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公平与效率观

王瑞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如何在发展中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理论和实践中深感困惑的重大问题，他们一直以来都是一对相反的矛盾体，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目标的选择与收入分配制度的确定。邓小平关于公平与效率观的思想论述，对于解决当前经济问题仍然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公平与效率；分配制度；

一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探索

以美英等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直是以个人利益为动力，充分利用“谁落后谁遭殃”的利益差距刺激经济行为主体，从而获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率。以奥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相互矛盾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要做出取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要由政府给予市场一定的约束来能保证公平。二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始终是要牺牲一方来换取平衡，这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认知。

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里，认为“公平”、“平等”这些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脱离历史的抽象概念。“平等”对于无产阶级来讲有双重意义：一是在被剥削的制度下对于极端的社会不平等的自发反映；一是把资产阶级宣扬的“公民权利”的平等进一步发展成为要求实现社会的、经济的平等。其本质是要消灭阶级，当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后，发展的进一步要求则是实现从形式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创造性地应用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将消灭剥削作为奋斗目标，但是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急过快的问题。建国前后，第一代领导集体已经认识到注重公平与提高效率的重要性，因此也采取了许多提高效率、促进公平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力求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导致盲目追求经济效率，同时还实施平均分配方式，导致了真正的不公平。

二、改革开放之中公平与效率问题面临的状况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误将社会公平、合理分配理解为平均分配，把一切必要的合理差别全部都予以否定排斥，将效率与公平彻底对立，未能正确看待二者的关系，牺牲了效率换取公平。单纯的追求结果的公平，而忽略了条件与过程的公平，这样就使得人们习惯于认为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就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公平。无视个体劳动的差别，这就导致了个体积极性的降低和改革开放效率的低下。“大锅饭”就是一味追求公平的典型例子，这样的公平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平，“大跃进”就是一味追求效率的例子，既没有起到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也没有实现预期的公平，反而导致了经济发展迟缓停滞，平均主义既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更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实际上就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历史证明，平均主义式的公平和只追求效率并不能激发社会的活力，不能提高生产力，不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也无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放弃效率谈公平是无意义的，只谈效率不谈公平也是错误的，要把将二者统一起来考虑才能获得最优结果。

三、邓小平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的新思考

基于这样一种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邓小平立足实际，提出了关于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的新思考：二者是动态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既统一又相互对立，公平不是绝对平均，而是实现共同富裕，效率也不是只追求速度，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公平是效率的结果。

（1）效率优先，是公平的前提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平均主义所导致社会低效率和经济发展迟缓，邓小平提出要实现公平必须以提高效率为前提，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首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以效率为先，邓小平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¹，他认为发展生产力才是实现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历史上的革命大多以“均贫富”作为口号，由此忽略了效率的重要性，把公平看成单一的讲公平，这种错误的看法，导致人们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从根本上对立的。而邓小平睿智的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者两者关系根本上的不同，社会主义只有以效率为前提和保证，才能达到有效的公平，否则就是共同贫穷，而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而是要达到共同富裕。

其次，生产力的提高是效率提高的前提。邓小平指出，针对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提高生产力水平应该放在首要位置，才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使人民摆脱贫穷。60年代初，为解决经济困难的局面，邓小平创造性的提出“猫论”,他认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无论哪种形式，只要能更好的调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就是好的, “猫论”的提出在当时有效的解决了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关健问题。同时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管理办法，这些措施使得付出与收入挂钩，迅速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再次，部分人“先富”是“共富”的基础。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不意味同时富裕或者是平均富裕，共同富裕是需要时间的，要允许发展期间存在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上每个不同的人之间的各种资源、能力等主客观条件的差别，出现社会成员之间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必然的，但也是积极的，它有利于社会的有效竞争，利于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由此，邓小平提出“必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²，只有先实现一部分人的富裕，允许出现暂时的相对的差距，才能实现由局部高效带动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

（2）兼顾公平，是效率的保证

在效率优先的原则和前提下，邓小平也兼顾公平，他认为坚持效率优先同时也不能忽略公平，公平问题不处理好，不仅影响效率，还会造成社会不安定，在任何一个国家，不注重平等和公平都终将走向毁灭，也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目标。

实现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邓小平曾说：“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³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部分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伴随经济的发展，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公平问题就会成为首要问题，而共同富裕就是面临的主要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中还设想到，到本世纪末的这段时间内，共同富裕的问题会逐渐突出，所以在制定政策和确定工作的重点时要意识到这一点,在收入分配中是否公平，对效率的实现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适当的收入差距会激励着效率的提高，但并不是差距越大越好，一旦超过度，就会导致民众心理失衡，造成群体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效率降低、两极分化，而这也不契合发展目标，因此如何在效率优先的情况下兼顾公平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3）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的关系

邓小平在处理二者关系中，坚持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看到对立，平衡处理二者间微妙的关系。汲取毛泽东时代的深刻教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分别是毛泽东对于效率与公平的追求所做出的决策，但这两种追求都失败了，这两项决策忽略了公平与效率两者间对立的统一，也没有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结果是只能失去效率，造成经济困难，而邓小平对于这次失误做了深刻的思考总结，认识到绝对的公平或者是绝对的效率都会导致另一方的失效，不能实现根本目标，由此，邓小平在公平与效率的处理上，便是注重做好二者关系的协调，将如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作为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先决条件。

4. 邓小平平衡公平与效率的举措

（1）坚持公有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认为实现公平的前提一定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1978年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公有制为主体。”⁵由此可见，邓小平坚定的认为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的提出实施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与效率之间的背离关系不再明显，实现了二者有效的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对于发展生产力而言，计划和市场都只是方法，如果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能够帮助我们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不断上升的物质需求，那么我们就要大胆地实施它，不要拘泥于形式的束缚。

（2）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深刻认识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1978年，他大胆提出允许部分地区、部分提出允许部分地区、部分企业、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同时在提出要在农村和不发达地方引入科技，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上的打破了平均主义的束缚，将农民的劳动收益与收入挂钩，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经济水平迅速提升。

同时，邓小平认为旧的环境体制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大力推进改革，为解放发展生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大力实行改革开放，有力的推进了各项事业的进步，增强了综合国力。

（3）分配制度上

在分配制度上。邓小平认为，实施“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极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贫穷的普遍化，因此必须要适当的拉开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效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创造更多的物质条件。邓小平提到：“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⁶它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使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损害，实际上形成了最大的不公平。由此，在初次分配上，邓小平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在二次分配上，则更加注重公平，利用征税手段调节收入差距，通过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形式，实现财富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实现二次分配兼顾公平。

（4）配套改革

如何做好效率优先，兼顾好公平，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除了落实好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还实行了其它的一些配套措施。首先，对收入过高的进行限制。邓小平曾提出“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⁷，通过设置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等形式，对私营业主、个体企业主、承包经营商等过高的绩效收入等进行限制，对合法的高收入进行调节。其次，对部分极其贫穷的地区和人民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扶持。针对部分落后地区、贫困人员给予各方面的帮助和扶持，达到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再次，取缔非法收入，严惩腐败。非法收入的存在是存在收入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的安定与团结，因此，邓小平不断指出，要一手抓好建设，一手抓好法制，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杜绝腐败，才能维护好社会公平，真正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五、邓小平公平效率观带来的改变

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是在结合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这一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形成的，既考虑到效率的重要性，不断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又考虑到公平的重要影响，避免不平衡和差距过大带来的两极分化，邓小平的公平效率观是坚持效率优先又兼顾公平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对于实现解放发展生产力、促进改革目标，调动劳动人民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导作用。

（1）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对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论述，创造性的提出了关于效率与公平新的认知。根据马克思对于未来的设想，收入分配制度上只会有一种分配方式，但我国的社会实践超出了他的原有设想，结合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邓小平创造性的把公平与效率二者统一结合起来，没有只是古板的遵从马克思及毛泽东留下的原则不变，而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平与效率主体，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是否符合公平与效率的标准，实现了公平与标准的有效平衡，这是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新发展。

（2）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改革开发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公平与效率的思想是符合实践发展需要的，更是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邓小平与公平效率思想提出后，我国的宏观政策和制度都有所调整，新的发展做到效率优先，实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同时为避免过大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兼顾社会公平的实现，避免两极分化的出现，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对解放发展生产力起到了极大作用，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振了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在实现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上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是邓小平对于公平效率二者关系重新阐释的结果。

（3）为收入差距问题提供解决经验和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提升，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也存在着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突显在不同地区人民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等。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以邓小平的公平与效率的思想与实际为指导，总结经验、采取措施，调节收入，缩小差距，现在政府正以此为依据做出调整。

首先，加强宏观调控，政府利用财政、税收手段，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加强运用行政手段，调节收入差距，初次分配更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更注重公平，减少高低收入间的差距，现有的社保制度、保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也是遵从这样的原则进行。

其次，完善法律，加强法制监管，规范分配方式，打击腐败现象，合理调节垄断行业的收入、奖金制度，对非法收入渠道进行严厉打击。

再次，解决地区间的差距问题，针对东西部的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针对城乡差距，以城带乡促进乡村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救助、最低保障等制度实现对低收入者、贫困人口的补贴，同时对他们的技能进行培训，保障其获得收入，以此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又更加注重发展过程中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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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第三卷》,第116页

2 《邓小平第三卷》,第142页

3 《邓小平第三卷》,第256页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3.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6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

7 《邓小平选集（1975-1982）》，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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