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的提出及当代意义

王利伟

署名单位：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邮编：475000

摘要：“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提出来的，它不仅是历史上的“政治标记”，也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警、自律、不懈的追求。“两个务必”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是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是对当时党内内外的傲慢和腐败现象的高度警觉。从“两个务必”的重要地位出发，指出这一点对于维护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关键词：两个务必；党的建设；当代意义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总结历史、展望未来，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等方面，向全党发出了庄严的警告：“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从那时起，“两个务必”就被写进了历史的“政治标记”，它鼓舞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警、自律和不懈的追求。

一、“两个务必”提出的背景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到十三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这次重大会议上，既适时地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乡村转向城市，同时也指出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方针，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党在执政后所要面对的考验作出了科学的预测。毛泽东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思想，“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傲自满、不急躁的态度，使我们的同志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这是“两个务必”，是对全党在取得国家政权后，不能被糖衣炮弹打垮，要经受执政的检验。

(一)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两个务必”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总结和吸收历史经验。他说：“历史上跌了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2]“两个务必”，就是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治国方略。一九四四年三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概括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其中所阐述的是，由于胜利而骄奢淫逸，最终落败，毛泽东开始思考，该怎样去应对这一历史难题。对此，毛泽东指出: “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说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3]。为了使全党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始终保持谦逊的精神，毛泽东建议，中央决定《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一份整风文件，向全党公布，并要求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功，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都要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学习的心态，不要让自己的思想沾沾自喜，忘记前人的错误。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来临之际，曾向全党提出十七个问题要作好准备，以警示全党，不可因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盲目地乐观。所以，我们要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相信，只有全党不骄不躁、谦虚谨慎、明察秋毫，中国的革命就会少走弯路，少吃亏。

(二）准确判断国内外形势，提出“两个务必”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4]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根据国情来判断形势，制定政策。毛泽东对于革命局势的胜利，既高兴，又清醒。他知道，要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有所建树，不仅要善于摧毁一个旧的世界，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就一定要做到“两个务必”，因为新中国的建设，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都是非常缺乏的，我们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浮躁。毛泽东在领导国家建设的艰巨任务面前，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和党内的缺陷，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学习的迫切任务，并从巩固新政权、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等方面着重指出了学习的重要性，指出: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1]。他深知，全党工作的中心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地学习生产、建设、管理的技术和方法。而且，这些人都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变得骄傲。所以，要提高我们的干部素质，就需要我们全党在战胜困难的时候，始终保持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养成的良好的作风。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两个务必”。由于情况是喜人的，同时也是严峻的，要克服新中国初期的各种困难，要加强学习，掌握执政和领导经济的能力，就必须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有丝毫的骄傲自满、腐败和松懈。

(三)针对城市接收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提出“两个务必”

自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大反攻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随着我们的不断取得胜利，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回归了人们的手里。在这两个城市里，我们党在领导下，很快地把社会秩序和生产搞起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有些部队、干部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情况，特别是有些人的自满和贪图享乐，这使毛泽东十分警觉。解放战争末期，在城市接收工作中，由于取得了胜利而骄傲自满，对重大问题不事先请示，不报告，自行处置，各自为政；有的私自处理外交问题，有的私自处理重要军事事务，有的地方在接收的时候，还发生了争抢房屋，贪享乐的现象。这种傲慢和腐败的迹象使毛泽东非常警觉，因为毛泽东知道，在革命胜利之后，不但有许多保留下来的老党员要整顿，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要做革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共产党员要保持廉洁，谨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他对这个问题很有先见之明地对全党强调：“中国的革命很好，但是革命之后的道路比过去要漫长得多，工作也更加艰巨。

二、“两个务必”提出的重要性

“两个务必”是我们党自强不息、自警自励的表现，是我们党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必须遵循的思想方法和行为规范。“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精神品质，是克服一切困难的一种内在力量。这种自省、自勉的政治智慧，不是盲目的悲观、盲目的乐观，而是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精神。这是一种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使我们的党员时刻保持警觉，提高对风险的预见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两个务必”思想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的伟大旗帜

旗帜是立场，是方向，是党的根本，是党的执政基础。毛泽东说：“思想和学说就像一面旗帜，旗帜一升起，人们就会有希望，就会知道方向。”[5]毛泽东“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在执政的情况下，要树立起一面伟大的、光辉的旗帜，这是我们党的执政宣言。1949年3月，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艰巨性、长期的复杂性和我们党的历史任务出发，向全党发出了庄严的警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经受住金钱、美色和糖衣炮弹的考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艰难地探讨了各种新的问题。“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毛泽东对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两个务必”，目的是要在思想上筑牢谦虚勤政、反腐倡廉、继续艰苦奋斗的钢铁长城和坚固精神堤坝。很明显，这是毛泽东根据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提出的一种富有远见和战略意义的科学观点，它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向全党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要求，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踏上历史凯旋门的警示语。毛泽东“两个务必”是中国人民的航标和指路明灯，它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向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二）“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执政宣言和精神动力

谨言慎行，戒骄戒躁，勤勉勤勉，加强人文修养，全面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的内部要求。“我们党是一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不为个人利益。[6]”这表明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即艰苦奋斗，立党为公，执政为人民。毛泽东曾说，在我们的党里，存在着一种惊慌，这不是经济上的惊慌，也不是政治上的惊慌，而是技术上的惊慌。这说明了修行、增长知识、谦虚谨慎、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他嘱咐我们一定要做到：第一，要谦虚，要诚实。人生学问无穷，学好生产、建设、文化、科技是当务之急；二是要加强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加强思想政治修养；三是注重调研，勤访，从实际出发，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真理，但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因此，“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8]”只有把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一种自觉意识和精神动力，把它融入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使它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自觉和精神动力。毛泽东“两个务必”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政治财富，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向前的重要精神力量。

(三)是坚持 “两个务必”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央领导人都将“两个务必”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这一重大任务放在首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针，离不开艰苦奋斗的工作态度；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态度，就无法贯彻正确的政治方针。所以，在党员和干部中，始终要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而加强执政能力，更要坚持“两个务必”，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推动发展的途径，真正增强执政兴国的能力，我们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9]。

三、“两个务必”思想的当代意义

毛泽东“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核心，是党的执政理念，是新中国成立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对当前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一）建设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执政党的执政为民、执政为民，既是对执政党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其长期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革命，经受住各种风雨的考验，生生不息地保持着先进性和纯洁性，肩负起造福人民、复兴中华的时代责任。这既是时代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任务，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大考验。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普遍要求，又是对科学理论的指导。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对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提出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对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0]领导干部的职权是由党和人民授予的，它的作用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民掌好权，用好权，夜不能寐，勤奋工作。领导干部不论在成绩和困难面前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态度。党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考验”，我们要克服“思想松懈、能力不足、与群众分离、消极腐败”。只要我们党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就是胜利的。

（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党是一个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从建立以来，就是在同一切不良倾向和腐败作坚决的斗争中成长的。毛泽东“两个务必”思想的一个突出的现代意义，就是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清正廉洁的、勤政的、充满活力的、团结的、和谐的新时代的强大的领导力量。我们立身不忘忧党的根本，不忘为政服务的公仆，用权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要问人民，要问的是人民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齐心协力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1]。没有艰苦创业精神的支持，就很难独立；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就很难发展和进步；没有艰苦创业精神的支持，党就不能兴旺。胡锦涛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光辉论述“十分重要，尤其是其中两条，更是对长期的指导。一是,党的一些同志，面对巨大的成绩，也许会变得骄傲自满，有一种贪得无厌的心理，不肯努力工作，不坚决地加以预防和克服，就不能使我们的工作继续前进，甚至会失败。二是,无论我们党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和宗旨，始终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永远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永远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永远处于不败的地位。每个党员都要有一种忧国忧民的自觉，为党分忧，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重要论述。

（三）增强学习本领，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我们党是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崇尚学习，学以致用，注重实践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学习生产的技术，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管理城市”的经验，学习“一切有学问的人”，这是我们党建立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河。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毛泽东号召各级干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五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各级干部必须阅读十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1963年面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惑，又提出党员干部学习30本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这就是要在全党大力提倡读书、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养和指导实践的能力，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建设学习型政党为根本要求，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特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把党建设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11]。我们要努力学习，不断创造出经得起实践检验、人民检验、历史检验的成绩，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年谱: 中册(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 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年版.

[6]《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

[8]《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