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分界观的哲学起源

王超楠

黑龙江大学

摘要：日常语言意义的研究离不开语用学的发展。本文通过对语用学的哲学起源的深入探索，发现语言学与语用学具有共同的哲学根源，因此，在探讨意义的概念以及界定两者的边界时，都必须结合这一哲学背景来进行深入的思考。互相补充是意义研究的基础，它不仅是当前的重要特征，而且也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语用学；语义学；语言哲学；语言转向

一、引言

近几年来，国内外语用学领域的研究发展迅猛。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分界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一直困扰着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作为日常语言学派的产物，语用学建立在此哲学基础之上。因此要想对语用学的研究进行明确的界定，我们就无法将其从语言哲学这一历史发展渊源割裂开。站在语言哲学维度探讨语用学的理论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来源与发展脉络，了解不同观点与发展派别的根本分歧所在。1本文将从语言哲学背景和思想渊源入手，对语用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梳理。然后对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研究领域和界面这一饱受争议的问题进行一定的探讨。

二、语用学产生的哲学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关于语用学的争议和语境含义的讨论，我们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的哲学史。

1.历史背景

从古至今，西方的哲学历程一直处于三个不同的转折时期：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哲学阶段。这两个转折点的出现，使得语言的作用逐渐被放到了首位，许多哲学家开始把研究语言置于研究人与世界，人与存在的关系等哲学问题的中心。2这次转变在数学和逻辑学方面有十分深刻而复杂的背景。基于这一理论，一场全新的分析哲学运动开始了。其中，逻辑经验主义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都致力于构建一套完整的人工语言逻辑体系。然而，后者更加关注于自然语言，尤其是它们的实际应用，从而为日后的语用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

纵观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将其概括为“语形—语义—语用” 三个阶段4。语义到语用这一语言哲学转向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传统语义学的代表人物有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克里普克以及戴维森等，这些哲学家重视语言本身的意义。然而，维特根斯坦后期、格赖斯和奥斯汀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如何理解和应对语言使用中的实际情况，从而促进了语用学的进步。

2.思想渊源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体现了他早期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命题既是事实的反映，也是思想的表达，可以说是一种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思考。对象不是世界的独立成分，它只有在事实当中，即与其他对象的联系中才能存在。5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将意义视为一种工具，即将一句话的意义视为其所有可能的含义的总和，并且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在《哲学研究》一书中，他提出，人类对世界的理解就像一场游戏，不同的语言游戏会产生不同的交流环境。他认为，句子和词汇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而是通过使用来体现出来的。因此，语言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使用方式。6这些观点为日常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们不仅为语用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维特根斯坦的启发，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行为一般指肢体动作，言语无法被看作行为。奥斯汀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并非仅仅依靠一个简短的话语，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言辞、动作、情绪、思维等，才能够建立起一种真正的沟通。话语可分两种：一种是文字上的含义，即话中所包含的内容；另一种则是实质性的含义，即话中所传递的信息，即话中所包含的情感。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交流和表达能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7奥斯汀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语言的“意义”问题。以往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要么陈述事实，要么描述状态。但奥斯汀却发现了在表层描述背后深层次的言语行为和交际目的。因此，后期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划分成了三部分：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8。这对语用学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在日常语言学派的影响下，格莱斯也将目光转向日常语言意义的研究。在格莱斯的“意义理论”中，他把“意义”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前者不涉及说话者的意图，是规约性的，而后者是其研究的重点。非自然意义由字面意义和含义两部分组成：前者为真值条件意义，为语义学研究对象，后者是语用学研究对象，是依靠特定语境对话语进行语用推理而得到的含义。会话含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运用语言的理论9。格列斯认为，在进行有效沟通时，应当牢记“合作原则”。“合作原则”中提出了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四个原则，以便更好地实现沟通目标。会话实质上就是一种有效地使用语言的学说。因此，哲学家们开始把重点放在了语用上，而不是仅仅关注于传统的逻辑和语义。10

在“语用学转向”的大背景之下，克里普克开始将“情境语义学”用于摹状词理论的批判和完善。克里普克针对“哲学上的懒汉做法”，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方式来消除歧义，即区分语义所指和言者所指，并且清楚地界定摹状词的指称性和归属性

11。显然，克里普克的研究重点放在“语用学转向”，以此来扩充摹状词的理解。“说话者指称”的理念将说话者要素纳入考量范围，成为语用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2

通过对这些哲学思想的深入探究，我们发现它们都认为语言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在这些语用思维中，“意义”仍是一切哲学问题的核心，伴随着人类对“意义”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语用学的雏形开始慢慢显现，二者从哲学根源上来说密不可分，都是以“意义”的研究为自己的首要义务。因此，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不能够完全割裂开来。

三、语用—语义界面观

语义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面的模糊性，因此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划界理论纷繁芜杂，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总体来说，可以归为以下三类。

分界观认为二者之间有严格的壁垒。Bach、Borg等人提出的语义最简论认为，“所言”是一种完全脱离语境的纯粹句子，它的词汇内容和句法结构完全独立于其他语言。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含义受环境影响极小。Bach的观点更为激进，他将语义学和语用学做出了严格区分，认为语境因素不能全部归为语用，必须对语义相关语境和语用相关语境进行严格区分。13保守派的代表人物Borg提出，仅仅依靠严格的语义组合是不够的，因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将语义间的组合原则演变成相对真值条件组合原则。14

界面观主张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很难被明确界定。以Recanati为代表的语境论者，主张将语境完全视为语用要素。语境论可以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激进的，另一类是温和的。其中，最常见的一类就是激进的，如关联理论。这类学者相信，大多数的自然语言的表述都会受到语境影响，所言不等于真值条件，字面意义所表达的命题具有不完整性，话语内容必须在语境中根据关联原则进行语用推论才能确定。Recanati的语境论更为温和，他并不赞同语义过程与语用过程能够完全相互独立的观点、也不旨在提出新的概念以取代格赖斯的“所言”、更不试图彻底抛弃“所言”“所含”的分野，而是在其真值条件语用学的理论框架中，对格赖斯“所言”概念加以改造，为“所言”注入新的内涵，坚持了一种以语用为基础的“所言”观。

并合观主张语义学和语用学不存在界面问题。Jaszcolt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语义学与语用学应该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关注它们之间的界限。他认为，这种结合可以有效地解决语言问题，而且这种结合也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语义学上的字面解释无法完整地概括句子的主旨，因此，我们需要借助语用信息来进行补充，以便更好地理解句子的含义。15

总体来看，每一种划界观点都是基于学者不同的研究目的，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关系上，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不同的语言哲学观。学术界的讨论一直是一种常态，尽管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被所有人都接受，但它们仍然为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语义学­—语用学的关系，并促进意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语用学哲学起源的梳理，加深了对语用学研究脉络和思路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语用学的诞生起源于语义学对于“意义”理解的不断深化，二者在意义问题的分析研究无法割裂，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当今语言学界对于两者的界限存在不同的观点，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是意义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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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1年度黑龙江省外语教育学术交流基地研究课题“倒装句中焦点凸显现象的跨界面研究”（立项号：JD202100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