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思想对王莽改制的影响

钱淑敏

钱淑敏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0-0195-02

摘要：本文就王莽改制受到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做了简单分析，可以说，内圣外王之道既成就了王莽也毁灭的王莽，王莽改制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儒家乌托邦思想的失败。

关键词：内圣外王；王莽改制

一、儒家“内圣外王”要求的出现

梁启超任公曾提出：“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以安人’一语括之，其学问最高目的，可以《庄子》‘内圣外王’一语括之。”[1]“内圣外王”——这个被当代学人所熟悉的用来概括儒家最高精神高标的词，并不先见于传统儒家，而是语出道家集大成之作《庄子》，其《天下》篇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①张岱年甚至认为先秦儒家孔孟荀并未提出“内圣外王”的观念，汉宋儒者亦很少谈到，只有到了近代，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才开始强调这一观念,[2]然而无论出处何处，“内圣外王”一词就其所表达的思想而言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儒家精神之实质。

事实上，从先秦儒家的原典来分析，“内圣外王之道”虽未以固定的术语出现，但其精神实质却一直暗含其中。颜炳罡在其《生命的底色》一书中对原始儒家进行梳理，认为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征，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礼是孔子对传统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辟；仁是内在性原则，礼是外在的规范。仁礼合一的纵向打开为践仁以知天（合天），践仁以知天就是道德主体通过仁德实践以达天德，与天合一；仁礼合一的横向落实为“修己以安百姓”，即内圣外王之道。②

二、王莽的“内圣”及其登上历史舞台的原因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废孺子婴自立为王，建立新朝，并且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绝对理念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重树上古三代之大同理想社会。尤其是王莽的上台，不但不是血雨腥风的暴力夺权，而且还获得了大多数儒生的极力拥戴，可谓儒家为实现其终极理念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秦始皇一统江山后，以法家为其执政的指导思想，终于二世而亡。西汉初年，统治者汲取秦亡之教训，修生养息，代以黄老。爰及武帝，恢复元气的汉王朝不再满足于无为的黄老学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才拉开帷幕。然而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做到真正的“独尊儒术”绝不不可能汉家统治者实际采用的是“儒表法里”的政治精神。正如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以德教，用周政乎！”[3]而作为儒家精神的守护者，儒生们要的不仅是名义上的正统地位，更需要帝王对儒家思想进行切实地贯彻并朝着终极目的——“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进发。这就是余英时先生在《道统与政统之间》一文中所提出的“道”与“势”的抗衡，他同时也指出：“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孔子之‘道’至少在表面上已成为正统。这可以说是汉比秦高明之处。但是和先秦时代相较，‘道’在汉代的地位则已远不足与势相颉颃。”[4]而这对于“从道不从君”“有道伐无道”的儒生们来说是万不能接受的。

到了元帝、成帝时期，儒生的地位开始颇有好转，大量儒生被重用，他们的政治话语权也开始高涨。儒家历来有“信而好古”的传统，对上古三代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度又尤为青睐，而刘氏一姓独霸天下的情况正好与此相悖，尤其到了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中庸》所谓的“大德必得其位”、“大德者必受命”的思想，愈发在汉儒中弥漫开来。面对民生凋敝、吏治腐败的社会现状，痛心疾首的汉儒开始想象另一种可能，造出了“‘素王改制’之说，掀起了复古改制的运动。”[5]他们提出两个观点：“一为变法和让贤论，二是礼乐和教化论”[6]尤其是“让贤论”，如果统治者荒淫无度，朝纲衰败，就应该禅国让贤，让位于新圣人。王莽的上位正是这股改制风气推动下必然产生的结果。

再从王莽自身来看。《四库提要?汉书》提到“其述《外戚传》第六十七，《元后传》第六十八，《王莽传》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7]作为外戚的王莽，首先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政治优势，他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在煊赫的王氏家族中，王莽本是弱者，但却因其自幼丧父，便意外得到了姑母的疼惜，同时，他也始终克己修身，安贫乐道。

青年时期的王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8]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但他依然克尽人伦，节俭朴素，恭谨谦卑。王凤生病，他亲自尝药服侍，在王莽继任大司马后，王莽更是“克己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9]王莽将一个儒者的典范切实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正因如此，在汉末豪强奢侈成风的历史条件下，王莽才能脱颖而出，“之所后来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便正是由于他又王室关系的凭藉，而另一方面又获得不少士人的归心”[10]在“他失势就国之三年中，吏民上书为之讼冤者竟以数百，贤良对策直颂其德。后为其争封争赏，动辄百人千人甚至数万人上书。汉儒进谏刚直无畏，对王莽却表现了近乎狂热的拥护。”[11]他是儒家“内圣”之典范，是当时汉儒们试图拯救危机，实现大同社会的唯一救命稻草。

三、王莽“外王”即改制及实践失败的原因

公元8年，王莽登上新朝皇帝的宝座。由于王莽对儒家“内圣外王”之理念深信不已，事事遵从儒家礼教，新朝建立后，他更是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

为了践行儒家的“外王”思想，当政后，王莽在官吏设置、王侯称号、少数民族问题上都一依三代之故事，仿《周礼》设官名，贬诸侯王为侯，更改少数民族首领称号，大搞夷夏之防。从表面看这是迂腐，但实际上正反映了以天下为己任、对儒学笃信和对自己的行事深信不疑的心理。正如葛剑雄所言：“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12]

王莽的改革，从出发点来说是好的。譬如针对当时社会土地兼并严重异常严重的情况，他听从师丹等人的主张，恢复井田制，按人口授田，禁止土地买卖；针对奴婢市场的泛滥，故更名奴婢为“私属”，亦禁止进行奴婢买卖。对于钱币问题，历代士人从贾谊至贡禹都认为钱币是社会问题的根源，王莽对他们的主张一并采纳，发行“宝货”作为传统货币的替代品。为防民盗铸，王莽下达了历史上最为严厉的防盗铸令，规定“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13]。为了改善平民处境，稳定社会秩序，还推出“五均六筦”的制度。只可惜，不是所有的茧子最终都能幻化成蝶。王莽近乎“变态”地遵循儒家思想所进行的改革并不适合当时的现实社会，这势必意味着改革将会以悲剧收场。

王莽内心文人的理想化远大于政客观时知世的理性，正如葛剑雄所说：“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14]待到刘氏东山再起，败者为寇的王莽被后世定为篡汉改新，“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这一点从东汉班固编写《汉书》时有意不作纪而立传③，且将《王莽传》置于《汉书》末尾就能看出，东汉朝一旦建立，曾经的道德楷模已然落为逆贼。而“内圣外王之道”也在改制的失败中暴露其乌托邦的不可实现性。

注释：

①余英时先生以为，《天下》篇的作者一方面正确指出了古代道术由合而分的历史趋势，但另一方面则对这一趋势抱有不胜惋惜之情。余先生将《天下》篇中的这段话用做在分崩离析局面下对“哲学的突破”这一现象的真实描述，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与当时社会“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相对应的“内圣外王之道”就是时人古老的“哲人之梦”。详见《余英时文集》第四卷《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详见颜炳罡:《生命的底色》，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

③《王莽传》被学者称为《汉书》“全书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其中“变体”是指，其采取了“纪其实而传其名”（刘咸炘语）的撰述体例。详见杨倩如：《<汉书?王莽传>的历史编撰特色》，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儒家哲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2]程潮.儒家内圣外王之道通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3][8][9][1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之史的考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11]阎步克.王莽变法前后知识群体的历史变迁[J].社会科学研究,1987,(2).

[6]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7]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2][14]葛剑雄.我看王莽[J].读书,1997,(10).

作者简介：钱淑敏（1986-），女，广西师范大学2010级历史文献学硕士。

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民俗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