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黑粉的自我表现与群体传播—— 以“嘲羊群众”为例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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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黑粉的自我表现与群体传播—— 以“嘲羊群众”为例

杨一冰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 重庆沙坪坝区 400044

摘要:网络社区作为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网民,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组织形式,粉丝文化借助其获得发展。近年来,黑粉频繁对明星进行有组织、规模化攻击的现象,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 黑粉作为粉丝亚文化的一种较为特别的表现形式, 在之前的研究中学界鲜少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网络中极具影响力的张艺兴黑粉群体“嘲羊群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群体的自我表现与群体传播过程。

关键词:嘲羊群众 自我表现 粉丝文化 群体传播

      “黑粉”一词起源于娱乐文化产业发展较完善的韩国,也被称为anti,是指恶意抹黑并攻击特定艺人的观众群体。偶像时代,每一个演艺明星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与对应的称呼。黑粉也因此衍生出来,甚至会结成一个松散的社群。尽管黑粉也属于粉丝群体中的一种分支表现形式,但他们通常对文本对象产生不喜欢、反感甚至厌恶的情绪,并通过言语攻击等方式表达诉求,甚至部分不理智群体会实施违法行为表示抗议。

       而随着我国互联网的不断深入发展,依赖媒介成长的粉丝文化迅速崛起,作为非典型性粉丝文化行为的黑粉文化, 更是与以经纪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力量、商业媒体为主的媒介力量和粉丝群体为主要力量的博弈,围绕“偶像”进行意义构建和争夺的产物。他们借助交流便捷的网络平台,关注并放大关注对象的缺点与不足,对其进行嘲讽甚至辱骂,并以庞大的群体与强大的攻击力,对艺人的粉丝评价与日常活动都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近些年出现的明星黑粉组织中,艺人张艺兴的黑粉更具有典型性,他们给自己取名为“嘲羊群众”,“嘲”意为嘲讽,“羊”则指代以“小绵羊”为外号的张艺兴。以微博作为主要的网络平台对该艺人进行持续性的调侃与嘲讽,由此产生了一些网络流行语与表情包。不仅如此,由于搜索指数已达到一定数量,“嘲羊群众”一词更是被网络知识社区“百度知道”自动收录为词条,该APP的首屏界面也出现了“嘲羊群众是什么意思”的推送,成为百度知道的“热词课代表”。(后文简称“百度知道”事件)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使用个案研究法,研究对象为网络社群中的“嘲羊群众”,由于其所建立的相关微博社区组织被粉丝多次举报而无法使用,其主要活跃地点为微博上的意见领袖“嘲羊区bot”下的评论区与粉丝群。“嘲羊区bot”(bot指定期更新内容的投稿集合地)为张艺兴黑粉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微博博主,担任黑粉社区的组织者和内容生产者, 其他黑粉则是主要的参与者和讨论者。该微博自2018年作为张艺兴的黑粉使用以来,粉丝数已超过64万, 共发布相关微博总数超过1000条,每日阅读数超过一百万次,日均互动数大于二十万次。除此之外,也有部分黑粉们零散地在个人微博进行活动。因此, 本文将采用内容分析法, 对新浪微博中“嘲羊群众”的日常活动 (意见领袖的个人活动和群体活动) 内容进行分析与总结, 探究艺人张艺兴的黑粉群体“嘲羊群众”在网络社群中的自我表现与传播历程。

二、网络社区中“嘲羊群众”的自我表现

(一) 网络社区中“嘲羊群众”的日常行为

网络环境中“嘲羊群众”群体的日常行为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关注讨论与主动创作。

1.关注并讨论

      为了达到更好地搜集素材,放大所关注艺人的缺点与不足,进行讨论与二度创作的目的,黑粉们甚至比普通的粉丝群体更加密切关注艺人的工作行程、日常活动、相关报道评价,甚至其工作室乃至经纪人的相关信息都了解的十分透彻。并以此为基础,在“嘲羊区的bot”的粉丝群与评论区下进行热烈讨论甚至是发表上升至人格侮辱的言论。这些言论通常为:

(1)发表明确反感及厌恶张艺兴本人及其粉丝团体的相关言论。

(2)对于张艺兴创作的音乐作品,编造不实事实进行抹黑。

(3)将张艺兴与其所在韩国团队的队友在外貌、职业素养等方面进行对比并贬损。

(4)对于张艺兴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相关采访截取片段并放大黑点、恶意夸张。

2.主动创作

      以“只嘲不黑”作为口号的“嘲羊群众”与其他艺人黑粉群体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并不会在张艺兴个人微博账号下发表具有辱骂性的评论,也不会与张艺兴的粉丝群体产生正面论战。通过“嘲羊区的bot”发布的张艺兴照片、采访片段、综艺表现等,发现并创造张艺兴的嘲点,辅之以各类搞笑流行语的运用,吸引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黑粉的狂欢队伍中。其主动创作行为包括:

(1)截取张艺兴自己曾在采访中的表述或综艺节目中的相关表现, 创造出一系列与其相关的名词(含贬义)和流行语, 包括“孙艺兴” (综艺节目《极限挑战》中,参演嘉宾罗志祥曾错称张艺兴为孙艺兴) 、“莲姐姐” (对张艺兴粉丝的称呼) 、“吃草” (张艺兴在《极限挑战》中曾学羊吃草)、“我是第61个”(张艺兴曾在采访中称其音乐作品在国际中排名61位)等等。

(2)将张艺兴的部分照片与视频截图配以相关文字制作成各种表情包,或是采用夸张画法绘制丑化漫画形象进行肆意传播。

(3)主动整理张艺兴采访中具有逻辑错误或用词不当的相关言论,向“嘲羊区bot”进行投稿,由其统一整理后发出,为网友普及。

(二) 网络社区中“嘲羊群众”的群体名片

      依据黑粉的心理动机,我们可以把黑粉分为四类:

其一,负面情感, 这类黑粉可能出于对于一明星的外貌、业务素养上的厌恶心理或是与其粉丝群体曾产生冲突,依照粉丝文化中的“粉丝行为,偶像买单”,因此将怒火转移至偶像本人。

其二,脱粉回踩,这类黑粉原本是该明星的粉丝,但由于各种原因不再追随偶像,反而转变为黑粉,并对他进行言语攻击和报复。

其三,利益因素,这类黑粉大部分属于另一明星的粉丝,当两明星业务范围出现重合,产生竞争关系时,双方粉丝转化为竞争对手的黑粉,并在贬损该明星的同时为自己的偶像说话。

第四,路人心理,作为网民本是以猎奇的心态围观,但由于热爱恶搞文化,也参与到创造流行语与表情包的行列中,并逐渐形成对该艺人的态度。

     “嘲羊群众”同样是由占比不等的这四类网友凝聚组成的黑粉群体,他们之间的紧密交流使得他们组建出了表面上松散随意,实际上却拥有坚定的内部身份认同的组织,因此也呈现出清晰的群体形象:

1.“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理智者”

        粉丝总带有被标签化的印象:盲目崇拜、过分狂热、不理智。他们将偶像一般视为完美的人,用各类正面积极的形容词去描述偶像,对偶像的各种行为(包括负面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如果有普通网友发表关于偶像的负面消息,他们则迅速战斗在第一线,对这些网友进行解释与劝告删除,较为严重者,甚至私信辱骂轮番轰炸。而黑粉群体则会更加清醒理智地看待这些被“神化”的明星,他们会着重关注这些明星的缺点与不足,并将其放大,对明星存在的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联合抵制此类“不敬业”艺人。他们以“理智者”自居,将自我身份构建置于粉丝之上,以一个拥有独自判断能力,是非分明,三观正常的群体标榜自我。这种身份的认知所带来的优越感使他们感受到了自身存在和行为的价值。

2.“身负重任”的“救世主”

       作为嘲羊群众意见领袖的博主“嘲羊区bot”,其微博的置顶为已整理的张艺兴的缺点、黑料、丑照等的集合,其中被命名为“张艺兴人品”的相关微博更是多达180条以上,以详细的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向受众主动传播。目的是证明其行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以此获得更多群众的支持,壮大黑粉组织。他们通常有极强的责任感,不希望偶像产业由“劣迹”艺人主导,因此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揭露”张艺兴的“真面孔”,渴望“理性”纠正被“蒙蔽”的粉丝,将“嘲羊”作为一种必须完成的使命。这也解释了为何不掺杂任何经济利益,仅依靠这种强大的满足感与使命感,就可使“嘲羊群众”乐此不疲,持续地进行“嘲羊”事业。

3.“乐在其中”的“创作者”

       由于自媒体的便捷性和开放性, 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发表个人的观点与作品。因此,“嘲羊群众”也具有较高自由性,通过网络搜集到大量与张艺兴相关的资料,通过筛选整合,选取适合作为创作素材的信息,发挥主观能动性,将信息二次创作为恶搞作品(表情包、流行语、恶搞段子等),并在网络上进行发布,并通过这些具有极高创意性的作品获得网友的点赞,评论与转发。创作与发现这些充满娱乐效果的作品成为了黑粉们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他们将自己的身份构建成一种能够紧跟时尚潮流、充满创意与幽默感的“艺术家”形象, 创作作品的广泛传播与使用使得他们拥有强烈的满足感与自豪感,并且对于每一次的创作都能“乐在其中”,甚至期待下一次的创作。

三、网络社区中“嘲羊群众”的群体传播

      群体传播是指在一个群体间发生的信息传播行为。表现为一定数量的人按照一定的聚合方式,在一定的场所进行信息交流。 “嘲羊群众”聚合在微博这一网络平台上,具有独特的群体传播特征:

(一)成员共享规则的“拟剧”论

“嘲羊群众”聚集在微博,默认共享并维护约定俗成的规则“只嘲不黑”。而群体成员可以长久地维系这一行为,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支持动力。这一现象,正契合加拿大社会学家戈夫曼曾提出的“拟剧论”。戈夫曼将社会比作一个舞台,将社会成员比作演员,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则是在“舞台上的演出”,同时戈夫曼认为人们在舞台上进行演出的剧本,为人们内化了的现存的社会规范与准则,是一系列的惯例与共同理解。因此“嘲羊群众”的行为则可以被视作为在网络舞台的一场演出,成员间默认“只嘲不黑”的规则是他们在这场演出间的剧本。无论成员是出于何种出发点,但最终都拥有一致的目标,集合群体力量共同对抗娱乐圈的“公敌”,这是一种只能在网络社会实现的仪式性行为。他们享受着“嘲羊群众”这一全新身份,带着强烈的传播仪式感,“嘲羊”行动的最终目的除了在与粉丝及明星本人的言论斗争中获得胜利之外,更多是希望他们带有“表演”色彩的行为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得到更多认同。

(二)“群体极化”效应特征

        群体极化,也称为“冒险转移”,美国的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对“群体极化”效应综合分析阐述时,提出“团体成员在一开始就会存在一定的倾向问题,在群体商议之后,人们会逐渐向着倾向的方向发生转移,在此基础上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信息高速交互,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的当下,人们很难对一个信息保持较高的关注度与深入思考,更多的是跟随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做出决策。因此当意见领袖对一个问题带有偏激性的情感倾向时,群体成员也会受到影响而产生同质行为,众多的偏激性意见如滚雪球般产生极端化倾向。

       “嘲羊群众”的群体传播明显反映出“群体极化”效应特征。意见领袖“嘲羊区bot”由于创办时间较早,粉丝数众多,且相关物料提供充足,其余黑粉成员会根据“嘲羊区bot”每日相关微博的语言倾向发表个人意见,在法不责众思想与群体压力的暗示下,发表各种或是带有感染性,或是极端化的言论。而更多的普通群众会受到此类话语的引导,对张艺兴产生刻板印象,甚至成为“嘲羊群众”的一员。正如李普曼认为,在舆论过程中,“刻板模式”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可以简化现实,使一个信源能轻易地被传递给其他个体。

(三)双向性的直接传播

       在网络公共领域中,由于信息传播更多在小群体成员之间进行,因此这种传播方式呈现明显的双向交互性的直接传播,即你传我受。因此当信息流量较大时,为更好地传播信息,群体成员间互动和交流频度较高,传播过程中自由发表个人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民主讨论,产生更强的凝聚力。

     “嘲羊群众”属于闭合式的传播,尽管受意见领袖“嘲羊区bot”影响较大,但成员对相关微博的评论与转发,也会及时给予反馈,或是主动向“bot”进行投稿相关黑料整合,由其代为发表。这种双向性的信息交流,使得成员都拥有传播的机会,因此而形成了统一的群体目标(只关注张艺兴)与群体规范(不在张艺兴本人微博下留言)。这种集合意识的形成使得群体组织更加规范化,并对群体传播产生有利影响。

(四)不可避免的“网络舆论暴力”倾向

       2019年6月19日,因“百度知道”事件,张艺兴工作室发声明怒斥平台鼓励“网络霸凌”,随后,百度知道表达歉意并撤下该词条。声明称“不针对看热闹的个体,但不能接受恶意输出内容的组织。这已经超越了个人嘲讽的范畴,这是恶意的集体霸凌”。尽管,喜欢与讨厌是个人权利,嘲讽与负面评价也是个人自由。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被认为需要有娱乐精神面对大众。但是该如何衡量“嘲笑”与“网络暴力”间的度?

       尽管“嘲羊群众”一直打着“只嘲不黑”的旗号,但相关评论区下仍可以见到部分带有强烈侮辱性的词语与上升至人格尊严的谩骂。在与张艺兴不相关的微博下,提及张艺兴的黑料等,活跃用户也会立刻掀起一场与张艺兴相关的流行语小狂欢,甚至与张艺兴的粉丝群体发生正面冲突,在对方的个人微博评论区进行谩骂,发表显著煽动性、攻击性的话语,数量多达上百条。在高度自由化与病毒式扩散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嘲羊群众”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群体不断扩张,已经逐渐脱离其原本“只专注嘲讽张艺兴”的方向,呈现出“网络霸凌”的倾向,对当事人产生了较大的舆论压力。

结语:我国的粉丝文化一方面受到日韩等国家成熟的偶像产业文化的深入影响,另一方面依赖于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得到广泛传播。便捷的信息渠道与互通的言论空间更是使得黑粉有组织地活跃在网络上。满足感与使命感营造的自我和社会的双重认同给黑粉们带来了超越经济利益的精神满足。黑粉们一方面通过其主动创作的艺人相关恶搞性作品获得乐趣,另一方面这些充满娱乐精神的作品又能吸引到更多的网友加入黑粉队伍,使黑粉的影响力能够日趋增强。

       从张艺兴到蔡徐坤“嘲羊群众”不是最后一个狂欢群体在网络平台间高效的群体传播使得黑粉从单打独斗凝结成松散的共同体”成员这场集体狂欢热潮中被感染,用不同媒介符号释放自己的黑暗面,完成个性化的自我表现再通过这些媒介内容的狂欢情绪去感染他人。黑粉文化作为粉丝文化的一个分支,其行为依旧折射出典型的群体形象与群体传播特征。

参考文献:

[1]周晓虹:《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J].社会科学,2008(04):46-53+187.

[2]肖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9页。

[3]冯莉,吕璐:《明星黑粉的自我呈现和身份认同》[J].传媒观察,2018(07):93-98.

[4]肖珺,秦博昱:《粉丝社区的面子协商:一种跨文化传播视角》[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03):43-49.

作者简介:杨一冰(1998年10月),女,赫哲族,黑龙江省双鸭山人。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202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