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视角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发展研究

吴沂珊

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摘要：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可以超越国界进行重新配置，产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竞争销售。在这个背景下，语言的经济功能日益显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当今全球人口数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前景巨大。语言文化相似度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语言文化视角下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发展，探讨语言文化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发展。

关键词：语言文化；语言经济学；中国-东盟自贸区；经贸合作

一、前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是大趋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所提到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当今全球人口数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前景巨大。基于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贸易畅通”自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释放合作潜力，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应重点研究的领域。贸易的便利化必然离不开“民心相通”这一社会根基，而“民心相通”需要依靠人文交流。换言之，友善的人文交流是优先于经济贸易合作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命题。人文交流旨在心灵沟通，“言为心声”，心灵沟通的核心问题则是语言。本文拟在人文交流与经济互动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探讨语言与文化视角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合作的发展研究。

二、语言的经济价值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可以超越国界进行重新配置，产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竞争销售。在这个背景下，语言的经济功能日益显现，语言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被称为科学、技术、人力技能、环境等经济竞争力因素的构成要素，并成为新的潜能巨大的推动和制约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还是人力资本，是特殊的社会资源、准公共品，具有市场价值；语言在社会中的使用会产生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语言不仅为经济发展服务，而且语言本身也具有了经济价值。“语言不分大小，也不论其通用程度如何，都能为使用者的经济利益服务”。

语言不仅对微观主体产生经济效益，而且能对一国的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外部性。首先，一个国家国民语言能力的整体提高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可以间接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强国的竞争不仅在于市场、产品、技术方面，语言也是他们竞争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不仅反映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语言的推广和普及程度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象征之一。“强势语言和文化”将为国家带来难以估计的多重收益。语言从来都是获取政治文化利益的重要工具，经济强国的竞争是以语言竞争为历史基础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英语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成为世界强势语言，随着美国的崛起和发展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很多国家把国民对英语能力的使用和掌握作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语言的发展不仅是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扩张，还有经济上的巨大收益以及国家软实力的持续增强。为满足人们提高语言能力的需求，各种语言学校竞相开办，语言培训服务、语言辅导服务、语言学习资料等发展迅速，这些语言文化产业的发展增加了社会就业机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发展

东盟内部合作不断深化并一直致力于推动区域内部的一体化。自1976年的巴厘首脑峰会起，东南亚的经济合作正式提上议程并逐步加快进程，在1992年时，东盟六个国家签署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项目于2002年正式启动。2013年4月，第22届东盟首脑会议明确了2015年建成东盟共同体必须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并提出了在2015年后努力实现真正“以人为本”的长远目标。

东盟一方面在积极建立区域共同体；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也逐步认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开始决定开展“外向型”经济合作。东盟“10+3”的合作框架也应运而生。在东盟与中日韩的首次首脑非正式会议中，正式确立了“10+3”合作框架以及三个“10+1”并行的东亚经济体制，这间接表明了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提议的成功。同时，东盟也积极重启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主要对象为中日韩三国以及邻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基于此，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东盟在自身共同体一体化的进程上，发展成果还是非常显著的，东盟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说是超过了韩国和日本的。在东盟推进自由贸易的进程上，随着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1年“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2012年“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继成立，多边贸易额都大幅度增加，这也将对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区域分工整合、技术升级以及产业转型起到促进作用。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提出了铺就面对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在贸易畅通、民心相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五大方面的互联互通之下，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和东盟来说都是新的发展契机。

四、语言文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发展的影响

Anderson等人在其《文化地理学手册》中指出，理解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需要文化的视角。现实中，经济活动往往嵌入或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或空间中，文化同样也根植于在一定的空间区域。差异性的区位、地理、空间因素，形成产品运输距离以及文化交流成本。自Easterly和Levine开创族群多样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领域以来，国际上关于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不断涌现，有专家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关于两者之间的关联机制，多数学者认为，以族群、语言、宗教等为表征的文化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主要基于文化多样性存在的潜在成本——族际沟通、交易成本、利益冲突、宗教偏见、歧视、保护主义等，这些通常会影响到政府行为、资源分配、腐败、社会稳定、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文化多样性存在的沟通成本，导致文化距离的产生，对经济交往、投资经贸等交易活动产生阻碍作用。这方面成为文化多样性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

东盟十国虽然地理上较为接近，但是内部差异较大。东盟国家内部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差异和宗教信仰不同。首先，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众多，每个国家的官方语言都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同一种官方语言，经历本土化和外来影响后，词汇变得相当丰富，给国家之间的交流增添障碍。其次，东盟国家之间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差异较大，不同宗教信仰间冲突时有发生，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严重制约合作双方的交流，影响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除了泰国以外，东盟其他国家都有或长或短的被殖民历史。不同的殖民历史，对东盟内部语言和宗教的差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语言文化视角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发展对策及建议

语言文化相似度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语言文化相似度越高，对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东盟内部各国间进出口贸易额的积极作用就越大。文化多样性带来“外来者劣势”，导致相互间文化信任缺乏，从而影响双方经济交流与合作。东盟国家语言多样性增加了投资合作过程中语言交流障碍，导致信息获取成本提高以及信息沟通不及时问题的产生；东盟国家族群多样性和宗教多样性容易导致国家内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信任阻碍，甚至会引发冲突和国家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影响到投资国企业对对方企业的投资信心。东盟国家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投资国对东盟国家文化理解的难度，导致投资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环境感知和理解的障碍。语言使用度和文化认同感越高，越能减少双方的交流障碍，有效避免跨文化交际带来的误会和曲解，更能增强彼此的信任和认同，进一步促进双方贸易合作，中国月东盟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对于促进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国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文试图从语言文化视角下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贸合作发展，将对外贸易中的人力要素具化，探讨语言文化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的作用，进而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发展，这对内部文化差异较大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来说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对策及建议。

从国家层面来说，语言文化因素能够影响到一国的对外经贸合作。特别是在东盟自贸区成立，“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我国不断深化与包括东盟在内的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国与东盟求同存异推进合作虽有文化基础和意愿，真正落实还需机制保障，尤其是建立长期有效的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彼此“民心相通”更成为优先于经贸合作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命题。语言作为最基本的交流工具，与教育、文化和科研等社会生活各方面密切相关，也是民族文化的符号象征之一。从长远的社会发展来看，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均表现出差异的不同文化圈往往由使用不用语言的群体构成，这些差异通常以文化壁垒的形式影响到双方间的经贸合作。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和外交活动不断增多，经济贸易流量持续上升，语言因素在经贸合作中越来越重要。对中国来说，为了推进对外贸易和提升对外贸易服务质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语言文化因素的影响力：

第一东盟国家与中国交流合作的基础大不相同，其官方语言有使用话语的国家和不使用华语的国家，针对这两类国家，制定不同的语言政策，更好的服务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首先，使用话语的国家对中华文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熟悉和认同，在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以共同的文化渊源为切入点，重视双方的文化差异，针对性的培养专业人才，发展语言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促进文化交流和产业发展。

第二加强非通用语种的语言教育。人们通过学习贸易对象国语言障碍，增强服务贸易双方的语言能力，增进服务贸易双方的文化认同，从而提升中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流量。 “一带一路”沿线除了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水平较高之外，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英语水平都属于低水平范畴。因此，目的明确、计划有序地提高中国民众的非通用语种语言能力，有利于中国准确、及时、全面地了解贸易对象国和地区的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贸易惯例以及当地国情等相关知识，减少服务贸易摩擦，降低服务贸易风险。在遇到服务贸易问题时，还可以直接沟通，获得服务贸易救助。

最后，我国本国的英语教育仍不能忽视，要继续加强本国民众的英语运用能力。根据《印度软件和服务外包人才优势分析》一文中的分析来看，掌握英语人数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接触过英语人数超2亿人次，精通英语人数也高达5000万，受教育人群普遍具有较好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印度的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其在沟通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上得天独厚的英语优势。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生英语运用能力的缺乏阻碍了中国服务业作为基础产业的发展。因此，中国的英语教育不能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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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9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语言文化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影响与推进作用》

作者简介： 吴沂珊,广西职业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