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我国银行国际化发展研究

刘宏宇

聊城大学商学院  山东省聊城市   252000

摘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外银行业遭受重创，全球金融格局开始调整，我国银行国际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机遇，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其自身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提升，国际化程度与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字长利润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过快推进银行国际化发展，将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关键词：商业银行；国际化；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进入了加速推进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年以前主要集中在商业银行为何要“走出去”，多以自我提升型动机（吴斌，2013年；王胜邦等，2014年）和追随客户动机（徐杰，2015年；田素华等人，2017年）为主。2017年以后的研究更为全面，涵盖了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机遇，包括银行业实力的提升（欧阳刚和方方，2015年；徐杰，2015年）、经济的快速发展（陈卫东，2016年；孙煜，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鄂志寰，2017年；钟晨和吴雄，2020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巴曙松和王志峰，2015年；李虹含，2016年）等；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涉及方式的选择：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可采取跨国并购为主，多种进入方式并存的国际化模式（孔庆洋，2014年；张军，2017年）和区位的选择：在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方面，东道国的市场机会和贸易引导效应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张同功，2016年），双边贸易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地理距离、文化相似性、政局稳定性、东道国市场潜力、集聚经济效应、自然资源禀赋、金融开放度等也是影响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严佳佳和张婷，2018年；张海波，2018年）。在布局位置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布局可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以及采用“先近、后远；先发达、后发展”的发展路径（林柏宏，2018年；杜婕和张墨竹，2021年）；国际化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人才较为缺乏（刘梅，2017年；魏勇强和张文静，2018年）、较大的海外监管压力（王兆星，2017年；胡浩，2017年；陈卫东，2019年）和金融风险的增加（唐建伟，2018年；钟晨和吴雄，2020年；蒋为等，2021年）等。

学界关于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绩效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的国际化水平、效益以及效率的测度，对于三者之间的关系鲜有涉及。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探究了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国际化水平与其效益、效率的关系，进一步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高质量发展。

一、金融危机后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现状

随着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增加、资本实力的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积极走出国门，以新建、参股和控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大型商业银行不仅能够分散风险、实现规模经济，而且具有技术和国际人才等优势，此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主。截至2007年底，中国银行境外机构数量达689家，工商银行112家，建设银行9家，交通银行7家，农业银行2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各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下降，为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减缓了竞争压力，提供了国际化的战略机遇，继续推进我国银行业外向国际化进程。截至2012年末，已有小部分商业银行走出国门，国有商业银行仍为主力军，其中中国银行境外机构数量达613家，工商银行383家，建设银行76家，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在此阶段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与国外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国际化更为注重境外机构数量的变化，往往忽略布局的优化选择。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加强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为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新时代，借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我国银行业海外布局不断优化，进入了加速推进阶段。2013年前后，我国国有银行国际化实现了“从慢到快”，非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飞跃，商业银行国际化目标不再是简单的“走出国门”，更加注重区位的选择，统筹兼顾。经学者实证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以及采用“先近、后远；先发达、后发展”的发展路径，综合考虑双边贸易额、文化制度相似性、自然资源禀赋、金融开放度等因素，基本完成全球化布局。具体而言，中国银行境外分支机构覆盖国家数从2012年的36个发展到2020年的61个，工商银行从39到49，交通银行从12到18等等，覆盖范围更广，布局更为完善。

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银行业自身实力的提高为其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保障。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萎缩3.3%，而我国上下齐力、众志成城，率先稳住疫情，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一是我国2020年GDP总量为10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经济增长逐季改善，产业结构总体稳定；二是我国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52.9万亿元，同比增长2.9%，经常账户顺差2740亿美元，与同期GDP的比值为1.9%，投资成为增长主要动力，且国际收支总体平衡；三是财政收入好转，重点领域支出保障有力；四是工业企业利润有所好转，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45万亿元，同比增长4.1%；五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6，比上年缩小0.0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等等。我国经济已开始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持续增长。同时，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0年的世界银行排名，中国四大行包揽前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位居榜首。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显示截至2020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319.74万亿元，同比增长10.25%，增速比上年上升2.14个百分点，负债总额293.11万亿元，同比增长10.39%，增速比上年上升2.70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72%，同比下降0.23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2.04%，同比上升0.09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30为14.70%，同比上升0.06个百分点，资本较为充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银行业的改革，我国银行业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具备“走出去”的底气与实力。

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行，沿线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化，为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根据2021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2020年人民币跨境使用较快增长，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28.39万亿元，同比增长44.3%，收付金额创历史新高，其中占比最大的国别或地区是我国香港，占比46%；其次新加坡占比12.9%；第三是英国，占比5.4%。而且截至2020年末，我国与2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由此可见，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积极进展，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开展贸易，提高企业与个人的金融服务需求，为我国银行业布局海外开拓了市场。且截至2021年6月，我国已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的认可与支持。2013—2020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359.2亿美元，年均增长5.7%，较同期全国水平高出2.7个百分点，截至2019年末，我国已有11家银行在29个沿线国家分设近80家一级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更全面、更方便的金融服务，同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化，为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2020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显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和招商银行占据BII（银行国际化指数）中资银行排名前十。其中，我国五大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BII均值达到13.51，是后五名银行BII均值（3.7）的3.6倍多，较2012年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二、实证分析

参考《2020中资银行国际化报告(Chinese Bank Internationalization Report 2020)》的排名，选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和兴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并截取2007—2020年的14年数据，共计168个样本观测值。各样本银行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各商业银行的年报，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存贷利差来源于Wind数据库，各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计算所得，其中商业银行资产总额来源于Wind数据库，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设定线性回归模型，其中：

1.被解释变量。以“非利息收入占比（ninr）”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其为正向指标。以“资产利润率（ROA）”来描述银行的盈利能力，正向指标。以“成本收入比（cir）”来衡量银行的运营效率，该指标与运营效率成反比。

2.核心解释变量。对于银行国际化程度的测度，学者多使用绝对指标（境外机构数量、境外雇员数量、境外营收等）或相对指标（境外机构占比、境外雇员占比，境外营收占比等）来描述，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银行的“境外雇员数量（i18n）”这一绝对指标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程度。

3.控制变量。选取GDP增长率（gdpg）、通货膨胀率（cpi）和存贷利差（instp）作为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size）指标作为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

通过豪斯曼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以lnninr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lni18n的系数为0.134***，lni18n2（二次方）为-0.00567*，lncpi为-3.341**，intsp为-1.640***；以ROA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lni18n的系数为0.0625***，lni18n2为-0.0150*，size为-0.0258***；以lncir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lni18n的系数为-0.0334***，gdpg为0.00866***，lncpi为-2.398***，size为0.00859***，intsp为0.269***。（*** p<0.01, ** p<0.05, * p<0.1）

三、结论与建议

第一，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有利于其自身创新能力、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的提升，且国际化程度与非利息收入占比和字长利润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过快推进银行国际化发展，将对其产生抑制作用；

第二，我国商业银行创新能力和经营效率还受到我国通货膨胀率、存贷利差或GDP增长率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在面对经济快速发展和较高水平的通胀时，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化进程中更加注重对创新能力和运营效率的提升；传统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发展的需要，我国商业银行需要积极转型。

第三，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也受到银行自身规模等微观因素的影响，规模越大，国际化管理和经营的成本越大、困难越多，盈利与经营的难度越大、效率越低。

总体而言，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的发展对其绩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银行国际化，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转型升级，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培养与引进专业化国际人才。我国银行业应注重培养与引进国际化专业人才，引领我国银行业积极“走出去”并提供发展动力；二是深化境外监管合作，提升监管技术水平。随着金融开放的深化，我国面临的监管压力增大，亟需加强境外监管合作，提高监管技术水平。三是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化进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存贷利差收窄、通货膨胀率上升等宏观不利因素的影响，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格局构建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加强与境外金融机构以及监管部门的沟通与交流。此外，还应注意不要过快推进银行国际化的发展，适度发展，注重国内市场，切勿本末倒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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