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徐焘

中国自东汉起实行的盐铁官营制而不是官配(给)制就是政府把握市场经济。被奉为“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政府时时都在有倾向地干预市场，包括调整基准利率影响市场热度，对外侵略或策动乱局刺激军事工业，动用民力拯救股市，资助出口农产品，特别是对外发动贸易战。说美国政府不干预市场纯属文过饰非。然而不少经济学家却以“瞎子摸象”之道来看待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图19-1)。

 

计划督导市场 利润主宰全局

图19-1 对计划督导市场与利润主宰全局背道而驰的误解

马克思曾经提道：“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①企业家如能沉浮于市就必须适应全局的需要，否则将造成供需脱节被迫及时调整。所以不能把市场经济错解成个别生产者的为所欲为。另一方面，计划经济的推行者只要尚能运作，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置身于市场经济的空间里，只不过对某个买方或卖方实施一定的优惠待遇。所以不能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方针错解为超脱市场规律。

经济学界需要厘清：私有制与公有制下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何者是否受政府的计划调节，而在于这种调节的倾向性及其力度，私有制下的政府代表少数有产者的利益，所以它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相对立。公有制下的政府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所以不可像西方舆论那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与企业的市场行为对立起来，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19.1 市场经济跨越的时代

不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是一回事，是否利用市场经济谋求剩余价值是另一回事。马克思就市场经济说过：“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绝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②

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产生于资本主义之前，也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前提。不能反过来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制度的副产品(图19-2)。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既然个体、集体、私营和国营经济仍然并存，就唯有受国家督导的商品市场才能把它们融为一体。所以价值法则在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中不但不会消失，而且还能被用作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手段。如果完全否定市场经济，也就完全否定商品交换，人们将退回到自给自足的氏族公社。

经济形态	氏族公社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计划经济
		生产资料所有方 按计划调控市场
市场经济

图19-2 经济计划调控商品市场的历史性

货币是以货易货的商品市场催生的交易手段，因此有货币必有市场，即使贵金属货币演变为纸币也是如此。有松有紧的政策性价格必定围绕市场经济的价值法则运作。唯有无偿调拨产品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其实早期的粮食和棉织品票证制以及历次的五年计划只是政府干预商品市场的手段，买方还必须支付人民币表明那仍然是市场行为。有论者称市场配置资源和计划配置资源是“两种主要的方式”③，其疑点在于忽略二者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更有论者徒劳地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孰优孰劣，就像询问车辆的前后轮何者为要之无解。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对总统尼克松献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也是美国针对发展中各国的三大撒手锏。由此可见，试图摆脱本国经济计划的唯市场论者将自投霸权主义经济的怀抱。

曾经被绝对化为“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超脱市场经济。斯大林于1951年提道：“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条件下，还必须保留商品生产。“④中国在1959年纠正极“左”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时也重申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法则。可见，尽管当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还远不完善，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并非20世纪末的创见。有作者称中国在20世纪末“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不过是国家计划鞭长莫及的那部分私营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更能发挥的反映。

不立足于任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市场经济只是抽象的观念，它甚至不适用于小生产者的商品社会。规模化的市场经济既可能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可能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今的原油、粮食和铁矿石价格受美元集团控制的局面正在被新兴国家突破，并影响到几乎整个国际市场。如此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超社会形态的“公平、宪政和民主的市场经济”。

追随新自由主义的公智们常以抽象化的手法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偷换成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观念(图19-3)。另一些高度热情的论者申言：为防范私营者利用商品市场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一概反对市场经济。这好比为防治洪灾而围堵江河，结果是堵不胜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超社会性质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图19-3 市场经济观念的变幻

19-2 国家计划调控商品市场

氏族社会依靠自有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取得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必与外界交易，也就没有商品市场，但是必须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劳动。马克思曾经以小说中的鲁滨孙为例推论：“设想有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作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⑤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任何公有制社会。

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二者的关系犹如缰绳与坐骑的关系。如果有坐骑没有缰绳，骑者只能受坐骑支配。如果有缰绳没有坐骑，缰绳就毫无用处。以缰绳驾驭坐骑也须要因势利导：既不能软弱无力，也不能操之过度。前者无异放任市场，后者犹如硬性指令。偏重一面者莫如重温骑马或驾车，然后再研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的关系。可以说，理智的计划经济是显性的计划隐性的市场经济，顺行的市场经济是显性的市场隐性的计划经济。

就市场论市场，就计划论计划，架空经济计划依托商品市场和对的督导，是当代经济学界的常见病。为了有计划地调控市场，比如把握房地产业的供需平衡，并且粉碎国际热钱做空中国的企图，必须金融业置于国家计划的框架中，而不可任其独立地沉浮于市场。对公有制社会而言：

计划经济在原则上并不错，问题仅在于有些计划的运作者既没有充分立足于市场，也没有充分提携后者。但是那并非把失误强加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理由。

市场经济在原则上也不错，问题仅在于有些“公知”把市场经济极端化到不受政府调节的程度，甚至与私有化观念纠结不清。实行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必将加剧国内贫富悬殊和遭受全球经济危机的牵连。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正是纵容私有化和彻底放弃国家计划的所谓“休克疗法”。实行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必定会酿成国内贫富悬殊和遭受全球经济危机的牵连。

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兴起的当代，国家计划调控商品市场的精确运算已不再遥不可及。只要把谋取企业私利的目标改为保证全社会供需平衡的目标，当代大型连锁店的购销程序就是这种二维运算的雏形。最不利的情况是二元一体的宏观计划与商品市场物唯利是图者把持，以致使社会利益极度分化。

西方政府在经济顺行时看似不干预市场，其实是当各个大财团的市场行为大体平衡时无须叠加指令性计划。然而在各行其是的大财团操之过度时，也需要由政府变革税制税率、操控某些产业、干预某些对外贸易。那就像人体的日常保健，属于渐进性宏观调控。而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下，大财团会要求政府救市，那就像抢救垂危病人，是应急性宏观调控。所以西方财界和官方都在交替地实施市场调节为主和宏观调节为主。

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世界还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主，周期性经济危机是无序竞争的结果。始自列宁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取代了自由资本主义，大财团操控市场就像菜霸横行街市。

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宏观经济学是挪威人拉格纳·富里奇在1933年首先提出的。另一种说法是，它属于英国统计学家约翰·凯恩斯在1936年的创见。但是这些誉满西方的经济学家都只在私有制的框架内研讨，而私有制恰好是市场无序的根源和宏观调控的障碍。历史事实证明，用他们的学说根治不了西方的周期性危机。

马克思早在1867年就提到：“在工厂内部的分工中预先的、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 ⑥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市场在各个生产者的层次上对私营经济的调节，而对公有制社会在全社会的层次上引导市场则另有论述。

马克思表述的公有制经济全局是：“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劳动各种职能的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⑦这里的前一方面指各种实物性使用价值的比例，第二方面指生产者按劳动时间的比例获得消费品。

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把马克思早已分述过的各个生产者与全社会的经济行为分别称为“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并没有实质性的创意。

作者郎咸平在涉及“中观经济学”时称：“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是个人，宏观经济学讨论的是国家。中间缺个环节就是微观和宏观经济学都没有讨论的产业。……《资本论》弥补了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缺失的中间环节。”⑧其实，对立统一的局部与全局的涵盖性原本就包含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中，再提出“中观经济学”犹如画蛇添足。

蒋学模等作者称：“马、恩的理论以及在马、恩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实践，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⑨这种看法与其说来自东方，不如说来自西方，同公有制下计划引导市场的实践毫不相干。何况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充分实行计划经济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指早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如今各国贫富悬殊继续加深，而国家计划对市场的调节究竟更倾向为百姓谋利的“传统的计划经济”，还是更倾向任从谋利者为所欲为的”创新的市场经济”，取决于某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表19-1）和政府决策。

所有制观念	利益倾向	对计划督导市场的理解
公有制	劳动者	对立统一关系
私有制	有产者	中央计划经济

表19-1 各种所有制观念者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理解

中国始自20世纪末卷入“下海热”的不只有公职人员，而且有国家工业部门，二者都为公有制国家计划式微。于是石油化工总公司从化学工业部分离出来，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也从冶金工业部独立出来，铁道部稍后被划为交通部属下的总公司。不仅如此，许多工业部门都陆续撤销。就连“经济计划”都一度被改称为“经济规划”，意在推行不受计划督导的市场经济。

对这些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作单独和贬低的资产评估之误，已经在本书第10章里分析过。从当今诸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可见：关键并不在名义上是工业部还是总公司（美国食品医药部并没有对这两个行业做行政性指令），而在于是否用计划调控市场。但是众多经济专家既不具备也不练就用计划驾驭市场的能力。他们的本领就是在尾随市场时排斥计划的调控作用。

作者胡祖六在评论宋鸿兵所著《货币战争》时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因其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危机。”⑩

《货币战争》书卷就货币论市场的取向固然有待商榷，但作者胡祖六所言更令人费解。他认为任何政府都不可干预市场经济，应当通过“全融体系分配资本”来运作经济。可见他并非一概排斥计划经济，而是认可国际大财团主导的超级计划。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1月4日对钢铁和煤炭行业发出“严控增量、主动减量、优化存量”的号令，就是要求用应急性计划来调控一度高歌猛进的商品市场。这首先适用于房地产业，进而涉及钢铁、水泥、装修材料和家具业。化肥和农药的产销量更不能任由市场调节。尤其需要立法严控氰化钾和水银之类的有毒化工品。

另一方面，须要构筑有倾向性的市场条件乃至指令性计划来超前提高粮食、农机、牲畜、水产、林木、排灌设备的生产，而不能坐等滞后的市场自我调节。

我们不必在此列举过剩和不足产能的项目，如非不得已国家也无须强力贯彻一切产品的计划指标，而可以通过计划价格和税率因势利导市场走向。何况“马后炮”式的刚性调控不但理不清绝对市场化造成的乱局，而且会加剧失衡。

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有倾向地调控商品市场就是计划经济，因为计划经济要透过商品市场实施，不可能也无须从计划中心把各项产销计划直达基层。比如除粮食、民居和相关的生产资料应当超前计划外，不必指令农民和市民产销多少禽蛋，而是把握市场容量和商品价格来引导他们。

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私营企业热衷不干预大市场的小政府。于是宏观自我调控到什么程度就以对市场与计别关系其说不一的格局出现。其实完美无缺的市场和计划都不存在，但是不能因此把计划调控市场的必要性与其可能的缺陷混为一谈。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胡乱抓狂也难逃理论上的破产。

坚守土地和矿藏实体的国有权是对其开发业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而不能通过微观性市场价格寻求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结合点，因为能代表全社会利益的政府就涵盖这两方面。何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公营还是私营者都不可垄断国有资源开发权，只能承担开发工程和经营项目。他们在获得工商业平均利润之外，有责任把超额利润作为资源补偿费、房地产税、土地增值税或超额利润税足额上缴国库。价格机制固然重要，但试图用单一价格杠杆撬动经济全局并不能保证实物效果。如果粮食储备不足，单靠调节粮价解围是缘木求鱼之举。

公有制经济宏观调控的灵魂是全社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理念。巨型水利工程始自夏禹，是炎黄子孙搏命之举。而当时还不是商品社会，无人知晓价值和价格为何物。商代以来一切物质财富虽标以价格，但仍然要实施指令性开发计划。从秦代的灵渠到当今的南水北调工程都需要前瞻百年，等不到滞后的价格机制来启动。这些工程虽有造价，但那不等于其经济功能，必须对整个项目另做二重性宏观效果的评估。给覆盖全国的铁路网乃至整个国有资产标以价格必定以焦头烂额告终。

公有制社会可以认识和驾驭商品市场规律，不容谋取私利者在市场上通过不等价交易夺取公有财产和剩余价值。有作者按西方经济学理论做土地和矿藏的资本化管理。是明修变革管理方式暗渡国有资源的私有化。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的物质供求会透过市场相互平衡，而商品市场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计价交换。在以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唯有通过商品市场才能共建社会经济。即便如此，也不能错把不过是中介的商品市场当作供求信号的最源头，看不到市场背后仍然是他人的实物供求，以至漠视社会生产最基本的目的，也不理解任何社会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按需分配，包括教育、医疗、备荒、防灾、免疫和国防。

广而言之，需要把唯产值和利润是求的市场经济扭转为包括实物循环和费用合理的多重性指标。开发商谋求单一币值型利润的作为至少不能免除实物性使用价值的承载作用。而当社会对使用价值的需求更加突出时，往往要求经商者增产、限价和缴纳增值税。美国南方在盛夏规定空调室温下限即属此例。最极端的情况是：各国在战时和严重自然灾害下都要实行实物配给制。

无论称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政府对生产的督导并存，还是称前者是微观运作后者是宏观调控，都是把握局部和全局的对立统一关系。只是在不同的所有制下这种运作倾向不同的社会群体。把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并列的提法，诸如“计划与市场手段并用”“大计划小市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或“计划补足市场”等等，都是过渡性的观念，有待提升到辩证的水平。

合理使用自然资源是历代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不在于是否商品社会，因而也不取决于自然资源开发权及其产品有无市场价格。在商品社会中，实物性自然资源、原材料和制成品虽然都有价值要素相伴，但是不可越过前者单挑后者枉作宏观调控。

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制度主义流派都一概“反对”国家计划干预市场经济。然而他们无意反对欧美政府拯救濒临破产的大财团，也不反对其有计划地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只是把矛头指向公有制国家督导市场的计划经济。可见其反对计划经济是假，反对公有制才是真意。

19-3 产业政策

这是林毅夫、张维迎以及经济学界内外众多论者长久的热门课题。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和发展速度等宏观性经济要素。明确了计划经济因势利导市场经济的作用，我们就能够把前者升华为更加原则的产业政策，包括支持，容纳或限制某些产业的政府行为。其中的“容纳”是给予某些产业的创新者足够宽松的发展空间而并任其自流。凡是否定计划督导市场的作者必定无视产业政策。

有作为的政府能汇集企业界的诉求和学术界的预见来制定产业政策，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府与企业互不协调的特殊情况有两类：一类是有作为的政府和无作为的企业，另一类是相反的格局。当政府和企业都属于人民时，二者不应对立。

任何创新都有风险。各国政府对创新产业的支持包括资助研发、减免费税、定向采购、助推外向。否定产业政策任由企业沉浮于世，是无政府主义在经济领域里的表现。

对创新产业前景的预测可能有出入，但“创新前景不可预测”论是“不可知”论的另类。“产业政策注定失败”则是天命论在经济领域里的发挥。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速铁路由太平洋西岸直通大西洋东岸，包含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对外开放，扬长避短和共同富裕的理念，使我们能够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实现理想的未来。

中国学术界在2019年初热议：拉动不进则退的经济究竟靠基建投资，还是靠社会需求？尽管这涉及一整套头绪纷纭的产业政策。但是力排众议，隐忍阵痛，把滞涨的某些产业霸占的人力、物力和资金转移到更有现实和长远需求的实体经济中去，无疑是上上策。须要转移的首先是被空置房吞噬的资源，以及炒房者肆意挥霍和卷逃的暴利。至于地方政府锐减的卖地收入，以及金融界和炒房客名下的“负资产”之怨，那就像长征队伍须要四渡的赤水河。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③ 张志敏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页。

④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6页。

⑧ 郎咸平《中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⑨ 蒋学模等：《政治经济学教材》第13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⑩ 胡祖六：《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财经》杂志，2007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