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

侯升飞

身份证号：230181198803283730

摘要：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对城市的应急响应、韧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深刻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路径，新兴技术和理念的逐渐发展成熟，为未来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面对日益凸显的城市问题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智慧城市建设给出了新时代的智慧解答。

关键词：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治理

1 智慧城市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数字城市”是人类对“智慧城市”的初步认识，它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数字化人类所参与的日常活动。“智能城市”作为“数字城市”的进化版本，纳入了基于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决策。“智慧城市”相比于“智能城市”，考虑范围更为综合、决策过程更为智慧、实践应用更为便利、群众接纳更为容易。当前的智慧城市概念，是整合了数字城市、生态城市和创新城市的立体城市概念，具有技术和社会双重属性，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企业、民众和环境交互的方式，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提高交互的明确性、灵活性、效率和响应速度。因而，智慧城市建设应该含有经济、治理、环境、人员、流动性和生活六大要素；智慧城市应该具有更透彻的感知、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和更深入的智慧化三个显著特征。

智慧城市是一种以生态环境为基础，提高经济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综合来讲，智慧城市涉及生产、生活和生态的方方面面。第一，通过智慧城市建设改善生产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第二，广泛推进公共设施的智能化建设，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智慧支持。第三，重视自然生态问题，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为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智慧城市建设，应以大规模异构型数据的获取、储存、处理和应用为基础，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与通信技术为技术支撑，不断推进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金融、智慧教育和智慧管理等基础建设。

2 城市规划体系中智慧建设的现状

2.1 智慧城市建设意识匮乏

当前，智慧城市的建设还停留在概念上，许多人甚至都没有听过，不明白其意义与功能，也就是没有什么意识。在我国的城市规划中，政府机关多以传统的方式进行规划，缺乏对智慧城市的认识，导致了设备、交通、电气设备的落后，以及对城市的规划观念的滞后。

2.2 实践过程中规划不合理

虽然近几年来，智慧城市的概念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它的起步时间太短，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支撑，使得它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并不多。尽管部分城市已将其纳入城市规划试验点，但在实践中因缺乏经验、规划失误等原因，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就当前几个主要城市的试点方案来看，很多城市在实施智慧城市改造的过程中，都是仿效国外的做法，导致其自身的特点遭到破坏，导致其建筑效率低下，丧失了其特有的文化。同时，由于科技发展不适应智慧城市的要求，导致了城市管理工作的消极、效率低下。

2.3 片面追求表面功夫

有的地方政府在智慧城市的设计与建设过程中不大注重实际效益，而是片面追求表面功夫。例如，有的城市到处都是摄像头和大屏展示，但却不大追求数据感知的质量、完整性和数据的整合共享，让大量的数据只停留在大屏展示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对采集到的数据通过数据开放平台，让相关领域专家和企业通过智慧分析、智慧计算和智慧运行得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分析，从而导致数据难以真正在城市的智慧运行和智慧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3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措施

3.1 增强智慧城市建设意识

要想建立一个智慧城市，必须要对人民进行意识培养。只有通过加大宣传、讲解等措施，使市民更好地认识到智慧城市的内涵与功能，才能而促进其发展。城市规划系统的构建是以公民为主体的，而城市规划系统的构建必须从这个方面来加强。我们要加强人民的参与，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人民。城市规划的终极目的就是要以智慧城市的建设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人民的幸福生活。所以，公众的观点对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中来，我们需要调动民众的热情，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体验到智慧城市的建设。加强城市规划人员对智慧城市的认识；在城市规划中，应抛弃传统的城市规划缺陷，自觉地将智慧城市的建设理念融入到城市的发展之中，并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把城市的发展推向智慧城市。

3.2 推动智慧城市的要素下沉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地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一方面，要持续深入推动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广泛嵌入城市基层治理结构有助于打造高效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的治理体系。要全面树立基层智慧治理的思维观念，吃透弄懂智能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应用中的各种可能性，完善城市基层智慧治理的软硬件基础设施，推动智慧家居、智慧生活的基层智慧化工程，以更智慧的服务和治理方式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关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供给。制度供给的下沉能够为基层治理数字化治理提供合法性的依归，通过持续稳定的激励举措激发基层治理创新，提升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可以借助制度的规范性、整合性功能，通过顶层设计，构建长效发展机制，为基层治理数字化变革提供支持和约束。而且，制度供给的下沉，更直接对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流程、机制和方式方法进行规范，并通过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风险防控体系，结合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消解基层智慧治理的潜在风险。

3.3 推动智慧城市的嵌入适应

城市具有多样性，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造就了作为创新中心、治理中心和文明中心的城市。因此，智慧城市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准则，也没有一孔之见的治理模式，需要推动智慧城市进行本土化的适应性治理，建设因地制宜的多样化智慧城市。具体而言，智慧城市并不是普遍逻辑进行发展的，也不是在一块“白板”上建设出来，这意味着智慧城市并不是以线性的因果方式进行发展，而是应该融入地方的参差纹理中，在“实际存在的智慧城市”中寻找在地化的解决方案。嵌入性理论强调一个事物进入另一个事物的过程，强调人类活动与周围的制度环境以及社会关系的互动，人类活动会不断嵌入社会关系与结构之中，并不断影响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形成。智慧城市要不断地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进行磨合，完成组织嵌入、文化嵌入、关系嵌入和认知嵌入。一方面，要将当地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智慧城市联系起来，有所侧重地打造问题驱动的智慧城市模式，例如，资源枯竭型城市更应该考虑智慧城市在进行能源转型、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应用；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应针对当地的要素条件和比较优势与劣势进行适应性的智慧治理，避免盲目跟风和无谓的技术迭代，避免一次次推倒、一次次重来的运动式治理。

4 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智能技术革命和城市化两股巨大浪潮的深度融合，智慧城市话语、理念与方法已经广泛嵌入到现代城市治理结构，以应对和回应当前这个越来越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时代。在这种强大的社会技术想象的加持之下，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智慧城市运动，其中于数量而言，我国是发展智慧城市的第一大国。

参考文献：

[1]张吉豫,刘先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J].群言,2021(03):4-8.

[2]吴如忠,时菲.把智慧城市建设融入社会治理创新[J].群众,2015(08):21.

[3].建设智慧城市  创新社会治理[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4(11):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