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药体系信息医学的本质特点

 陈军德

 广东 汕头

摘要：信息是构成生物体的三大要素之一，并且是沟通物质与能量的重要媒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人们通过获得，识别自然界和社会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不同的事物，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在人类医学发展史上，信息也是最早被人们认识到的医学科学要素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目前被许多人看作是一种“地域性”的医学）。作为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药学由于是根植于人体内在信息的传递，流动（流通），融合，转换，截击，介入等基础上的医学体系，故人们可以把中医药学的本质特点归结为“信息医学”。

  关键词：信息；人类医学发展史；上古医学；传统医学；信息医学

On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medicine in TCM system

CHEN Junde

(Shantou, Guangdong)

Abstract: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elements of organisms, and is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communicating material and energy, with special significance. People distinguish different things by acquiring and recognizing different information of nature and society, and then achieve the goal of understanding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Medicine is a very practical scienc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medical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is also the first element of medical science recognized by people and has continued to today (although it is a "regional" medicine). As China's traditional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med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transmission, flow (circulation), fusion, transformation, intercep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the internal information of the human body, so people can attribut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information medicine".

Key words: information; History of human medicine; Ancient medicin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formation medicine

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研究者自“上古医学”继承下来的一门特有的医学科学，只是囿于历史上医学研究的局限性（以象性思维为主），对其本质特征和医学科学基本属性的研究大都隐藏于各种医学现象形成和发展的论述及实践中而未能予以系统的阐明，致使许多研究者将其看作是一种“黑箱”理论。如果不能及时地厘清这一点，将极大地损害中医药学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正常发展以及其在世界医学中的引领作用。

1   生命活动信息在经络结构体系内的流动成就了“上古医学”理论体系的创建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医史研究者通过对人类早期医学活动特点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几大古代文明体系早期的医学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与人体疾病发生和治疗有关的现象其实都与人体生命活动信息沿着一个内在的结构体系流动的规律直接相关。

1.1   “上古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均得益于对“经络”结构体系的认识

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医学文献  当属古代埃及的“医学纸草文”，它所记载的最早的医学活动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前（医神Thoth编写医学著作的年代）。 由于有制作木乃伊的习俗，古代埃及人对人体大体组织结构的认识相对较为全面，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在古埃及医学纸草文中还记载了一种伴随于医学干预活动中的结构体系—metu,并且认为它们具有传输血，气，粘液，尿液，精液等方面的功能；而在疾病情况下还具有运输和排泄病原体及各种有害因子的作用，围绕这一奇特的现象形成了古代埃及最早的医学理论体系。与之相比，继承于古埃及的古希腊医学同样也留下了对“phles”结构体系的记述(《希波克拉底文集》，在”论人性“一章中将其描述为”人体最初的四对脉管...”)；而古印度医学中的”nadis”；古玛雅医学中的“wind channels”也都是人类在早期医学活动中认识到的人体结构体系并且与医学活动息息相关。  我国古代文字出现的虽然亦较早（如甲骨文)，但是记载医学活动的却相对较少；即便是这样也有记载大约在10000多年前我国古人就已经有“砭刺”一类的医学活动，在这之后就有了对“经脉”结构体系的初步理论认识（同样是出自于医学活动—遍诊法）。

由于人类早期的医学活动主要挑战的是像疼痛这样一类的“疾病”，而那个时代应对疼痛又缺少有效的“药物”，所以人们只能是借助按压，热灸（熨），刺，割等较为简单的医学干预方法来控制它，这就形成了古埃及，古希腊医学中刺割，热熨点和中国古代的“以痛为俞，应在中而痛解”的系列治疗体系，并逐步总结形成了有关metu ，phles ，经络这样一些与病理活动和医学实践紧密相关的内在信息传递系统的理论认识。而这些对经络一类结构体系循行特点的具体描述，则大都是建立在砭，针，生活中的一些尖锐物品如豪猪的刚毛及热敷等刺激腧穴（“以痛为俞”）引起的“循经感传现象”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形成的。希波克拉底之所以被西方医学界称之为“医神”，就是因为其在临床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phles这一内在的信息流通通道进行医疗干预，因此较之同时代其他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疗效。然而受同时代盖伦学派的影响，人们对phles结构体系的认识被彻底清除，自此之后古希腊医学发展中信息的地位就被建立在解剖和实验研究基础上的“还原”模式取代，成为今天现代医学发展的源头。

由于信息是物质世界中除了质量，能量，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另外一个基本属性，具有“负熵”的本质特点，这是因为信息载体（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必须是建立在“自洽”的基础上，而这种自洽作用又必须遵循最优化原则，致使原来离散的信息载体逐渐进化为连续的信息载体，最终进化为具有生命信息系统的载体（有机体）并使之具有自我反馈，自我修复和自我调控能力等自组织的功能，所以它们具有与简单的物质（载体）所不具有的某些特征。

1.2    经络的循行与“是动则病”

关于经络循行最为完整的记述出现在《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中，以手太阴肺经为例：“...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下循臑内，行少阴心主前，下肘中，循臂内上骨下廉，入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端。其支者，从腋后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而与其相关的病理活动现象则主要表现为“...肺胀满膨膨而喘咳，缺盆中痛，甚则交两手而瞀，此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渴，烦心胸闷，臑臂内前廉痛厥，掌中热。气盛有余，则肩背痛风寒，为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除手太阴肺经外，其他十一条经脉也都各自有其“是动则病”的明确记述，表明人体生命活动信息（这里主要是指病理活动信息）沿着经络结构体系流动（融合，传递，转换等）可以表现出其病理活动的诸多特征。与此直接相关的则是”...为此诸病，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热则疾之，寒则留之，陷下则灸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治疗原则的确立。所有这些都是得自于“以痛为俞，应在中而痛解”的思维模式，与临床上相应针刺手法结合起来看，这些都明显是出于”信息融合“的理念创造形成的。

现代中医临床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体各系统重要器官组织发生病变时，确实可在体表相关部位（经络循行部位）形成许多”痛敏点“，经免疫组化等方面的研究证实，这些痛敏点处的相关细胞生长因子，炎症介质等的含量与病变器官组织大体相一致且明显高于相邻对照部位，说明经络结构体系确与相应器官（脏腑）组织病理活动信息的传递直接相关。而在人们对不同针刺手法作用机制的研究中也发现，在这些痛敏点（腧穴）处进行针刺治疗时，其治疗效应的取得与针刺时对腧穴处生物应力刺激信息的形成直接相关，即”补虚“针法以局部提高的生物应力有关；而”泻实“针法则明显降低了腧穴局部的生物应力，提示其治疗效应的取得与不同针刺手法与腧穴处相关病理信息的”融合“紧密相关。

由此看来，由于经络结构体系及其生命活动信息流通通道的信息交换（传递，融合，转换等）作用，使得其中的细胞生长因子，生物活性物质及生物应力等与生命活动有关的信息得以整合在一起（包括有机体内部，外部的损伤因素和器官组织细胞更新与功能间的相互转换等）以此构建起一个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状态的总和平台。在这个平台里，组织器官对所有这些相关信息产生的反应（现象）得以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一定的生命活动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运行着，以此确保有机体整体生命活动连续，有序地进行（“行气血，营阴阳，调虚实，决死生，不可不通”）并以此构建起”上古医学“共同的理论体系（尽管只是对种种相关现象的综合认识）。利用红外辐射仪观测到的“脉冲式”循经自发式辐射轨迹和共焦激光显微内镜发现的”体内液体流动高速公路”现象都证明这种有序的“脉动”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并沿着一定的结构通道自动地运行。

2    生命活动信息有序流动对器官组织功能代谢活动的影响及判断

“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史记.扁鹊苍公列传》），汉代司马迁以官方史书的形式揭开了扁鹊行医，游历并取得巨大成就等无可争辩的历史史实。虽然自扁鹊行医到司马迁著述《史记》期间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在那缺少文字记载资料的年代，尽管是执掌着中央政府记录历史的史官，其所能够拥有的资料也是十分有限的。但作为我国中医学继往开来，开辟前进道路且取得巨大成就的医学宗师，其对当时医学发展的影响远非远古时期“黄帝”“岐伯”那样的虚幻人物可比，而且像“脉法”（切脉诊）那种当时由著名中医掌握的“顶尖”技术（独步于世界医学之林）并且成为他们了解病人内在脏腑，气血，阴阳等状态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像前贤（扁鹊，苍公）那样“尽见五藏癓结“神奇技能的人，令当代史官印象深刻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独有偶，在传统中医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中，第一部专门论述”脉诊“的专著—《脉经》（魏晋王叔和）—也是在扁鹊医书《脉经》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形成的。近年来的研究认为，生活于魏晋时代的太医令王叔和，由于身处宫廷之内，能够接触到许多别人接触不到的医学书籍，而他本人可能也是扁鹊医派的传人，于公于私都是乐于整理这方面医学文献的，这一点在《脉经》的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脉理精致，其体难辩，弦紧浮芤，展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况有数侯俱见，异病同脉者乎！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之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侯形证...诚能留心研究其微环赜，则可以比肩古贤代天夭横也“。由此可见他本人对脉学，脉诊的理解和感吾远比通常医家深刻的多。后人将这部著作视为《黄帝内经》与《伤寒论》《频湖脉学》之间的一部过渡性医学著作是不无道理的。

   《难经》则是自《黄帝内经》修订成册后，第一次对其总体学术思想进行证伪，发诘的理论著作，只是其著述人难以定论，虽然《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记载是由扁鹊的学术著作演化而来，但少有证据。目前认为成书大约在东汉时期的医学著作，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离不开扁鹊医派学术思想的影响（也只有扁鹊医派具有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对《黄帝内经》的学术体系进行全面深刻的发诘，证伪）。一个明确的史实是由该书首倡的“独取寸口”的学术观点，就是出于扁鹊医派的医学实践。尤其重要的是，《难经.一难》中对此一学术观点做出的解释：“...十二经脉皆有动（病）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法，何谓？然，寸口者，脉之大会，手太阴之动脉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万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周于身。...故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寸口者，五脏六腑之终始，故法取于寸口也。”明确指出人体中的“气”是随着血在十二经脉中运行的（现代研究已经证实经脉中这种脉冲式的“行气血”现象是客观存在着的），并进一步地指出，这些气血经过经脉（经络），脏腑之后（运行一周）会把其在这些器官组织所受到的影响（相关信息）反馈到“气血运行”的源头（“五十度复会于手太阴”）处。尽管没有经过实验验证，但这一推论历经2000多年中医临床诊治疾病实践的反复验证，其科学性自然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为使“寸口诊法”与临床诊断相契合，《难经.十六难》又提出：“脉有三部九侯，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为此提出利用“内证”和“外证”的方法辅佐寸口诊法的办法：“假令得肝脉，其外证：善洁，面青，善怒；其内证：脐左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四肢满，闭癃，溲便难，转筋。有是者肝也，无是者非也。“其他各脏（腑）也都列有相应的”外证“和”内证“，用来与脉诊合参，以此形成传承几千年的”四诊合参“的诊病方法。

   这种将经络结构体系内流动（通）的信息（气血运行或病理活动，医学干预相关信息等）对组织器官功能代谢活动产生的影响最终反馈到脉诊起点（寸口）处并通过对寸口部”脉象“的细心察验得到对这些器官组织所患疾病（病理活动的运行状态）的主观认识，无疑是上古医学向传统中医学转换发展的关键环节，即通过人体内信息转换对整体功能代谢活动的影响（调节）进行深入的医学思考和实践取得的历史性，阶段性成就。

3   “中道最良—神农尝百草”

    利用药物对病理信息进行”截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误食某些有毒植（食）物从而引发呕吐，腹泻甚至死亡等，经过无数次的经验积累，他们才逐渐地认识到某些植物对人体是有益的，而有些则是有害的，还有一些能够治病，从而形成了一些关于药物的知识。但只有经过理论的提升它们才有可能成为人类医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神农本草经》无疑就是这一方面知识的集大成者，只是原书早已佚失，《汉书.艺文志》中只是分散记录了一些有关的论述，直到北宋李昉在其编写的《太平御览》中将能够收集到的前人有关著述进行辑留时，才将《神农本草经》的一些有关情况公布于众，其中有一条是有关本书写作宗旨的，即“神农问道于‘太一小子’始撰本书”的传说，日：“神农稽首先拜，问于太一小子，日：‘曾闻古之时寿过百岁而殂落之咎，独何气使然耶？太一小子日：‘天有九门，中道最良’。神农乃从其尝百药，以拯救人命。”相对于《黄帝内经》中人之长寿主要与养生有关的理论，《神农本草经》中以药物纠正因病失衡的理念更易为医家（者）所接受，只是在医学理论体系中岐黄医派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使得药物治疗的临床实践多以民间验方，经方的形式存世，这一点可以从单独传世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看出端倪。

改变这种两派分治格局的仍然是传统中医的开启者—扁鹊，《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曾明确指出：“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只是这毕竟是史家的评论，并没有明确的医学著作（述）作为证据。2012年成都老官山出土的汉代医简填补了这一空缺，经过专家们的整理，研究最终将其归为10部医书，由于在这些医简中反复多次出现“敝昔日“的字样，而“敝昔“正是”扁鹊“在汉代的通假字，证明这批医简当属扁鹊医派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从其中所记载的内容看，其有关望诊，脉诊，经络循行，针灸针法，方剂配伍以及对疾病的论述等，都与《史记.扁鹊苍公列传》中记载的医案相近，其治病的方法与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每方只有一两味药相比，老官山医简《六十病方》记载的病症则有近百个，医（经）方总数在81首以上，剂型达到8种，所使用的药物也达到170余种。经过分析比对，《六十病方》中不少病症名称在《汉书.艺文志》中也都处在非常突出的位置，所记述的内容亦与汉代医学文献目录中”经方“的高度契合，因此研究者们认为《六十病方》的成书（记述）年代要早于《汉书.艺文志》，为一地方性医学文献，具有明显的学术过渡性质（早于《黄帝内经》晚于《五十二病方》）。

在具体治疗方法上，《六十病方》中实际收录的经方计有68个，其中仅只有1味药的计有18首，大约占此书方剂总数的26％；两味药以上者计有50首，其中7味药以上者计有14首，约占20.5％。从记述的方式看，《六十病方》的“病方简”大多以“治某某（病症）”开篇，随后列出治疗药物，以此强调其治疗的目的性，除此之外亦有明确标明“治某某方”的，随后列出治疗药物。这样两种情况都与“治百病方”及后世的《肘后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方》等早期中医方书中命名和记述方式（格式）基本相同。其复方中的配伍亦有较高水准，例如其“治某疝病方“用桂枝，干姜，芍药，参，谷等组方，（老官山汉代医简中”简156“），所主要使用的药物与300多年后《伤寒论》中的基础方”桂枝汤“的药物组成基本相同，仅只未用甘草，但此方中所用”谷“的功效却与甘草基本相近（药性相近仅药力有所差异）。

   中草药在进入临床治疗时之所以主要是以方剂的形式存在，是因为我国古代医药学研究者们一开始就发现，它们在发挥临床治疗作用时分别是以不同的方式起着作用的。《神农本草经，序例》中就曾说明中草药配伍使用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们“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不合用也”。随着医学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人们学会了利用方剂代替单味药对一些较为复杂的疾病（证侯）进行治疗的方法并逐步成为中医药学进行医学干预的主要手段。而正是这种合理的“搭配”，传统中医药的中草药告别了“简单”，走向发展，主要表现为其功效的多重性和广泛的适用性上。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尽管中药组方与针灸治疗无论是在物质形式上还是在使用方法上都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但是它们在本质特征上则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即都是针对人体内循着经络结构体系流动（流通）的生命活动信息以自己所特有的作用形式对其在不同背景下的活动特点产生特有的影响（不同信息的融合，转换）。由此看来，扁鹊医派不但创新了上古医学中的一项重要的诊断技术（以切脉为首的四诊“合参”），而且随着切脉诊使得医者“尽见五藏癓结“进而将临床治疗的触角直接延伸到了”经方，验方“，从而将民间医疗经验纳入到了其医学理论体系之中，同时也将”神农尝百草“及”中道最良“的理念和原则引入到了其临床实践中，使得我国上古时期的两大医学流派融合为一体，以此开创了绵延2000余年的传统中医药学的发展历程。

4    辨证（病）论治：信息流的辨别（识）与转换

总起来看扁鹊医派对我国传统中医药体系的贡献远不止”开宗立派“这样简单，这一点人们可以从我国历史一些早期的非医著作者的评价中看出。西汉早期的《淮南子》中就有”所以贵扁鹊者，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秘息血脉，知病所生也。“秘息血脉，知病所生”显然已属临床医学实践的较高境界（更深层次的医学问题）。《盐铁论》中则称：“扁鹊抚息脉而知病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之而调阴，寒气盛则损之而调阳”的论断则进一步深入到了对病理信息进行主动干预的层面。由此可以看出，在后人眼里传统中医的创立者—扁鹊的历史功勋并不在于得了什么病用什么药来治疗（这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于他使人们认识到“经脉运行气血—是动则病”（病理活动信息沿着经络结构体系传递流动）的客观运动规律在疾病发生发展和医学干预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努力地将这一内在逻辑应用到中医诊治疾病的临床实践中，为后世中医药学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1   辨证：医者对病人体内信息流的辨识（辨别）

我国古代对“证”的本义认定为证据，证实，证验，症状（临床医学）等，从这点看中医所谓的“辨证”与现代医学“循证”的“证”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所不同的仅仅只是具体的操作内容。现代医学“循证”讲究的是根据相关疾病引发的“物质流”的改变寻找有关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证据，使得其医学实践循着客观证据有针对性地进行，以此确保治疗的有效性。相较于“循证”对“物质流”的追寻，传统中医的“辨证”则是针对人体器官组织产生病理活动时的“信息流”进行辨识（辨别）的过程。这是因为传承自我国上古医学的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对人体生命活动信息在经络结构体系中流动相关事实基础上的逻辑推理（藏象，阴阳五行，气血津液，寒热虚实等得自相关信息流动对器官组织功能代谢活动的影响），而其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也是基于经脉“运行气血”作用基础上发生病理改变脏腑气血运行方式变化后将其信息反馈回运行气血经脉源头—寸口—进而“尽见五藏癓结“的逻辑发展。这样一来在中医的临床实践中，将药物性味组合起来以”截击“疾病”信息流“在人体内的流动及转换就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这一过程最大的不确定性就在于利用”切脉诊+四诊合参“所得到的有关疾病（病理活动信息在人体内流动及转换）的认识是不是其疾病本质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因为受历史发展局限性的影响，传统中医虽然认识到人体生命活动信息循着经络结构体系流动（流通）决定了生理（藏象，气血津液，阴阳五行等）病理（邪正，虚实，寒热，表里等）乃至医学干预（“应在中而痛解）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对这些信息的客观存在特点（物质性）的认识则几乎都是间接的（即通过这些信息对器官组织功能代谢活动产生的影响），这样人们就必须从多个层面来汇总，归纳这些由信息决定的现象，最终归结为”证侯“的认识，因此其对证的认识就只能是”辨“（辨别，辨识）而不是追寻。

其次，由于人体内信息的流动一般都是没有明确”边界“和时序的，而经络结构体系的存在方式又是”多元性“的，有些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仅凭与信息相关的现象人们是很难将它们归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共识“的，即那些现象是与疾病本质特征有关的，那些现象仅仅只是”伴随性“的；那些是由”病理“信息引发的，那些是由生理性反应形成的，那些是原发性的，哪些是次生性的？这就需要人们通过对相关现象的仔细辨识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以此使其所得疾病信息真实可靠，为治疗打下坚实基础。

再次，这些与病理活动相关的信息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多元复合性的，既有与致病（损伤）因素有关的病理性信息，同时也有机体修复损伤的生理性信息；有病变局部对相邻（关）部位的影响信息，也有相邻（关）部位器官组织对病变局部的影响信息，如此等等。因此不能简单地予以归纳，而是要根据多个层次的复杂相关关系将与这些信息相关的现象（证侯）分清主次，去伪存真。

4.2   “辨证求因”与疾病信息流源头的辨识

由于疾病相关信息流具体表现在多个层面和多个器官（脏腑）组织中，因此要想对这一复合性的“信息流”的本质特征做出判断，就必须有一个“总纲”性的前提。传统中医在辨别证侯（疾病相关的复合信息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辨证求因”，这一点可以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的思维模式中得到证明，即在“观其脉证”（“尽见五藏癓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推求是何种病因（引起疾病的原因）作用于机体，从而产生了那些病理反应，以此将与该次疾病有关的“信息流”总和（集中）归纳起来。这时的“因”实际上包含了病因，病机与机体的相互作用，而其证侯（与该次疾病有关的病理活动信息对机体脏腑组织功能代谢活动的影响，包括症状，病侯，体征等）其实就是一组内在相关的受致病因素影响发生的证侯群。如何将这些相关信息联系起来构成的疾病的总体认识就成为医者关注的焦点。这样一来病人患病时特定的病因病机就成为总揽其信息流变化的核心，例如咳嗽时的“肺失肃降”，胸痹时的“阳微阴弦”，消渴时的“阴虚燥热”等。尽管粗略地看起来这些认识显得比较粗放，但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相关“信息流”的基本变化过程 。     

4.3   分层辨证使医者对”证“的认识逐渐深化

从传统中医”辨证“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他们辨别证侯（与疾病发生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信息流“的客观外在表象）的过程随着理论概括，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步深入，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不同的层次：a，初期阶段以表里，虚实，寒热，阴阳等基本的病象（病位，病性，病情等）为体征的辨证（辨识），简称八纲辨证，并将其与四诊，证侯相并列，成为中医辨证的总纲，以此获得有关病位，病性，邪正斗争盛衰和病证类别总的印象，是认识疾病共性的主要辨证方法，可以起到执简驭繁，提纲挈领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病因辨证（八纲辨证在病因方面的深化和具体化）及气血津液辨证（是对病因辨证不可或缺的补充）等方法。B，脏腑经络辨证的形成及提升：脏腑辨证最早是在以“脏腑经络辨证（病位辨证）”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张元素《脏腑经络标本用药式》为底本，在临床实践中将脏腑经络与虚实寒热相结合，从生理向病理过渡，明确列出脏腑经络的具体指征，使得临床治疗更具有针对性，在临床实践中中医的诊断大都会归结到脏腑，经络（六经）上来。C，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任何一门医学都是围绕着对“病”的认识展开的，中医当然也不例外，在我国早期的甲骨文就已见有对“病”的最早描述，而在开创辨证论治模式的《伤寒杂病论》中其每章的开篇都必有“辨某病”然后才是按“脉证并治”的方式展开论治的。清.徐灵胎在《医学源流》中更是明确指出：“欲治病者，必先识病之名，能识病之名，而后求其病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当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状所以由异...”。现代中医研究者则认为，疾病是由致病邪气作用于人体并使正气与之抗争（信息交融，损伤—修复过程开启或交替等），从而引起器官组织功能障碍，代谢异常等的生命活动过程，反映了某种疾病发生发展全过程的总体属性（信息流的外在表现）体征和基本规律，这自然也是人们认识疾病证侯并进行诊断（辨证），预防，治疗的内在依据和理论指导。辨病的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病机”（疾病的“物质流”变化），这与辨证强调的“阶段病机”（疾病发展某一阶段“信息流”变化）是有一定差别的。在临床实践中，离开病（如癌症，艾滋病等）而单靠辨证，往往收效甚微或贻误诊治时机。至于不同疾病间对同一证侯的临床用药呈现明显不同的特点（如同为肾阳虚证，五更泻用四神丸，阳萎则选择右归丸合赞育丹等）以及肝气犯胃的胃脘疼痛究竟是胃炎引起的还是胃部肿瘤引起的，他们的处置方式无疑亦是截然不同的。

从医学实践的角度看，无论是现代医学强调的“循证”还是传统中医强调的“辨证”，其基本的含义都是一样的，即强调人类的医学活动（干预）要建立在客观“证据”基础上，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追寻（遵循）疾病发生发展的证据，即通过实验研究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寻找与疾病有关的物质（包括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的以及医学干预机制方向的等），这些物质性的证据具有广泛的可操作性，唯一的缺憾是它们对疾病发生发展的认识都要经过一定的时间（程序）来完成寻找的过程，同时对这些物质性因素的认识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对生物应力刺激信息的“量”化，对病原性生物致病性的破译（尤其是发生突变变异的）等。与之相比，传统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却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许多质疑，这是因为人们对这里所要辨别的“证”的外延—证侯—的认识趋于表象（现象），而其内涵则因对中医药本质特点的认识多年来少有突破性进展流于表面。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表明，人类早期的医学活动在几个主要的古代文明地域几乎都表现出一个共同地的特点，那就是在他们在不自觉的医学活动中不约而同地先后认识到人体疾病（以疼痛为主要特征）的发生发展以及人们的医学干预信息都是通过特定的结构通道（经络，metu，phles等）有序流动（传递，融合，转换等）相互影响的结果，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包括古埃及，古希腊的上古医学和现在的传统中医药学（后者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将它们进一步地发扬光大，形成了以“切脉诊”为代表的诊断技术和以“辨证论治”为代表的临床实践体系），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信息的存在，传递，转换，辨识，利用作为自己特定标记的。

创建一切宇宙万物的最基本单位是信息，因此信息是比物质更为广泛的概念和思维范畴；而生物信息则是反映生物运动状态和方式的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香农.1948），且它们还与非生物信息之间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说明物质世界的超广泛联系性，这些都是“物质流”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所在。况且还有电子信息，量子信息这些更深层次的认识层面有待人们去发掘，而这些层面的信息会对人类的医学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目前还不能做出准确的的判断，因此由传统中医药学继承发展的“信息医学”不但不能予以遏制或改良，还应该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尽一切可能的给与支持和帮助，相信必然会对未来的医学发展有所裨益，这样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和将来，是短期还是长期的眼光看信息医学都将是人类不能放弃的或无法放弃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陈军德.人体中的新系统：经络：从功能活动中发现的奇特组织[M]  西安：西安交大出版社，2003年 第一版

[2]  陈军德.经络的运行[M]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19年

[3]  陈军德.经络与中医医学模型[M]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19年

[4]  陈军德.经络与损伤修复[M] 香港：中华文化书局，2021年

[5]  陈军德.经络与生命活动信息的流动[M]）香港：中华文化书局，2021 年

[6]  左海燕，吴生兵，周美启等：吴崑“针药一理”学术思想探讨（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1（3）：81—83

[7] 张宇鹏：中医辨证思维框架探析（J）北京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1年 27（1）4-9

[8]宋尚晋，岳小强：论辨病与辨证 （J） 济南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8 42（5）381-383

收稿日期：2023-1-29

作者简介：陈军德（1955-），男，主治医师，研究现代经络，中医基础理论40余年，著有人体中的新系统：经络—从功能活动中发现的奇特组织；经络的运行；经络与中医医学模型；经络与损伤修复；经络与生命信息的流动等多部专著和经络实质揭析，全程式与全景式…等10余篇论文，现为广东省中医药学会基础理论专业个人会员。tel：[phone]，E-mail：[e-mail]

修改完成于2023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