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筹备委员会与西安“古都”形象的重构

李梓童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陕西西安 710000

摘 要：“古都”作为西安的城市符号，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发展深入西北内陆过程中集体想象的产物。陪都西京的设立重塑了西安都城地位，由西京筹备委员会牵头，西安文化古迹首次得到系统的保护开发。作为文化抗战的一种手段，古迹所承载的民族历史集体记忆被有意发掘，古长安历史空间叠加在西安现实空间被想象性地建构复原，西安被赋予民族文化故乡的意义，完成了“废都”向“古都”的形象转变。

关 键 词：西京筹备委员会 名胜古迹 保护开发 古都

唐以后西安进入了后都城时代。唐人诗文中的盛景早已踪迹无寻，留下的仅仅是破败不堪的萧瑟凄凉。似乎西安只是一个作为历史遗迹而被人记忆的“废都”。而20世纪30年代，西安城市形象完成了一次由“废都”向“古都”的转变，究其原因，便是民族危机下，国民政府为达抗战救国的目的，对西安名胜古迹做民族主义的形象改造，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下，通过历史文化建构空间环境，西安被符号化为“古都”，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延续民族血脉的精神圣地。

本文试图从西安“古都想象”入手，来探讨陪都西京时期西京筹委会对西安文化古迹的保护开发，及其所达到的重塑古都空间想象，激励文化抗战的效果。

1. 废都西安：向往与失落之间

“闻道关中多胜迹，男儿须到古长安”，但凡了解中国历史的人对古长安总有羡慕之意，无数人来到西安，欲一睹历史盛况，古长安，是他们吊古凭今的“精神还乡”之地。而安史之乱后，西安已是一派黍离麦秀之感，不复盛世气象，后人仅能凭借文献和古迹想象过往的历史。

近代以后，西安的衰落的更加明显。东部沿海各口开埠后，欧风美雨东渐，代表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种种势力争相集中在长江流域，偏居西北内陆一隅的西安便已留在老态龙钟之态，疆卧于夕风残照之下了，旱灾绵延，匪氛不静，农村凋敝，城市异常萧条。

1924年鲁迅来陕讲学，完全不见当年长安气象，对西安的衰落与颓态深表失望，称：“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1]同行的王桐龄亦发现作为西安历史文化物质积淀的“历代宫殿、园囿、陵墓、寺观，大半被破坏，如慈恩寺之大雁塔，荐福寺之小雁塔；或仅存其基址，如弘福寺、青龙寺遗址；或基址全无，此类甚多，即文王之丰，武王之镐，成王以后之宗周，汉之未央宫、长乐宫，亦在此列。所谓古迹大半有名无实。古物半为官吏或人民倒卖”^[2]。此后围城之役、关中年馑、虎疫大流行接踵而至，更是使得西安彻底化为了一座废都。也难怪历经天灾人祸的十年后，范长江读过杜诗，寻遍西安城内，不见曲江盛景和水边的丽人，只得一片沙沟萧瑟，失落之怀，油然而生。

二．陪都西京：西安都城地位的重塑

一·二八事变后，面对东北沦陷，华北、华东渐受蚕食的局面，基于开发西北、筑固后方的考量，国民政府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3]，并由国民党元老张继出任西京筹委会主席，主持西京都市建设。西安一时间由区域重镇变为首善之区，承载起了“国家”的象征意义，但在基础设施落后的西安进行现代化城市建设，将其打造成国家的模范代表“陪都西京”并非易事，加之局势动荡，经费困难，可谓是寸步难行。而西安其最为引人入胜之处正在于那些能让人记忆起此处曾经是中华民族兴盛之地的名胜古迹。

有鉴于此，利用西安既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确为繁荣西京的一条可行有效的途径。但这些古迹不能只是以长安遗址的形象进入国族主义书写下的历史记忆，而应是以这些古迹为基础，建造一座洋溢着汉唐余风，重叠着古都空间想象的具有鲜活气象的的现代西京。

西京筹委会成立之初全体委员即达成共识：“陕西为古代民族极盛时代之周秦汉唐故都，为民族文化之发源地……我们极应保持旧有之名胜古迹，发扬国有之光荣历史而复兴民族精神”，以“修复古迹，开发交通”，为当前主要工作；以“将陕西古物保存陕西，以全古物历史的意义并使聚在西京，藉集西北文化之大成”，为保护名胜古迹及古物之手段与又一目的。^[4]作为历史记忆承载的散布于西京各地的文物古迹被重新发掘保护，并通过风景道路连接开发，西安被塑造标识成为“名胜”遍布的古都，最终通过旅游观光，纪念仪式等活动，满足国人对西安“古都”记忆的现实重构，西安“古都”形象得以在文化古迹的物质基础上完成精神想象的空间重塑并借助游客的文本书写将“古都”符号化，赋予保卫民族故土，重振民族荣光的内涵而广为传播。

三．名胜古迹：古都想象的文化载体

西安名胜古迹是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西京筹委会在进行现代都市建设的同时着力修葺开发名胜古迹，这不仅民族情感的彰显，还有将古迹嫁接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努力，体现出国民政府构建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努力。

1932年张继等人访游咸阳塬上诸陵后就旅游开发，绿化保护，文化研究三方面初步提出了保护开发陵寝的设想。此后西京筹委会先后派员考查诸帝陵，决议相机修复周陵而逐次修复茂、昭诸陵。其维护工作主要是修筑通往帝陵的汽车路、种植行道树，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等。^[5]以武帝排除异族，征战匈奴，威震沙漠。太宗平定宇内，归化四夷，德被天下，为追念其丰功伟绩，藉资激发民族感想起见 , 特开工修筑^[6]。

阿房宫、汉长安城、大明宫作为西安三大宫城故址，当时却遭受掘土烧窑破坏。西京筹委会首先是督促地方政府保护：“昨特函请长安县政府，迅速派员前往，将各该处之砖窑封闭，并晓谕民众以后不得有破坏古迹之事发生，俾盛唐代古迹得以保存云。”^[7]其次是是设立专门保护机构。西京筹委会于汉长安城遗址内设天禄阁小学兼汉城文物研究会，教员除教书外，凡在附近所出古物皆罗搜之，宗旨即为考求古代遗迹遗物，借明历史真相。最后是是建设遗址公园。鉴于大明宫具有极高历史价值，西京筹委会除广植树木标识保护范围之外，还于丹凤门旧址设丹凤公园，达到既利古迹保护又利游览观光的效果。^[8]

在西京筹委会的支持下，碑林修复工程于1935年开始。维修期间，张继曾代表西京筹委会多次出席监修会议，修建过程中所遇到的方案变动、经费追加均由会议决议实施。1938年日军逼近潼关，在西京筹委会配合下，碑林管理委员会将历代名碑外用青砖砌固，内用土坯泥平，并将一批珍贵石刻就地掩埋。为配合碑林保护工作，西京筹委会除多次函请省财政厅拨发碑林管委会文物迁移经费外，西京筹委会还派专员疏散碑林附近聚集的骡马车辆，以防吸引敌机轰炸，波及碑林文物。

除上述古迹外，为凸显古迹保护区域，提升居民文物古迹保护意识，西京筹备委员会还派专员对各处列入保护名录的古迹树立木制标识牌，划定保护范围，后在检查中发现木制标识牌存在遗失、挪位、损毁等情况，又重新刻置石碑标识，加以警示。亦积极联系西北艺术考察团等专业组织协同对汉唐帝陵、碑林所存文物进行翻塑、摹绘、拓印，只为让各类古物珍品无缺憾地呈现于世人，达到“表彰我国固有文化之优美，俾由此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9]的目的。

四．从西安到长安：国族主义下的古都想象

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对民族文化的重新挖掘与弘扬，是民族压迫下民族觉醒的一种标志，可为自发民族抵抗提供精神上的推动力。因而自1935年始，国民政府为感召国民，藉以激发其民族性，拟定清明为民族扫墓节，派张继等人主持祭扫黄帝桥陵，兼祭周陵、茂陵、昭陵等。^[10]在张继的构想中，寄留于西安古迹名胜中的历史人物及其故事，都可以成为激发民族奋起的精神力量：“此等先贤可风……实为我民族生命之保护者，谒陵扫墓，表示尊敬，如此实有规定一永久扫墓之典礼必要……共挽颓风，共振民气，使其永恒实行，或可挽救于万一”。^[11]

爱国主义意味着对出生地的热爱，日寇入侵而致使的国家半壁江山沦陷，使国人对国土空间有了切实的认识，这种空间上的爱国主义便建立在对地方的亲密无间的体验上和对“好景不长”的感知上，“我们的祖宗历尽千辛万苦，创造下这中华民族的锦绣山河，而今敌骑蹂躏华北，践踏中原，驰驱华南，连这黄帝坟陵所在的圣地，也已受到敌人炸弹的洗礼，进攻的威胁；现在的国人，追溯古史，静瞻现状，当是何等惶悚啊!”^[12]西安的城市空间，已不仅仅是一种现实存在中的空间，还是一种精神上的结构。它既作为空间实体而存在，又被赋予历史想象性的经验。一个物质性的空间可以在文本中被自由地叙述描绘，因为在文本中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符号”，嵌入了有关国族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由此西安由本无意义的物质空间变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宣扬爱国主义的文字往往都会强调某个地方是人的根，增强了人们对地方的依恋，为了强化忠诚感，人们建立起有纪念性的景观，让后人看得见历史。^[13]通过将爱国标志物神话来凝聚想象共同体，正是强化国族认同的有效的途径之一。

值此民族危难之际，沉寂了近千年的废都回光返照，重返都城时代，重拾昔日周秦汉唐荣光的历史集体记忆。西安一方面被表述为民族文化的故乡，孕育中华民族精神与本真价值的“家园”；一方面其文化古迹也被纳入一套国族化的历史叙述，被再现为铭刻着国族记忆的“神话地景”。这正是国民政府当局在国族主义运动中对“恋地情结”的有效利用。沈松侨在研究了一系列西北游记后，得出结论:“国族主义采用“自然国族化”的策略，将集体历史记忆和“民族气质”投射于一块地理空间或某个标志地景之上，从而将国族共同体与空间环境联系在一起，使后者转化为国族的‘家国’。这种使空间环境‘熟悉化’的方式，便是是国族历史与文化对空间环境的建构”^[14]

见微知著，西安文物古迹近代以来首次被有组织、大规模地调查、修复，只为利用起这些散落乡野，残敝凋败却承载着历史线索的碎片，重组复原出集体记忆中的古都模型，在近代誉名为“陪都”西京的现实基础上重现盛世古都的历史想象。西安遂从一物质性的地理空间，转化为寄寓中华民族集体感情与集体认同的地方。

五．结语

西安之所以能够摆脱“废都”的现实去重构“古都”的形象，正是把历史给客体化了。古代遗迹不再是废都面向的残破一角，成为“古都”的西安是一个充满“风景”的被观看对象，它被抽象化成为一个虚拟空间，内在的历史脉络及其现实状况被有意地压抑。于其上，现代的国族主义重新书写，不同于仅仅依靠记忆而残喘的古长安，古都西安所依托的历史，是由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建构、认可、和确立的历史，西安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记忆叙事的地理空间，参与到现代国家的建构，以长安古迹为基础，将古代长安叠加到西安现实城市空间上，古都空间的想象性地得以重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都”乃是现代性历史观塑造的结果。

受各种因素影响，西京筹委会的都市计划落地成果属实有限。但是在乱局下，西京筹委会对古迹重要性认识之深刻、保护之执着，并能克服诸多不利因素，最大限度地保护西安的名胜古迹，其功劳毋庸置疑。就历史时代意义，一系列的的古迹保护工作塑造了“古都西安”这一民族自强的精神丰碑；就后世影响而言，陪都西京时期奠定了此后西安文物保护事业的良好基础而不容被忽视。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8

[2]王桐龄.陕西旅行记.[M].北平:文化学社,1928:34

[3]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5

[4]张继昨过郑来陕筹备建筑陪都[N].新秦日报,1932.3.25(01)

[5]西安市档案局、西安市档案馆.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161-162.

[6]西京筹委会将兴修汉武陵，已派员前往咸阳勘测[N].新秦日报,1932.10.14(02).

[7]西京筹委会保护唐宫遗址，函请长安县封闭砖窑，并晓谕民众不得破坏[N].新秦日报.1936.5.28(01).

[8]唐宫遗址，含元殿总局令七分局妥为保护[N].新秦日报，1936.5.17(02).

[9]何正璜.何正璜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200.

[10]民族扫墓节，邵元冲等筹备来陕[N].西京日报,1935.3.23(2).

[11]张委员长昨抵省，谈先贤先圣为民族生命保护者[N].西京日报,1935.2.28(07).

[12]林焕平.西北远征记.香港;民革出版社,1939:67.

[13]段义孚.恋地情结[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47.

[14]沈松侨.江山如此多娇--1930年代的西北旅行书写与国族想象[J].台大历史学报,2006(3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西北大学大学生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陪都西京时期西安文化古迹保护及“古都”形象的重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110697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