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西教会学校的性质

近代江西 教会学校的性质

洪厚情 江英 曹轶 江铃

[文摘 ]：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 中国的立足、 发展及消亡始终 和帝国主义列强 对华侵略紧密相连，殖民色彩明显、 宗教气息浓重。教会学校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它表现出其独特的性质。本文以传教士在江西创办教会学校为研究切入点，透视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近代江西教会学校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折射中国是怎样逐渐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了解中华民族在教育领域中怎样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关键词]：近代教会学校 性质 江西

教会学校，从表象看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形态存在，实则是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假借传授西方近代文化和科技之名，推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之实，具有极大的蒙蔽性和欺骗性。它的产生发展是以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为时代背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总是与侵略者的殖民扩张活动紧密在一起，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军事侵略的思想桥头堡。

教会学校在经历一个逐渐发展，演变消亡的过程，在中国存在达一个多世纪,形成了一种从小学到大学教会教育独立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江西，作为内陆省份，史学家对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江西创建教会学校没有引起足够关注，但通过对江西教会学校的研究，足以小中见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从沿海到内陆的侵略的深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教会学校在江西得到了迅速扩张，教会学校的强烈的殖民性质得到较为充分的表现。

一.近代教会学校享有种种特权，严重侵犯中国教育主权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将镇江，江西九江，汉口设为通商口岸，开埠通商后，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赣北，法国和美国的教会学校竟相开办。江西九江成为当时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东学交融、冲突争夺的重要前沿堡垒战线。西方传教士以武力开道，以不平等条约为保护伞的在华江西广开教会学校，传经布道，兴教堂、办医院、建学校，进行一系列宗教文化活动。列强所办教会学校不受中国政府管理，学校工作由传教士教会和帝国列强操纵，学校注册、课程的设置及学位授予等权力，统由外国政府决定，学校行政权，也是由设在国外的财阀侵略分子校董事会操纵，，五卅运动前，中国教育各界人士与教会学校师生员工开启教育权收回运动，帝国主义才被迫让中国人充当校长，但仍然必须听命于校董事会，中国传统教育受到了西学教育制度的挑战，教育主权独立受到严重挑战。

二.近代教会学校传播宗教思想，以培养西方列强奴仆为宗旨

教会学校所开设的课程，以传播宗教思想为目标，其它学科的设置都是为了宣扬宗教，吸引学生而开设的。传播宗教是教会学校的首要任务。“基督教学校以宗教为人生之需要，故圣经一科于课程中实居重要地位，……其阐明圣道，则永久不移其宗旨，故学生入校以圣经示之，使其自决于心也”。[1]

宗教课程开设目的是为了严格掌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强化学生宗教意识和培养宗教感情，由传教士亲自传授，强迫学生参加弥撒、做礼拜等各种宗教活动，通过严格训练、考核，诱惑学生入教，培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教会学校非常重视外语教学。利用外语作为传播宗教思想的工具手段。“注重英语亦视中国之需要而然，商业、政治生活、高等教育机关，社会生活，无处不用英语。职此之故，基督教学校因有英语科之设，应需求也”。[2]所有西学课程一律使用英文教材来进行英语教学，其目的是用基督宗教思想文化替代中华文化的强有力武器，传教士何德兰说：“哪里在使用英语，哪里就有基督教”[3]传教士戴洛则撰文明确提出：“英语学习乃是作为引诱中国学生的香饵。……教给学生宗教的知识是我们学校最终的目的，英语不过是宗教药丸的糖衣而已”[4]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还传授各种自然及人文科学相关知识。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编写两套中文教材，其内容除宗教教义外，须包括算术、几何、代表，测量学、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自然地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自然地理、自然史、西方工业等自然科学，还有政治地理、宗教地理、古代史纲要、现代史纲要、中国史、英国史、美国史、语言、文法、逻辑、地理哲学、伦理科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科学。教会学校开设上述课程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为了强盛中国，而真正的目的是企图利用科学这一武器为其侵略利益服务，让“中国皈依上帝”[5]建立“耶稣基督对世界的统治”[6]为此，教会学校走过了一条由“科学是上帝的婢女”到“科学成为宗教的盟友”的道路，试图把“上帝”与“科学”给合起来。美国公理会指示来华传教的医生伯驾说：“你也可以随时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是，……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引起你的注视。”[7]

基于此，传播基督福音才是其根本，科学技术只是末枝辅助手段而已，教会学校打着教授科学知识之旗号，行“推进上帝福音事业”之实，诱使中国国民信仰、崇拜上帝，放弃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充当西方列强的奴仆。

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西方传教士意识到影响中国前景并控制中国教育的西方科学技术力量日益显示出来，“中国与世隔绝的日子屈指可数。不管她愿意与否，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朝她涌来”。在这种形势下，教会学校必须重视科学，使科学与上帝紧密结合，成为宗教的盟友。因此，学习科学可以破除迷信，注重科学可以提高教会学校的声誉，传播科学习以使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更有能力控制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8]科学力量的“善恶是以教者与教的方法为转移的。如果教会是聪明的话，它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不让魔鬼在中国开动这个强大的机器”[9]可见，教会学校所有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目的在于培养出为他们侵略利益服务的有能力的知识青年，开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学只是手段方法，使中国能向有利于帝国主义方向去发展。

三.近代教会学校的创办，目的在于控制中国

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10]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门类一应俱全，有幼稚园、中小学、大学；有男学、女学教育。传教士创办的英华书院校长伊文思对办教育的目的毫无讳言谈到：“我们必须在这个书院中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乐意作为拯救灵魂的福音先驱，来到他们愚昧无知的同胞中间”。[11]1835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成立“马礼逊教育会”大会上发表演说，称“教育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引起中国发生更为巨大的变化。这比同一时期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荣的商业刺激，比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效果都显著”。[12]毋容置疑，在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兴办教会学校目的，自始至终就是企图以此引导中国人“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即“要使基督教福音普降全世界”，[13]“用十字架战胜中国”，[14]从而影响和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更是依据不平条约充当护身符，在中国各地大规模传教办学，“为基督教征服中国”服务。下面摘录几位传教士的自由：

1890年狄考文牧师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大会上说：

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而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的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先生和领袖。……

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感情和意见。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 彻底地训练出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不能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人。……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 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15]

传教士谢卫楼在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

“教育是未来中国的一种力量，基督教会必须为了基督使用这种力量。……教会必须积极办教育……这样就可以使基督教徒占据有势力和有影响的位置，在政府里做官，做传授西学的教师，当医生、当商人、或在中国早已开设的大企业中当督办。”[16]

由此可见，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替代旧士大夫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从而在政治上、社会上、宗教上全面控制中国。

综上所述，传教士在中国办教育，目的初衷不是为了帮助中国，教化国民，而是配合帝国列强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客观需要，教会学校在江西的发展轨迹是全国的缩影，教会学校是半殖民半封建的产物，它的立足、发展始终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的不断深入，教会学校最终伴也随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消亡。教会学校在江西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史，更是一部中国人民不畏强权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不断斗争史

参考文献：

[1[2]][美]，露懿思：《基督教育在中国之情形》[A]，陈学恂：《中国近代史教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87年，P65

[3]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北京，文津出版社91年，P87

[4]王秉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94年，P397

[5][7[11]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69 P72 P9

[6][8]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北京文津出版社，91，P26 P243

[9]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P70

[10]费正清：《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74年，P13

[12]王秉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5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1994年，P362

[13][美]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77年，上海英文本，P173

[14]《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902年12月

[15]《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P457-459 P497

[16]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P309-310

[作者简介]：洪厚情（男1970-）九江学院 政法学院 副教授

江英（女1976-）九江学院土建学院 讲师

曹轶（女1993-）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助教

江铃（女1980-）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LS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