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创新创造潜能的哲学思考

李彦昭

广州南方学院

摘要：创新创造是人类的天赋潜能。人类的创新创造是先天赋予的潜能，又是后天培养的结果，性相近习相远。中国古代思想家注重阐发人性中的“德性”而忽视阐发人性中的“智性”——创造性，这是由中国古代农耕经济性质决定的。人的创造性是基于实践的不断发展过程,实践的需要推动了人的创造性发展。人的创新创造潜能的成长与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教育制度的性质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对人的创造性潜能的成长起着促进作用或阻碍作用。

关键词：人的创造性 天赋潜能 后天培养 人性

近几年来，国家大力号召“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对这一号召，有人提出了异议：创新是少数杰出人物特有的能力，“大众”不可能有创新能力，因而不可能去“创新”。创新能力究竟是少数人特有的还是还人类普遍共有的？“大众创新”究竟有没有可能性？这一问题直接关乎“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一国策的公众认可度和推行实效。探讨这一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创新创造是人类普遍共有的天赋潜能，人人皆有创新创造基因，“人人是创新之人”。

一、创新创造是人类的天赋潜能。先天具备创新创造潜能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在整个动物界，只有人类这种动物具有创新创造潜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能够制造工具是人类劳动产生、人类形成和人类社会出现的根本标志，“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人类具有创新创造潜能，任何人经过后天培养都有可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除人类以外的其他高等动物没有创新创造潜能。猿类是灵长类高等动物，但是驯兽师不管多么有能力，不管付出多大努力和多少代价，都不可能把聪明的猿猴训练成发明家。因为人类是人类，猴类是猿类，其遗传基因有本质区别。人是创造性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正在于其天赋的创造性，创造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标志。人一出生就表现出了创造性——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就为他和她创造了食物母乳。人的创造性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从无生命到有生命是自然进化史上一次伟大飞跃；从适应性的生命到创造性的生命——人类，更是生命进化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自然界进化出具有创造性的生命——人类以来，世界便充满了人类的伟大创造，例如农耕畜牧，语言文字，火车飞机，运载火箭，宇宙飞船，电脑互联网，克隆牛克隆羊，等等，不可胜数。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人类创新创造能力的佐证。没有人类的创造性，就没有人类文明的一切。人类的创造性是天赋的，在天赋创造性面前人人平等。凡是人，不管是男性女性，成年人未成年人，古代人现代人，东方人西方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创造性，都具备发明创造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是创新之人”。人与人之间，不但在创造性的有无方面没有质的不同，而且在创造性的高低方面也没有太大量的差别，正如马克思所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总之，人是创造性的存在；人的创造性是先天赋予的，是人类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二、人类的创新创造是先天赋予的潜能，又是后天培养的结果；“性相近，习相远”。既然人的创造性是先天的，而且人的先天创造性是相近的，那么为什么现实中人的创造能力、创造成果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只能重复简单劳动，只能做一个搬运工，而有的人却成了杰出哲学家发明家？儒家给出了答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学，性乃迁”。我们可以将上述儒家思想作如下改造：人生之初，性本创造；创造天性，相距不遥；后天环境，高底分晓；不学不习，才智枯槁；勤学苦练，皆成舜尧。人的创造性是先天的，但人的先天创造性在后天出现了巨大分化。有的人勤奋读书学习，结果其先天创造潜能就像地下的涌泉一样迸发出来；相反，有的人却自恃才高放弃勤奋读书学习，结果其天赋创造性就受到压抑而干涸枯竭——王安石笔下的《伤仲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再者，后天成长环境也对人的创新创造力培养起着重要作用。人类的基因都存在着创新创造的种子，这并不因人而有显著差异。但由于创造性的种子分别处于性质不同的环境里，就使人的创造性天赋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种子落在宽松肥沃的土壤里，在旷野平原里时常享受着阳光普照，沐浴着雨雪风霜，于是迅速破土，茁壮成长，开出了鲜艳的花，结出了硕大的果；相反，有的种子丢落在板结贫瘠的土壤里，埋藏在阴暗干燥的陋室瓦盆里，终日得不到阳光普照，风雨洗礼，于是种子和幼芽很快出现了萎缩以至干枯。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有这样的国家，本土长期培养不出世界级的科学大家，而国民出国后却被培养成了世界级的科学大家。为什么？环境使然，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总之，人的先天创造性在后天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向相反两个方向发生巨大变化：有的人天赋创造性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培养、训练，快速地萌芽、发展、壮大，所以成了大科学家大艺术家；相反，有的人天赋创造性受到了束缚、压抑、摧残，快速地凋零、萎靡、干枯，所以成了平平庸庸、碌碌无为的的人。人的先天创造性是不断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综上所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的这个思想可以解释为：人具有共通的创造天性；人的创造天性彼此接近，相差不大；后天的学习实践使人的创造天性发生了巨大分化。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这一句言简意赅的话首开了人性探索的先河。这句话中的“性”，指的无疑是人的天性。但是，作为大思想家的孔子，没有对人性中“性”的内涵作出具体的规定，这就为后世的探索研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后世儒家从人的德性角度，对孔子的这一人性命题展开了探讨和争鸣，于是有了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的“性恶说”，告子的性无善恶说等。笔者认为，可以对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中的“性”字，作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性”即可指生理本性，也可指心理本性；既可指自然本性，也可指导社会本性；即可指理性，也可指非理性；即可指“德性”，又可指“智性”。古人单从人的“德性”即道德理性维度探讨“人性”，本文则如上所述，从人的“智性”即创造性维度探讨“人性”。

3. 中国古代思想家重“德”轻“智”根源于中国古代农耕经济性质。中国古代思想家注重探讨人性中的“德性”、忽视对“人性”中“智性”即人的创造性的探讨，所以孟子、荀子、告子等单从“德性”角度阐发孔子的人性论。为什么中国古人重“德”轻“智”，很少甚至没有深入探讨“人性”的另一方面——“智性”即人类创造性呢？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经济。古代中国农业以手工工具、耕蓄、土地为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简陋、土地面积有限，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生产活动均为个人力量所不及，因此必须建立持久稳定的小团体作为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而满足这一条件的无疑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只有家庭关系和谐安宁——父慈子孝孙贤，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农业生产才能稳定发展。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非常典型，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对仁爱和谐、长幼有序的家庭道德伦理和血缘关系极为注重，日久形成了中国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气质——典型表现在亲属间的称谓上。如在英语中,伯伯、叔叔、舅舅都是同一词汇“uncle”,姑姑、婶婶、舅母、姨妈通称为“aunt”,祖父外祖父、祖母外祖母则分别概称为“grandfather”、“grandmother”；中国除了上述区分外，则还创造出一整套以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辅助性称谓，如表、堂、曾、玄、元、外、远、先、亲、干、继、后等；不但如此，还推而广之，使一般人际关系也打上了浓重的血缘标记，如称老师为师父，称朋友为哥们，称领导为父母官，称国人为同胞，称团体为大家庭等；国人重人情讲面子的心理也与此有密切关系，因为重人情、给面子是家族内人际交往的重要规范。总之，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客观上要求道德本位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因此，孟子荀子等思想家顺应这一农业经济的客观要求，单从人的道德性维度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与中国相反，西方则极为注重开发人性中的创造性。这是由西方自古发达的商品经济决定的。发达的商品经济需要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创造意识、创造意识、创造能力。以古希腊为例。作为海洋岛国，古希腊商品经济发达，希腊人多为商人。海洋国家的商人，经常远离故园，外出经商，他们时常见到不同民族的人，时常耳闻目睹异国的风土人情，异族的语言服饰，因此他们惯于变化，不怕新奇；相反，为了畅销其货物，他们必须鼓励创造新思想新观点、探索新技术新工艺、供给新商品新服务；他们时常离亲别子，进行大海远航，这种生活方式，需要具备一种勇于开拓创新、冒险进取的精神气质。西方海洋民族的商品经济发达，发达的商品经济特别需要开发人的创造天性，因此西方民族非常注重发展人类天性中的创造性。中国大陆民族则相反。《列子》里的一则故事说，宋国的国君有一次叫一个巧匠把一片玉石雕成树叶。二年后完工了，把这片雕刻的叶子放在树上，谁也分辨不出哪是真叶子，那是假叶子。因此国君异常高兴，但是列子听说这件事以后，说：“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这是赞美守成、谴责创造的观点，说明中国民族天性中因循守旧、压制创造的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中国是农耕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靠天吃饭，生产经验和生活方式简单重复，世代相传，岁岁年年，没有变化也无需变化，没有创新也不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它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总之，经济形态塑造了民族性格，陶铸了民族文化——自然经济呼唤求稳求安、仁爱和平、喜旧厌新的民族性格及文化，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民族性格及文化；商品经济呼唤求新求变、敢于冒险、勇于创造的民族性格及文化，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民族性格及文化。这就是之所以中国人注重人性中的道德性，而西方人注重人性中的创造性的根本原因。

4. 人类天赋创造性的成长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经济制度与人类天赋创造性的成长发展有着根本的关联。自然经济、计划经济阻碍和束缚人类创造性天赋的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解放和促进人类创造性天赋的发展。如上所述，自然经济是非竞争型经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生产经验世代沿袭，陈陈相因，无需创新因而没有创新；而商品经济是竞争型经济，竞争的动力是商品利润，竞争的对象是商品消费者，竞争的导向是市场需求：商品消费者的个性喜好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市场需求千变万化、因时而异——这就需要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须树立创新意识、创新精神，锤炼创新能力、创新素质，在产品设计制造上敢于突破、敢于超越、勇于创新、勇于创造。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商品市场上占据主动、立于不败。总之，自然经济阻碍人类创造性天赋的发展，商品经济促进人类创造性天赋的发展。为什么人类的发明创造多集中于世界近现代而非古代？根本原因是：近现代商品经济发达，而古代自然经济发达。

计划经济则贬抑主体，压抑个性，泯灭创造性；相反,市场经济则弘扬主体，张扬个性，激发创造性。计划经济时代是贬损主体、消磨个性、压抑创新、摧残创造的时代。而市场经济时代则不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企业、单位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产权清晰、责权明确，角色等同、公平竞争，风险自担、盈亏自负。市场经济的这种体制特性为人们主体性、个性、创新性、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政治制度与人类天赋创造性的成长发展有着重要关联。集权政治束缚、压抑人的创造天赋，民主政治则解放、激发人的创造天赋。为什么近代科学领域的大量重大创造发明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这个“李约瑟之谜”如何解答？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近代的西方，1640年后随着英法美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西方逐步得到确立、巩固、完善，政治革命促进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引发了科技革命——民主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起了极大的激励、保障作用，正是民主制度的根深本固，才促成了科学技术的枝繁叶茂；而此时的中国，正值明清时期。明清两朝的封建君主极尽专权独断之能事，使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君主专制制度压抑新思想、新观点，扼杀科技创造、发明。众所周知，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和民国时期是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独有这两个时期涌现了那么多极具创造性的世界级的思想文化大师？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时期专制主义的集权政治遭到了瓦解或相对比较薄弱，具备了思想文化创造所必须的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

总之，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与人天赋创造性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创造”基本是相互排斥的、不相容的，因此近代以来思想、科技领域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创造”没有出现在中国；相反，西方传统文化与“创新”“创造”是和谐统一的、相容的，近代以来思想、科技领域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创造”出现在西方。以下不妨把中西传统文化作一比较：第一，中国文化重视共性，轻视个性，重视异中之同，偏好求同思维；而西方文化则重视个性，轻视共性，重视同中之异，偏好求异思维。第二、中国文化强调“和合”，西方文化强调“争斗”；中国文化主张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西方文化则主张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如在人际关系处理上，中国文化主张“和为贵”、“不敢为天下先”；西方文化则崇尚优胜劣汰、以争斗决胜否；在天人关系上，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天人相分，以自然为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此而不惜牺牲生命探索冒险。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路，麦哲伦跨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实现环球航行等。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人道”，乐于探索人生真谛，对玄远的“天道”不屑探求；而西方文化则偏重于“天道”，乐于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因此，古希腊早期哲学家多是自然哲学家，探究自然万物的本原以及超自然的神灵，而大致同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家则是道德哲学家，探究人生的终极追求以及人世的行为规范。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的哲学命题是——水是自然万物之本；而大致同一时期儒家代表作《论语》的开篇第一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主要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版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8月版

[3]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4]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5] 道德经 第67章

[6] 孟子·告子章句下

[7]《礼记·王制》

[8]《列子·说符》

[9]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重庆出版社2020年9月版

[10] 朱永新：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