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环境收益的文献综述

张旭健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  201620

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中，关于环境价值评估一直是一个热点。因为良好环境是公共物品，环境改善（如空气质量的改善）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无法直接被观测到。因此，基于居民显示性偏好的环境价值评估能更好地揭示环境改善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的增长。比如，ChayandGreenstone（2005）发现空气污染程度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平均而言所在地区的房价上涨0.7-1.5个百分点。进一步地，ChayandGreenstone（2003）发现空气污染程度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平均而言美国县级婴儿死亡率下降0.35个百分点。

关于新能源汽车环境收益方面的研究

关于新能源汽车环境收益的研究可以细分为两个研究维度：（1）、从汽车生命周期角度论述新能源汽车减排潜力以及环境收益；（2）、新能源汽车的主要燃料动力来自于所在地的电力供应。因此也有文献从电力原料结构的区域异质性来探讨不同电力原料结构对新能源汽车环境收益的影响。

汽车生命周期的环境收益

目前的文献研究中，对汽车不同生命阶段减排效益的研究大多借鉴了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提出的汽车全生命周期理论——不只是考察新能源汽车在路上行驶阶段的排放，还考察燃料加工和汽车行驶使用（WTW）、生产(CTG)和回收(GTC)等阶段的排放。Qiao et al.（2019）以某紧凑型新能源汽车车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车型在全生命周期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结果表明2015年，该车型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比内燃机车低18%; 由于电力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不断下降，未来新能源汽车WTW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迅速下降，但CTG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无法以同样的速度得到改善，这可能会成为新能源汽车充分发挥环境效益的障碍。类似研究，采用世界各国的代表性主流车型作为研究对象，也证实了新能源汽车在温室气体上节能减排潜力（Teixeira and Sodre,2018；Peters,2020；Gan et al,2021）。

电力结构差异对新能源汽车环境收益的影响

由于不同地方资源禀赋相差甚远，能源结构也不尽相同，从而造成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所用电力清洁程度也不同。有学者从地理位置（能源结构）角度进行了分析。Wu et al.（2012）选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经济发达地区，探讨轻型乘用车在WTW阶段每公里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结果发现在电力更加清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可再生能源比例较高），推广新能源汽车可以实现更显著的二氧化碳减排。Archsmith et al.(2015)利用2009年美国运输部全国家庭出行调查数据，分析了新能源汽车在所调查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他们发现在美国某些地区，新能源汽车相比燃油车反而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这类研究从地理位置（能源结构）的角度出发，考察了不同地区新能源汽车的减排效果和环境收益。在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要电力原料的地方，其新能源汽车的环境收益明显大于以化石能源为主要电力原料的地方的新能源汽车的环境收益。

新能源汽车的环境收益以及补贴政策的成本收益性

Holland et al.（2016）以美国市场中9种新能源汽车车型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9种新能源汽车的平均环境收益，以及平均环境效益在美国各州的差异。其结果表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国西部）新能源汽车的平均环境收益为2785美元，而在北达科他州（美国中西部）平均环境收益为-4964美元。而且，在有些州新能源车取代的是相对而言油耗少排放少的轻污染传统燃油车，导致使用新能源车的环境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美国整体的角度分析，新能源汽车的平均环境收益为-1095美元。这意味着在美国平均而言，新能源汽车并没有带来正的、环境质量改善的外部性---每辆新能源汽车购买应该征税1095美元而不是给与补贴。此结果对美国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成本收益性提出了质疑。在美国购买一辆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可得联邦补贴高达7500美元。如果这7500美元作为此该政策项目的成本，那么这个环境改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收益却是负的。因此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讲，在美国推广、补贴新能源汽车的政策项目并不具备成本收益性。

参考文献

[1]丁青青, 魏伟, 沈群, 等. 长三角地区火电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估算[J]. 环境科学, 2015 (7): 2389-2394.

[2]金莉娜,陆怡雅,谢婧媛,雷玉,张华.基于GREET模型的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的环境与经济效益分析[J].资源与产业,2019,21(05):1-8.

[3]乞孟迪,柯晓明,王殿铭.交通领域清洁化、低碳化发展趋势研究[J].石油石化绿色低碳,2019,4(02):1-11.

[4]汤庆合.上海市电力CO2排放特征及减排途径分析[J].环境科学与技术,2013,36(01):192-196+201.

[5]王恩慈,范松,吴雪斌,浦娴娟,焦正,聂永有.基于GREET模型的新能源汽车污染排放特征分析[J].上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23(05):810-820.

[6]严军华,王舒笑,袁浩然,陈勇,单锐.电动汽车能耗与气体排放分析及环境影响评价[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6(06):137-144.

[7]Archsmith J, Kendall A, Rapson D. From cradle to junkyard: assessing the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benefits of electric vehicles.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2015, 52: 72-90.

[8]Chay K Y, Greenstone M.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infant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pollution shocks induced by a recess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3): 1121-1167.

[9]Greenstone M, Gallagher J. Does hazardous waste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housing market and the superfund progra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3): 951-1003.

[10]Graff Zivin, Joshua S., Matthew J. Kotchen, and Erin T. Mansur. 2014. “Spatial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Marginal Emissions: Implications for Electric Cars and Other Electricity-Shifting Policie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07 (A): 24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