指学习者的自身内在因素,主要包括个性差异、学习动机、语言焦虑、情绪智力等。

1. 个性差异

胡明勇指出每个语言学习者的交际意愿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也就是说,交际意愿较高的学习者的个性一般是比较自信且活泼开朗的;相反,交际意愿较低的学习者的个性一般都是比较内敛羞怯和孤独的。Lan Guoxing,Larisa Nikitina等人的研究指出性格特征会束缚学习者的交际意愿,因此教师应该帮助内向的学生提升他们的自信心从而提高他们的交际意愿。姚虹也发现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们的自信心普遍较低,认为自己英语水平差,从而影响了他们的使用英语交际的意愿。

2. 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在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二语交际意愿呈正方向的变化趋势。传统的动机分类主要是融入型动机和工具性动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Yashima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国际姿态”,作为对融入型动机的补充和推进,这一术语指的是学习者对于国际事务的兴趣,愿意到国外留学或工作并对不同的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等。工具型动机是以学习者的学习目的为导向,而国际姿态型动机则是以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为导向。

韩淑娴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基于工具型动机和国际姿态这两种动机得出了国际姿态型动机的外语学习者的交际意愿会强一些,而工具型动机的外语学习者的交际意愿相对较弱。冯晓丽等也指出国际姿态是一种能够促进学习者作出行为的倾向性,不仅能影响学习者个人二语学习,还会对教师和课堂产生一定的影响。高一虹等的研究把动机更加细分为内在兴趣动机、近因型动机(成绩、情境、出国动机)和社会责任动机等得出将这些细化的动机板块拓展应用到外语教学当中,则对外语学习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能够刺激学习者学习外语并用外语进行交际的意愿。

3. 语言焦虑

语言焦虑作为二语交际意愿的情感因素的变量,在学习者使用二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宋清阳在研究中将学习者的焦虑分为三类:课堂焦虑、交际焦虑、测试焦虑,并对这三种不同的焦虑进行了学习者交际焦虑调查。他认为语言学习者的语言水平与语言焦虑的关系呈负向变化趋势,也就是说,语言水平高的学习者,语言焦虑程度较低,使用二语交际的意愿也就相对较高;反之,二语交际意愿则会降低。王丽君根据情感过滤假设理论也将语言焦虑分为四类,较宋清阳的分类多了一项能力焦虑。她认为学习者对自己是否能掌握二语产生了不自信的心理,也就是说,学习者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学好二语而产生了能力焦虑。亓迪和马炳君针对青少年心态对口语焦虑和交际意愿的研究则发现了口语焦虑对交际意愿的影响是负向的。成长型心态的青少年始终保持积极,相信自身的能力,因此口语焦虑较小,相比于固定型心态的青少年更加愿意用英语与他人交际。

4. 情绪智力

情绪智力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和情感,并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韦晓宝等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探究了情绪智力对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了情绪智力的确能够通过影响学习者的自信程度从而影响学习者使用二语进行交际的意愿。李晓燕将情绪智力水平分为四个维度对英语专业研究生进行情绪智力的研究,发现了学生的情绪智力与二语交际意愿呈正相关的关系,其中情绪性是影响学生情绪智力的最明显因素。陈尧以高中生作为被试对象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情绪智力与自我感知有着很大的联系,因此,自我情绪管理对情绪智力的影响最为显著。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出教师在课堂中可以通过调动学生的正向积极情绪以激发学生的情绪智力,最终实现提升学生二语交际意愿。

(二)情境因素

情境因素(外因)指学习者的二语交际意愿随情景或环境的改变而受到影响,是不以学习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对客观的影响因素。情境因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分类。宏观上,情境因素主要包括文化背景、教育环境等;微观上,情境因素主要是指具体的交际情境,主要体现在课堂上。

1. 文化背景

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因此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们的二语交际意愿也必然会受到其影响。巴迪迪和王林注意到中国学生的二语交际意愿要低于美国、澳大利亚学生,其原因主要根源于中国儒家的文化背景。中国的学生不善于在大众中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同时中国学生学习的课堂模式还是以教师为主,学生的输入能力远远大于输出能力。因此中国学生也就不愿意主动使用二语在群体中进行交际。中华民族的文化始于农耕文明,坚持传统是中国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一个巨大特征。孟文也提出由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中国学生的冒险精神较低,很难破除传统的框架,同时将面子看的比较重要,怕犯错、怕被人嘲笑,这也是影响中国学生交际意愿的因素之一。除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之外,不同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往往会导致输出者与输入者的理解偏差,这也是难以避免的。王芳等指出语言文化的差异会引起文化冲突的现象,从而使学习者因文化差异产生相关困扰,这也会阻碍学习者的二语交际意愿。

2. 课堂

对于大多数学习者而言,进行二语交际的情境大多集中在课堂,因此课堂也是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对学习者的影响也是显著的。梁慧指出教师效能感对于课堂的组织与调控有着巨大影响。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通过行动实现目标的推断。高效能感的教师对自身组织调控课堂的能力较为自信,则在课堂上会多关注并引导学生;低效能感的教师的教学方法相对死板,会使用条条框框束缚学生学习。韦晓保等注意到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为学生创设良好课堂氛围的重要性,通过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并让学生主动地在课堂中用二语进行表达来提升学生的二语交际意愿。姚虹也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使得学生所习得的英语交际技能有限,因此学生的二语交际意愿大大降低。如果教师在课堂上营造良好的英语交际氛围,学生的二语交际意愿则会相对提升。此外,课堂因素还包括学习同伴支持,学习任务,课堂社交环境等多个方面。

三、总结与展望

由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国内的二语交际意愿研究相对于国外起步较晚,因此国内的研究比较落后,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针对文化对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而言,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本国文化对学习者的影响,而从跨文化角度研究二语交际意愿相对较少;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国内的研究方法较为传统,大多数理论模型都是基于国外研究者所建构的模型,很少由国内研究者自己创新;最后,就研究角度而言,国内的研究角度大多都集中在影响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因素上,研究视角较窄。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也为国内二语交际意愿未来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一方面国内研究应更多的从跨文化角度系统全面地研究学习者的二语交际意愿,同时需要不断创新,构建出新的理论模型及针对本土学习者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国内研究的角度需要拓展,不应停滞于现有的影响因素,而应以动态的思维去研究二语交际意愿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Lan Guoxing, Larisa Nikitina, Woo Wai Sheng. Factors Influenc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in a Second Language and Approaches for Its Cultivation[J]. Modern Communication, 2020(8): 68-70.

[2]巴迪迪,王林.中国大学生英语交际意愿调查及分析[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26):470+434.

[3]冯晓丽,惠良虹. 外语学习动机领域国际姿态的研究焦点与发展趋势[J]. 现代语言学, 2022(5):1143-1151.

[4]高一虹,赵媛,程英等. 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与自我认同变化的关系[J]. 国外外语教学,2002(4):18-24.

[5]韩淑娴. 课堂交际意愿影响因素的动态研究——以龙岩学院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为例[J]. 长春大学学报,2020(12):119-124.

[6]李晓燕. 英语专业研究生情绪智力与二语交际意愿的关系研究[J]. 海外英语,2023(13):72-74.

[7]梁慧. 课堂交际模式对二语习得的影响[J]. 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12(8):26-29.

[8]亓迪,马炳军. 心态与口语焦虑、交际意愿的关系探究[J]. 阜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2-68.

[9]韦晓保,陈巽,杨洋. 情绪智力、课堂社交环境对二语交际意愿的影响——来自调节模型的证据[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2(6):88-99+147-148.

作者简介张星(2003-),女,汉族,湖北武穴人,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在读本科生;

赵静(1987-),女,汉族,湖北沙洋人,武汉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校英语教学及英语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