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谈唐诗的文化意象世界

杨晓玉

大唐是充满热情的，唐人的所为所想所达到的水平，超过了前代，在文化创造力极为蓬勃的气氛里，生活与艺术的界线常常不是分明的，这是说盛唐社会生活往往带有了艺术的色彩、趣味。诗文、书画、纸笔墨研的影响先不讲，民间所织的轻绢薄绫被誉为“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白居易《缭绫篇》）又如唐代的陶瓷，瓷窑遍布南北，以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为著名，前者“类玉类冰”；后者“类银类雪”。“南青北白”大约也体现了兼容齐蓄相得益彰的艺术趣味了。这些大放异彩的盛唐之花都内涵了唐人饱满的精神，从容自如的韵致，它们正是盛唐生活和智慧丰润所产生的结果。

在中国，千百年来，有点儿文化的人，或多或少都读过唐诗；作诗自唐代蔚成风气后，历代诗人和诗篇又不知多少。作为中国读书人的某种精神寄托，唐诗之影响可谓深远矣。

清人章学诚曾解释说：“遇有深沉，时有得失，畸才汇于世，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世也。”（《文史通义·诗教上》）这还只是一般的对于诗的看法，还不完全能说明中国古典诗歌何以于唐代兴盛空前以及唐诗所具有的时代精神。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一时也没有确切答案。自然，唐诗的兴盛似乎与唐前期社会的走向兴盛相一致，所谓“盛唐之音”，是时代生活的鼓舞。有人强调文艺恰逢一种理想的文化环境：“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勇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各种宗教。……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收，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基础。”（李泽厚《美的历程》）在融合中革新、创造、发展出新的个性形式，唐诗的行程确实包孕着那个时代人们巨大充溢的文化热情。从行板如歌的《春江花月夜》（张若虚）到王勃的“天涯若比邻”，从李白淋漓泼墨般的“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却到鹦鹉洲”，超然无碍而又真意难宣的“桃花流水突然去，别有在地非人间”，到沉郁者杜甫仍不失对活泼人生的况味：“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唐诗的世界广大无穷，不仅节奏韵律洋溢无端，意象神妙层出不穷，情感的表现，想象的不俗以及充满种种经验感应的回响，都予人体味不尽之感，用“丰富”来形容，怕是稍嫌一般了。

作为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奇观现象，唐诗之开展、浑成，前波不已后浪奔逐，较理想的社会生活氛围及其所调动的文化热情，只是造成这一景观的一方面原因，在这一方面，唐代人才和思想的解放超过了以前，而其实文化经验的积累尚未变成负担。唐代确是历史的一大转变。自然，“解放”并非是魏晋时代那种旧秩序解组情势下的个性解放和信仰危机中的价值观念分立，相反，它处在一个悄悄的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中，旧的等第差序格局在逐渐消退，中央集权下的社会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都大为加强了（尽管阶级贫富的差别仍普遍存在）。科举制度是这一趋势中的产物，文艺的平民化、世俗化大约也由此而来。这样，唐诗，它的作者和灵感以及交流的场合，便获得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枝繁叶茂起来。

“大气候”疏疏朗朗，唐代的诗人，诗作便格外多。清康熙年间编辑的《全唐诗》，九百卷，收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计有作者二千二百余人，尚非全璧，想其规模，不妨举一反三，可称诗之泱泱大国了。而且唐诗发展的“四季”，一直保持其精力充沛，即每隔几十年，就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有成就的诗人。譬如七世纪的后五十年，相当于高宗、武则天时期，先是王、杨、卢、骆“四杰”，再则是陈子昂，并辅以杜审言、宋之问等，正式开展了唐诗发展的独特道路。八世纪前半期，主要是开元、天宝以及稍后肃宗、代宗时期，唐诗臻于繁荣，名家辈出，佳篇竞传，除了李白、杜甫外，如王维、王昌龄、孟浩然、李颀、高适、岑参、王之涣、元结、韦应物、刘长卿等等，一口气可以数出二三十人来。八世纪的后半期和九世纪的头二三十年，先是以钱起、卢纶为代表的“大历诗风”，后是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诗，以及韩愈、李贺提倡的浪漫主义诗风，各流派交相辉映，竞放异彩。这还不算晚唐的杜牧、李商隐，集中在一个朝代里，“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有才能的诗人，不是一两个、两三个地出现，而是成批地焕发。这就又表明唐诗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这种语言艺术可开发的潜力，并不限于回应盛世的“盛唐之音”。在天宝以后唐代社会生活由盛而衰的变化中，诗歌流风却未告衰歇，而是开拓了更多表现领域，并且使“抒情诗”这种样式占据了传统文学的主流。我们看唐诗的形式，无非那么几种——五、七言绝句、律诗（又称“近体”）、古风（包括乐府体歌行），用这有一定声韵格式限制的体裁，却可以写景、写事、咏物、言情、写际遇、发议论、谈历史，能够于遣词造句中间道人所欲道，发人所未发。这一套，究其根本，重心在于抒情写意而不是写实叙事。如《诗大序》所强调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言志，这个“志”，不论是指个人内在的情感、怀抱，还指由个人情思升腾而表现“以一国之事，系一个之本”的社会公众志意，都是中国古典诗歌力图透过语言来表达的。唐诗的充分发达，基于此，也许正是体现了中国人的心灵特点和文化思想。唐代诗人沉思翰藻，借多彩的诗篇寄托其苦乐悲欢，树立其心境、志趣，同时为中国人的“言情”的文化提供一种极佳的艺术表达方式。在这一点上，唐诗是缕“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开新之页。

堂庑甚大，唐诗是说不尽的。简单说，唐诗创造性地转化了传统，利用汉字丰富之表意性，通过惯例化的经验组织和语言表达，体现中国人的情感和思想形态，展示他们对世界、人生的种种想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同时，唐诗也表现着唐代深广的社会生活与文化风貌。譬如边塞诗和田园诗，在题材、旨趣上开辟边塞诗和田园诗，在题材、旨趣上开辟出截然不同的天地；至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兴会、四时山水、个人沉浮的悲欢、历史兴衰沧桑，滋味皆在字里行间。杜甫、李白、王维代表了儒道释三种思想背景和人格境界，影响后世士大夫的文化心理和人格取向。白居易以明白晓畅之诗介入现实，李贺、韩愈等人则务求超奇险怪，勒刻出盛唐之音另外的诗格，诗至中唐以后，又是一番气象了。说是盛唐昂扬发散，中唐顿挫收敛，变化主要缘于整个文化环境和士大夫的心境变了，不过盛唐的洒爽不泥开拓天地的格调还是给唐代文艺创出了大气象。

参考文献：

[1]傅璇淙《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

[2]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

[3]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