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的历史化概述我国史学的起源

徐铖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国际税收教研部 江苏省扬州市 225007

摘要:中华文明尽管在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波折，但从古至今，在社会文化体制和对传统价值观上一脉相承，不曾中断。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尊重和崇拜是中华文明保持传承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从古代神话出发，详细阐述历史崇拜的起源和发展，指出神话的历史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但历史传统仍然保留着神话元素。本文也进一步探究了历史学形成的内在逻辑，希望有助于揭示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深刻原因。

关键词：中国古代神话；仪式；殷商；周朝；神话历史化

一、前言

神话创造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古老的现象，是千百年来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源泉。与形成宗教的其他早期因素不同，神话创造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世界万物的联系和价值。作为早期人类社会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神话的形成和巩固是与祭祀、庆典等仪式息息相关的。前苏联神话学家Yeleazar Meletinsky认为，神话和仪式是原始文化的两个方面，前者是语言上的，后者是行为上的^[1]。

通过仪式而巩固的神话有两大主要的社会功能。首先，它向人类解释了生存最基本的原则，从而使现实得到认可和神圣化，保障了族群的稳定。其次，神话建立了人类与周围环境、整个外部世界乃至所有神灵的联系，满足了个体精神上的需求。

在实践中，第一个功能主要在于创建一个简易的解释现实存在的语言和行为的模式，基本是靠仪式来实现的。仪式实际上贯彻了人类社会认可的生存原则和规范，构建了群体关系，即人际关系，从而保证了族群的稳定。第二个功能是神话出现的必要基础，主要涉及到人类与充满神灵的外部世界的互动。在面对外部世界时，神话知识变得更加复杂，并获得了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一些特征。也正是由于第二个功能，神话为其基础上发展出的哲学创造了先决条件。

在中国的周代，随着社会生活仪式化进程的深入，神话的第一个功能开始占主导地位。尽管会是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一功能最终将导致中国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学传统的出现。中国神话转变的最后阶段位于轴心时代（公元前5-3世纪）^[2]。从这一阶段开始，区域性的文化差异开始出现。

这种情况对于所有经历过这个文明发展阶段的文化来说都是很典型的。古代的欧洲可以发现神话的“自我否定”，而古代中国的神话体系则是“自我毁灭”，取而代之是对历史传统的崇拜。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理论框架源自中国史学家和国外汉学家的作品以及关于神话和神话史的经典著作。

涉及的资料包括正史、儒家的四书和袁珂汇编的《中国古代神话》。

本文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如下：

1）历史发生法—追溯中国神话的发展动态和历史学传统的出现。

2) 比较法—与其他文化的神话体系比较，确定中国神话的具体内容。

3）问题编年法—阐述不同阶段的神话的历史化程度。

三、结果和论述

由于“自我毁灭”，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基本消失了^[3]。只有只言片语散落在古代和近代的相关记录中，但这些记载不同于古希腊神话，远不成体系。

中国古代神话的搜集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根据袁珂的说法，时间跨度从东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前8世纪-公元6世纪），前后约一千多年^[4]。在如此长的时间内，神话免不了一次又一次地被编造和改写。更重要的是，由于记录太晚导致殷商神话在文字上完全没有留存。周代神话被哲学流派重新加工，仅有部分留诸笔端。《诗经》、《尚书》、《易经》、《山海经》、《庄子》、《淮南子》、《列子》等典籍中都可以找到神话的雏形，而更有意思的是神话同样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左丘明的《国语》和皇甫谧的《历代帝王世纪》等纯粹的历史作品中。

有理论认为，神话历史化的第一步是由西周和秦初的无名史学家完成的，但最重要的神话反思是在汉代完成的，归功于编辑古代文献的儒家学者。

中国的神话历史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最初动物象征的或超自然的、神秘的神话生物进行拟人化。最早的关于黄帝的神话描述出现于秦汉时期的文献，传说其"龙颜，日角，四目，四面"，后来《太平御览·尸子》中记载了孔子对黄帝四面的解释：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更指明了治四方的四个人的名字，在《黄帝本纪》中写道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进一步阐述了 黄帝派人"分掌四方，各如己视，故号曰黄帝四目"。于是最初的神话被进一步历史化，完全成为了现实。事实上，历史化使得儒家把神话变成一个解释社会现象和宇宙规律的知识系统，并作为哲学思考的说明。这反过来又推动了基于哲学意识的新世界观的形成。

对神话的反思其实在孔子之前就开始了，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并与占卜紧密关联。商朝几乎所有的占卜铭文都是以对祖先的称呼开始的，然后由王（统治者）或占卜的官员向其征求意见或诉诸请求。占卜是理性的，没有神秘主义和超自然的气息，严格按照规则进行。

占卜仪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其结果被深信不疑是正确的，所以逐渐取代了神话的思维和世界观。神秘主义这时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在看起来应该存在的地方—占卜中也是如此。一切结果都取决于对龟甲裂缝清晰和实用的解释。占卜仪式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导致了思维的去神化。

当然，在民间仍有情感宣泄的地方，也有具象的神话创造，但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宗教需要。总而言之，殷商时期占卜、祭祀等仪式的成熟开始导致神话体系出现危机^[5]。

殷商灭亡后，早期的周人试图反思和重新解释其与殷商不一样的传统。同时，统治者需要寻找一个新的部落身份来源，使周朝在法统和精神上具备统治天下的合理性。

殷商崇拜上帝，周人则希望找到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于是他们默认天命是万物的最高统治，象征着一种抽象的、不露面的调节力量，原则和功能上与殷商的上帝相似。最初，"天命"和 "上帝"是一样的，在周朝是通用的。

M. Ye. Kravtsova认为这影响了人们对权力的看法。在世的统治者与其先祖的联系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统治者世俗权力的神圣认可^[6]。

殷商时期没有“德”这个词；到了周初，“德”才以其主要的，也是当时唯一的意义出现--具有神圣内涵的“美德”。在孔子之前，特别是在《尚书》中，“德”一直具有神圣的而非道德的内涵。

为了巩固德，周公不得从历史上需找两个先例。他提出了夏朝本拥有德，因后代失德所以天命被转移到了成汤身上，最后德又从殷商转移到了周。王朝的周期自此出现了。

德的出现和伦理的逐渐巩固，导致伦理和礼仪取代了宗教教条。以前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现在也需要遵守伦理和礼仪的规范。这影响到周朝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周人果断放弃了祭祀和占卜活动，认为不需要敬献礼品建立与上天的联系，因为未来只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唯一重要的是遵守道德规范。

仪式与德有相似的命运。殷商仪式的宗教性在周代仪式中逐渐沦为了背景，而赋予了更多道德意义。仪式成为一种严格、周密的庆典。遵循这一规范就等同于培育德。

这一转变的本质是世界观的重塑。人类社会早期，神话可以很容易地处理这个问题，但已陷入危机，所以有必要重塑一个新的理解体系。新体系应运而生，并被转移到了书面上。书面文件的权威性正是周人道德标准的基础。同时，这也成为对历史、史籍等文字记录的崇拜的曙光，形成了中国数世纪的传统特征。

在V. V. Malyavin看来，语义学是古代中国书写实践的核心^[7]。甲骨文的编纂者不仅是第一批识字的人，而且基本上也是文字的创造者和垄断者。这些人成为了最早的官方历史学家，开启了历史学的大门。

神话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导致了我国神话的消亡。为了使神话与周朝提倡的德融合，儒家把神灵变成人，为神话传说找到合理的解释，可以说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根据《山海经》记载，夔是一种奇怪的单腿生物。“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而在《史记》的《尧典》中，夔变成了舜帝时期负责音乐表演的官员。

因为神话的流传，中国的上古历史记载了传说中的统治者尧、舜、禹，充实了夏朝的起源^[8]。传说尧（十个太阳的神话）生活于公元前2357-2256年，禹（洪水的神话）生活于公元前2205-2198年^[9]。这些神话人物被赋予了特定的生活时期，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是国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与真实历史有出入，但直到19世纪末，国人对这些传说深信不疑。目前的史学界认为，尧舜禹历史化的最后阶段是司马迁的《史记》，因为《史记》是我国官方朝代史中的第一部，是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

神话的历史化很重要，因为被深刻记载的民族意识不再是抽象的往事，而是充满伟大人物的漫长的精彩记忆，促进了民族自豪感的产生。此外，尽管算不上系统，但从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古代神话是符合逻辑的。比如，皇权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存在，因此大一统的思想和体制在民族意识中深深扎根。当然，很多历史学家还指出了一个相反的现象——历史的神话化。例如，除了将神话人物写进官方历史之外，历史人物（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有时也被赋予神话特征。传说刘邦出生前她的母亲刘媪莫名的陷入了沉睡，睡梦中与神仙媾和。刘邦的父亲看见有一条蛟龙趴在刘媪的身上。刘媪醒来之后不久便怀上了刘邦。就中国的历史传统而言，将统治者的出生与超自然事件联系起来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图腾崇拜，被认为是最早的皇权合法化形式。另一种合法化形式是上天在统治者登上帝位后的反应。中国的历史传统认为，一个统治者在接受天命之后，必须通过某种超自然的事件来应证其真实性，比如不寻常的自然现象（如彩虹）或龙、凤凰、麒麟等祥兽出现。这些现象总是被史官记录下来，作为帝王统治合法化的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种合法化形式逐渐消失，到明清时期，皇帝的出生已不与任何超自然现象相关。第二种形式一直存在，直到封建帝制灭亡。不寻常的事件被列入史书专门篇目—《五行志》中，还注明日期、时间和现象的性质。

把古代神灵和英雄变成官员的案例在历史上也不少见。例如，周朝神话中的祖先后稷（被尊为稷神）被《诗经》记载为尧舜时代的农官。这样的故事不仅可以在《国语》中看到，也可以在《周礼》和其他论著中看到。考虑到写作的时间，这种现象大约开始在公元前5-3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官职从与其相关的神灵抽象出来。神话的历史化不仅将神圣的特征赋予了统治者，也赋予了普通的官僚^[10]。

历史不仅留下了神灵的名字，也记载了他们的言行和功绩。神话中神灵和相关故事越来越少，因为被周朝的道德规范重新解释了。

四、总结

中国的传统历史呈现了与众不同的神话视角——口口相传的神话演变为笔端纸上的历史。神话中的先民成为最早的理想化的统治者和官员，他们生活在详细的年代，有着可查的谱系。历史事件被时间串联起来，以朝代的形式得到巩固。

神话的历史化是主要趋势，但历史传统仍然保留着神话元素。神话元素维系着我们与悠远历史的联系，而悠远的历史又与巨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紧密相连。通过绵延数个世纪的神话故事，中国人加强了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记载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历史不仅是弘扬爱国主义的基础，也是成败得失、兴衰荣辱的后事之师。历史与神话相比，显然可靠性与正确性更强，因为它是由官方学者书就并经皇帝确认的。历史的权威性最早产生于周朝，是因为周人希望将统治权合法化而引起的。

自周朝始，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话进入了历史，成为了不受质疑的对象。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神话几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崇拜。

参考文献

1. Bazhanova, R. K.; Martynov, D. E. & Martynova, Yu. A. Typolog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1398-1644). Terra Sebus. Acta Musei Sabesiensis, Special Issue, 2014,pp. 475-489.

2. Bichurin, I.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Part 1. 1842– Saint-Petersburg: Typography of E. Pratz, – 278 p.

3. Birrell, A. . Chinese Mythology: An Introduction. 1999. JHU Press.

4. 杨恬. 中国古代神话综述[D].西北大学,2012.

5. 周甲辰.对舜帝形象的返观与重构——读《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7(05):150-152.

6. Kravtsova, M. Ye. From Magic to Ethics. Ideas of the Supreme Power and Its Bearers in Ancient and Early Middle Age China.1991. Vostok: Afrikansko-aziatskie obschestva: istoriya i sovremennost’, 3, pp. 32 – 41.

7. Malyavin, V. V. Chinese Civilization. 2000.– M.: Izdatel’stvo Astrel’, – 632 p.

8. Meletinsky, Ye. M. The Poetics of Myth2012. – M.: Akademichesky proyekt, - 331 p.

9. 刘娜.尧舜禹时代管理实践探析[J].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20,33(05):60-64.

10. 潜明兹.袁珂对当代神话学的贡献[J].  社会科学研究. 1988(01)

作者简介：徐铖，出生于1986年8月，男，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在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国际税收教研部担任涉外秘书，硕士学历，主要研究方向:公务员培训、国际税收、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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