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视野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变革

韩宇瑄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省无锡市 邮编：214122

摘要：城市文学研究范式已经从城市中文学过渡到文学中城市，这个范式转换明显激发了我国现代城市文化研究的学术创新，也为我国现当代城市文化研究打开了全新的研究空间。但是，透过对文学中城市的概念溯源及其学理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模式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思想及其文化史观察方式的潜在冲击，产生了若干不容忽视的特殊现象。对于进一步推进在城市主体文化视域内的我国城市现代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改变已有的学术模式，充分考虑城市本体的实在性和城市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在我国现当代文化整体史框架内审视城市文学主体在场的体验与叙事，将文学中城市共构的城市以及重塑的城市等视为文学范式创新的核心元素。为此，本文主要对城市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变革进行分析，希望可以为相关人士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城市文化视野；中国现当代文学；范式变革

引言

当代我国城市文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达到了高潮。在近四十年间,中国城市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以上海学与北京学为二面旗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带动了多个地区城市文学研究的风潮,从而开拓了在区域传统文学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版图。此外,尚有部分研究人员从西方研究学界中获取了有关现代文学批评的大量理论性资料,进而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观念的创新。当今社会下,国内城市文化研究模式由以往的城市中文化逐步转变为文化中城市,这在一定意义上给我国现当代文化研究模式转变带来了崭新的研究机遇。但是实际上,这种研究模式隐含了许多不利因素,比如把文化中心城市看成了与空间中心脱离关系的一个能指符号,亦或者以一个人研究兴趣、研究条件等要素的考虑把个别城市看成了研究目标。

一、城市文化的概述

近年来,国内部分大中城市也开始产生了书城潮,并命名以城市人文地标来表现人文氛围,有的还以此来阐述传统文明大城市历史文明强城的发展历史与意义。人们都认为,书城的文化内容多样化确实是相当好的,反映出城市当时的发展中对文明建设的提倡与要求,不过如果以此来佐证一个城市的人文底气,就有些为时过早。建设一个城市要靠文明兴事业,成为一个文明大市、文化强城,不仅要具备优秀的教育、文化、高新技术产业等资源优势,必须具备涉及区域广泛、数量庞大的文化产业基础设施与丰富人文资源，更必须具有打造鲜明的人文风貌、厚重的人文积淀、崇高的市民素养，以及自强不息的人文创造精神。面临中华文化多元激荡的大背景，我们着力寻找自身位置，用宽广的视野谋求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文明的大力发展。文学艺术工作的开展需要具备统筹全局的思想观念，主要体现在广泛且多层次的文学内容中。在现阶段的城市生态中，每一个企业文化群体所拥有的文化品位都大不相同,其人文要求亦不相同,而企业文学工作者只要深入到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运用人民所喜爱的话语形式和人民能够认同的文学表达方法,创作能够表现出时代特色、人民喜好的文学,便能够提升中国企业文学事业的大力发展,进而对中国城市中的企业人文服务工作和文学作品创作进行进一步丰富。除此之外,在当前全球化的前提下,我国城市文化建设若要想完全突破以往自娱自乐的思维模式,也就必须依托于自己鲜明的人文特点,通过主动吸纳海外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机制,之后再经过消化吸收使之全面地作用于城市文明的构建之中,以便储备足够的文明竞争优势,进一步提高中国城市文明档次。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现状

（一）文学作品偏向于平民化

作为中国新文化形成的主要标志,其主要特点便是文化平民化。在不少作品中,都提到了对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观察。但不管作家还是欣赏者,大家都渴望可以从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原型,把自己也变成一位更加有特色的人。比如,作品《一地鸡毛》以最真实的方法表现了小市民的现实人生。作品中大致地描写了人物在家庭生活与工作过程中所经受的各种际遇,并进而引起社会对人心的扭曲的整个过程,内容主要涵盖了当时我国民众的现实生活写照。而该部作品也大多以城市生活为主线,向我们介绍了社会变革和开放经济所对中国民众生活造成的巨大改变。比如,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王铁凝,她就因为这本书,而在乡下生活了很久。王铁凝之所以在乡下生活的真实缘由,在于她要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感受当地、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而假如没有亲身感受，那文学的来源也将会被切断了。

（二）为服务行业提供大量素材

随着经济的发达,人类的观念也必然会出现许多改变。比如某些文艺的东西就会慢慢销声匿迹,这正是由于人类的观念发生变化造成的,人类已经不再迷信于传统,转而向着自由化的迈进。在这个情形下,许多传统习俗的销声匿迹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而今天,有些地区的传统习俗还会慢慢淡化,比如中国剪纸艺术等。但在二三百年过去,在我国的许多地方都流传至今了剪纸技术,而今天人们在逢年过节之际也开始产生了欢快的过节氛围。而现如今还会剪纸的人也不少,但主要是由于年轻一代中很多人都开始不喜欢再去向他们学习,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已经不屑于再去掌握这种东西。而之所以还会产生这样的现状,主要是由于现代人的关注点也产生了转变。由于现在不少人都因为企业发展壮大而忙碌工作,也没有闲暇时间去了解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所以网络作品创作也就受到了这种限制,以至于小作家们也就创作了一些公众更容易接受的、内容比较俗套的小作品。而莫言的中奖作品,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莫言无疑是一位对作品梦想的疯狂追随者,并不是跟随时代大流,而只是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以至于,在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前并没有人对他有过多的了解。虽然莫言荣获了诺贝尔奖，但其收入水平非常普通,不过如果他肯接受了一些低俗作品后,他恐怕也就已经非常富裕,尽管如此,莫言始终仍然保持着当初的理想。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一个时代,它使得很多作家现在都已经变成了明星作家。莫言的作品被许多青年人所青睐,是因为他的作品给青年人提供了另一种思考空间，同时在这个空间里,人才不会去思考身边的烦恼。

（三）文学作品缺少自我性

现在的很多作品由于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已经慢慢开始失去原来的特点。不少作品逐渐朝着商品化的方向转变,已经开始失去了内容特点,或者是话题范围也出现了改变。作品是指作家通过对自身及其身边人的生活体验,经过进行处理之后所创作出的作品。虽然这种作品的作品是非常值得欣赏家阅读的,不过由于这些创作完全是作家本人的情感宣泄,所以是在以往都很少有商业化接触的。不过由于改革开放,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转变,特别是对于部分文人墨客,由于他们受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的冲击,也就开始下海打工了,同时也说明为何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诸多方面上缺少个人踪迹,而创作也就没有了最初的商业色彩,就像那些流行音乐作品那样的一阵风,大风过后,就什么事情都停留不下了。而如果任何东西都没有了其鲜明的个性,它也就必然会走向了庸俗。而假如社会主义文化就像当今的高等教育系统那样,其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作品也就会一成不变。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所有的社会主义文学都是一个形式,也就是采用同一种题材,那审美鉴赏者们也无法做出有效分辨。由于现如今的文学作品都朝商业性方面发展,都为商人服务,所以当人们看到很多文学作品都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此时就会让人感到非常郁闷[1]。

（四）吹捧作家的不良现象较为严重

由于中国当代的文学研究,还存在着对作者胡吹滥捧的恶劣状况,致使中国文学批评有鼓吹而无批判,尤其明显的,当数批量的文学写作研讨会,及在很多批评论文中对作者的顶礼、膜拜、高歌时,这甚至比无病呻吟更不能提倡。而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由于受到各种社会现实影响的裹挟,相当多的文学评论家都已没有了正确立足点,只会唱一些平面化的歌功颂德,或者滥戴政治高帽,信口雌黄,甚至顶着文学艺术家的帽子成为了社会主义文艺表扬家。如某个作者出了一本作品,便会有足够分量的社会知名专家学者、教授参加研讨会,因而讨论会的召开,和创作的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倒与作家的身分、地位和本事有关。翌日去开另一位作家的新书讨论会,同样词语可能重复使用,所以这种多如牛毛的作家作品讨论,便往往异化为批评家讨好作者的倾情演讲,不仅远离作品本身，还会在各种物质利益和人际关系面前丧失标准[2]。

（五）存在现象批判的现象

现象批判是现当代文艺研究中最有吸引力的部分,由于变化无穷的历史事件及其中不断产生的新文艺观点和创作形态,既联系着当时社会生活、文学思潮的搏动,也带来了无法复制的新刺激,批评的创作在现当代文艺研究中也非常活跃。因此,不少人将当代的文艺研究和对现象批评划上等号。这一看法是可以质疑的,这很有可能迟滞了人们对十七年文化、文学的研究,也造成了这三十多年的我国文学作品开始在部分专家学者的研究视线中逐渐退出了。而此类作品的研究,也往往构成了现当代作品研究中相对弱势的部分。很显然,有关这三十年的我国传统文学创造性与总体水平的普遍性问题,是不能吸引我们更多人关注的重要原因。但是,从另一种角度看,在这一曲折的中国传统文学发展过程,还蕴含着许多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和矛盾,其中包括现代文学传承、作家文化形式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识形式等等[3]。

（六）逐渐被新元素所代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脚步加快,以及当今社会中对文化娱乐产业低能化的趋势的泛滥,已强烈地影响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品质和发展方向。而作为精神艺术实验活动对象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抉择。当代中国文学的创作环境的重大变化,由于对当代文学艺术实践的极度缺乏,已形成了一种使我们必须对文学创作加以深刻理性反省的社会重大现象,也开始步入到了一种人们必须对新文学艺术所特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加以审慎思考的崭新时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由于包含着网络文学、多媒体图文技术、流行时尚、快餐文化等新的元素的不断产生和加入,造成了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文明态势也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也在我国社会中产生出的一系列既生动又有趣,但也良莠不齐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诸多的浪潮中,我国文学也逐渐地由强势走向了弱势。而由于网络作品的盛行、快餐文学的泛滥以及无头厘社会主义文学潮流的出现,使得许多引领潮流的我国文学主流创作者们也出现了巨大的困惑的。而在一方面,人们对于中国文化严肃的市场却处于一片指责声中,尽管他们也渐渐的在为了适应着时代需求和市场的需求而痛苦地斗争着,但是,不少以对揭秘隐私、闲情野趣、江湖官场斗争等为主要内容的文艺作品却席卷了整个中国文学市场,从而进一步挖掘着它的流行空间。反之,表现青春励志、表现社会主义优良传统精神与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则相对较少[4]。

三、城市文化视野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变革

（一）从文学中城市到文学史中城市变革

国外学者眼中的文化城市是文本创造的观念化的城市,它早已不仅是一个地方观念,更是一个精神、思想状态,研究这样的文化城市,不必针对我国和地方文化发展的具体现状进行深入研究,我们不必将其引入文学史的链条来加以探究,只是注重研究人和城的文学联系。本土的部分研究者,在建立文献中城市研究范式之际,对这一学术理念持接受的想法,他们更关注城市化所产生于人的精神状态及产生的对城市化的各种理解方法,为了印证人们在特定时代、某一领域的文化精神生活,当城市的文化活动被纳入了一般的社会文化研究或文学史的领域,人们对文学史视角下的城市文化研究表示不满,于是毅然决然的抛弃了以更坚定的社会学、历史学研究为基础的反映论模式的另一种研究方法。同时还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新城市的模式在培育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提升文学学术中的语言衍义水平等方面,都有着相对突出的优点。不过,由于新范式也并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精神空间的理论再延伸,而是建立在完全摆脱了我国的文化史和文学史概念框架的前提上,否则,人们将很难对新范式中所描绘的人的社会精神与文化精神的关系作出有效界定与评定。城市叙事与文学作品创作中的社会结构也与此相类似,但我们更应该把幻想与虚构建立在讲得很通的共同标准之上

[4]。而由于中国文学史既是对一种社会文化实践的描述与概括,又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城市文学的土壤条件,所以更为关键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产生的文化价值‘共识’,作为艺术家关系与城市文学批评的重要研究平台,学者可以在中国当代古典文学史的价值范围内思考中国城市文化的历史演进规律,如此学者才有机会获得韦勒克所谓的文化价值组合效应,即个别作品与某个价值模式之间的同一性,就不过是作品的独特性与这个价值价格模式之间的必然的相互联系。此外,在研究内容上,学者对于受到公众欢迎的艺术作品并不着力,而热衷于创作一些花里胡哨、粗俗鄙陋的不堪之作,也是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问题。比如一些评论家不认可他的创作,觉得落伍、陈旧,最常见的即是对《平凡的世界》的看法。一部路遥大师用一生写成的著作,能对无数读者的精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并被许多人视为人生教科书，居然难入研究者的法眼，至少在诸多版本的当代文学教材中，提及此部作品的也不在多数。同时有些过于自我保护当代文学研究的正统观念,兀自把学术考察区分为三六九等,忽视甚至敌视他人,也是不少从业者清高、个性偏执、虚妄、酸腐的典型体现。纵观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界还关心历史路堑与阐发、我国古代文学史的重建与解读、学术本位意识与跨学科品格、文化经典的传递与承接、文化传承的建构与延传、文学语言思想与文化话语模态、社会意识形态思想与社会文化生态、作家作品的再诠释等话题。另外,一些新兴的话题,而绘画作品的概念建构与批评尺度、互动作品的形成机理和发展形式、传媒环境与我国现当代文化、主体性的民俗文化资源研究等,都是理论界关注的新动向。随着新技术、新理论和新话语的广泛应用,这类研究成果以尖锐的问题意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缜密严谨的学理研究,开辟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进一步体现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优势,从而推动了我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蓬勃发展[5]。

（二）从虚构城市到共构城市的变革

西方研究者所关注的历史城市往往是非现实的历史城市,或是虚拟的历史城市,而是关注于历史记忆、文化想象、再现、社会话语等对现实城市文化的塑形与反作用。作为我国本土城市文化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近年来,城市记忆与城市文化想象已成为了本土城市文化研究的主要问题。陈平原的老师们则认为,在城市记忆和课堂历史实录之间,固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与历史典籍研究之中,由于它们对城市历史真实性的肯定程度,则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关于城市历史的不实之词反而意味无穷[6]。通过探索人类城市记忆的视角,挖掘城市文化的历史规律也不失为一个很有效的研究手段,由于历史上文明和城市语言都是人类历史记忆的主要载体,并且这二种不同重量、力量的历史记忆相互影响、彼此生发。将历史记忆视角引入城市文化研究,虚拟的历史城市,就成为了最主要的研究重点。至于研究历史文化的城市语言则非常的关键,因为根据文献资料、历史人文故事、诗词歌赋等,用这些语言所构建起来的城市文化,就已经丰富了人类的文明生活和历史记忆。在城市文化的研究领域,城市文化学者们也能够实现了社会回忆和文化记忆间的互动,它以此实现了对非现实事件的艺术化表现,使我们抽象的文化意识也显得越来越感性化了。而城市文化学者们则可以通过考察在对人们城市记忆的书写过程中所产生的审美性的文化思考,既能够反映自己作品中的虚构与真实世界的艺术风格,也能够探究人类城市艺术文化的诗性与现实。在这里面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正是因为部分学者们为了唱高调个人记忆的审美性而忽视了集体记忆的历史性,就如同倾向于虚构的西方叙述主义史学家们,嗜好着去挖掘城市文本中的诗性的和修辞化的内容一样,于是即使观念的性别化欲望化道德化的城市问题,这也就慢慢成为了一种社会强势问题[7]。处于城市文学视野中的对现当代文学的探索,这无疑是在探索作家笔下虚构的世界,不过,这并不代表历史学者就应该抛弃了所谓历史求真的价值追问,相反,城市文学的格局开始从虚构式走向了共构型。首先,城市记忆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并不矛盾,因为,城市历史的虚构性与纪实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联系。所以城市文化研究需要更多采用跨领域的调查手段,研究者们不仅需要关注作家所写的作品,同时需要把历史档案、诗人游记、旅行指南、地方志,以及各种具有保存和记忆性质的历史文书材料等为主要研究范围,也正是因为这才使得城市文学虚构创作可以得到较为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但其次,对城市文学的虚拟创作并不是指一个人可以任意为之的个人行为。而城市文学虚拟创作虽然在表面上也是指向不断进行文学实践的作者个人精神活动,但事实上这总是与在某个城市特定时期内的美学结构、社会人文标准等各种因素相关。因此作家对某座城市生活城市的虚构也可能不是要求作家拥有大量的城市生活经历,而是要求作家必须拥有一种与城市文学产生了一定联系的社会力量。人对城市文化的共同回忆,不但将一个人和某个城市文化联系到了一起,同时还和具有特定社会历史地位的另一种人与城市文化紧密联系。而个人记忆又只有在特定的历史社会中才能重建,而这种个人思想也只有在人们共同记忆和记忆的历史社会框架内才能具备形成和发挥的必要条件

[8]。

（三）从想象城市到重塑城市的变革

用想象的眼光对城市文化进行考察后会发现有许多独特之处,因此,它在文化和城市之间,建立起一种立体的、交叉互动的联系机制,突破了过去形式的、物化和平面的、静止的关系框架。许多当代的中文研究者,已经将城市想象与城市记忆和虚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并进行了研究。关于一个城市发展心理过程的思想也承载了创作中城市的精神活动,张英进在专心研究近现代以来我国长篇作品和影视创作中表现的城市计划概念以后,首先使用了城市构形的概念,认为社会构形意指在文章中所出现的单一的、不连贯的城市化景物环境,以及其是人类对与事物发展相关的整体认识与理解过程,它不仅使文章中的城市化观念从认识、理论上都充分的接近于已经经过记录和反映的人们对某城市事件发展的整体理解状态,而且使人类在城市化环境中所掌握的时间空间和时序性观念,在社会构形上也会受到各种文化的性别差异的制约,也因而产生了解决这些差异的各种对策。这其中,尽管人们自身的对于城市化观念上的认识自由度与文化创造力也更被人们所关注,但是对于城市化本身的社会存在价值,以及其对于个人的文化与社会主义发展上的规约意义,则较为隐晦不明。所以,在充分肯定了历史想象的中国城市化史学术模式之优越的同时,在今天人们更应该进行逆向的反思,即探索城市化自身究竟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存在,而影响着人类的精神感受与人类意志,在城市史与文学史上二者之间究竟怎样形成了一个双向塑造的联系呢,这将侧重于对城市历史想象的无数版本的可能性与可塑性,亦或是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在叙事主义史学上的潜隐的相对主义现象,亦或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城市历史的实在置于括弧里面,存而不论等[9]。历史学研究者们在总结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后,又提出了三个完全相反的历史主张,即重构论、建构论、解构论,在基于以上历史角度所体现的学术观点与价值取向上都可以清晰看到,从其内涵和实质意义上来看,对想象的城市历史主题探寻范式滚动在建构论和解构论之中,而更多的倾向于解构论的主题探寻方式。从城市历史研究视域中的关于现当代城市化发展的历史问题来看,我们更应该关注于城市化自身的历史价值与人文意义,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城市历史文献的考据,而推究其观察者的主体意识时,又并不是完全迷失于对其灵魂意识上的臆断,而是理解或想象了城市中的文本故事,也没有完全沉溺于反经验式的虚构。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并没有放弃过对作者城市文化发展历程的回溯,仅仅需要透过作者对历史文献中的一些描写检视作者的城市观念与虚构;但我们却必须通过作者对作品文本和历史文献之间的相互文性的解码,在一个城市的社会文化史当中重新回归和诠释人们的城市认知逻辑,而并非以作者某种预设或推演的价值与立场为理论基础,从而对作者的城市意识与认知作出重新判定、评价[10]。

结束语

文学作品中的城市不仅是作家本人主观思考的产物,同时也体现出一种人文社会关于城市发展现实的套型化的反思,这些套型化的城市思考随着社会经历的发展而发生蜕变。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我国现当代文艺研究,需要充分考虑城市本身的实在性与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同时必须在我国现当代文艺的全历史框架下正视所有城市中文化主体在场的体验和叙事,培育城市文化研究者与评论家们的文化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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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凡.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以《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为主的考察[J].扬子江评论，2018(04):85-9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鲁迅的文化选择对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研究”（19ZDA267）、江苏省“双创博士”人才项目“中国现代文化思潮与现代文学格局的互动与对话（1915-1949）”（JSSCBS202108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宇瑄（1991.06-），男，满，甘肃省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

姓名：韩宇瑄

出生年月：1991年6月

性别：男

民族：满族

籍贯：甘肃兰州

学历：博士

职称：副教授

毕业院校：浙江大学

毕业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方向：鲁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思潮

工作单位：江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