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小说结构探析

李子杨胡秋萍

云南永胜县第四中学李子杨胡秋萍

鲁迅短篇小说《祝福》讲述了祥林嫂的故事。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小说文本中蕴含了一个三重结构：“我和鲁镇”、“祥林嫂和鲁镇”与“我和祥林嫂”。这三重结构揭示了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悲剧性和人与人之间的无法弥合的鸿沟。

一、“我”与鲁镇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一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鲁镇第一次出现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随后，在小说《明天》、《风波》、《社戏》里，连续出现了鲁镇这个地名，而《阿Q正传》中阿Q的生活的未庄，也是鲁镇的一个村子。鲁镇的名声和孔乙己、九斤老太、祥林嫂、阿Q等人物形象连在一起，密不可分。鲁迅先生他的作品里对鲁镇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并对鲁镇的山水、对童年生活有着梦幻一般的眷恋。对于生活于20世纪初的鲁镇的人们，先生也多半抱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文关怀——孔乙己的茴香豆，祥林嫂问“人死了究竟有没有魂灵”，阿Q临死前还担心画不圆那个圈，试问，谁看了能不心动情涌，潸然泪下？鲁镇，其实是鲁迅先生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解读他的一把钥匙。

在《祝福》里，“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我”回到了鲁镇，这一次，鲁镇给我的感觉不再是《社戏》里的那样充满了童年的温暖的回忆，“我”没有了丝毫的温暖和眷恋，鲁镇下了一场彻彻底底的大雪：

“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

“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我回到的时候，鲁镇正在举行年终的祝福，热闹和忙碌：晚云的闪光、爆竹的钝响、幽微的火药和忙碌的人们。但是文中“沉重”的晚云，“阴暗”的天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等语句透露出作者对这种气氛的反感和贬抑。“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辛亥革命后鲁镇风俗习惯依旧，封建思想依旧，神鬼观念牢牢地统治着这里，尤其在年底的时候，最为集中、充分的显示着社会贫富悬殊，富人“祝福”，穷人无福可祝，可是不管贫富，“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扎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

鲁镇人从来就无法逃脱这种命运，无论是祥林嫂、柳妈、鲁四老爷还是其他的人，——“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我也无法逃脱。所以在鲁镇短暂的日子里，我最大的想法是：“无论如何，”我回来后，无论是从人还是事，都让我不想再呆下去，鲁镇不再像《社戏》等文章里提到的一样充满了童年儿时甜蜜的回忆，它没有丝毫故乡的温暖，这就彻底切断了我这个在外漂泊的人的根，也彻底切断了我与鲁镇的联系。

“我”在小说的序幕和尾声里，和“四叔谈话总是不投机的了”，看了几个朋友，人家“家中一律忙”，在鲁镇，“我”是个格格不入的人。“我”在以一个无根者的身份关注着鲁镇的一切，身在其中却格格不入。实质上格格不入并不是“我”真的与鲁镇格格不入，而是“我”与封建势力、封建思想格格不入，所以我要彻底地抛弃鲁镇。

二、祥林嫂与鲁镇

鲁镇构成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环境。

在鲁镇，祥林嫂是一个勤做事的人。

在鲁镇，祥林嫂是一个演故事的人。

当然，别人也在演祥林嫂的故事，比如婆婆把祥林嫂卖了，是为了买一个女人（另一个祥林嫂）给她的小叔子做老婆。

在鲁镇，祥林嫂是一个说故事的人。

有关教学资料说祥林嫂受到“四权”的压迫：夫权、族权、神权、政权。祥林嫂遵循夫权不去再嫁，婆婆依据族权强迫她再嫁，鲁镇人用神权和政权来惩罚她，在这个无限的矛盾中，“祥林嫂非死不可”(丁玲)，鲁镇——“一个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鲁四老爷身处地狱，柳妈身处地狱……但也正是他们构成了地狱。祥林嫂在祝福大典中去世了，她也去“祝福”去了，去和家人团聚去了。鲁镇人祝福的“热闹”与祥林嫂死时的寂然中，“鲁镇”的封建礼教和迷信给予祥林嫂心灵的严重毒害和摧残让我们感到格外的沉痛。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重社会和社会关系，特别强调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从这一点来看，它是讲集体和集体利益的。但是对集体利益的重视往往是以漠视大量个体利益为前提，以及他们为自己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挣扎和努力为基础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吃人”性便是建立在否认人的个体、人的独立性、剥夺人的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权利之上的。

如前所说，关于《祝福》我们一直认为它高度概括的反映了“政权、族权、夫权、神权”四条封建绳索对中国劳动妇女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正确在看待这四条绳索在文中的体现，在作品中我们虽没有看到封建政权以行政手段介入祥林嫂的悲剧经历，我们也难以确定鲁四老爷便是行政权力的化身。作为族权的力量，婆婆的出卖儿媳、大伯的收屋，还有折磨祥林嫂的社会舆论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在虚幻观念力量，都可以看出祥林嫂与鲁镇关系中的一点，就是祥林嫂在承受着来自整个鲁镇权力话语的折磨，无情地绞杀了她的精神和肉体，造成了祥林嫂的悲剧。

三、“我”与祥林嫂

祥林嫂几个追问，追得“我”无地自容。祥林嫂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作品中的“我”犹豫又踌躇，吱吱唔唔，并不是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灵魂的有无，我向来是毫不介意的”，而是因为他不知如何回答才能符合祥林嫂的心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实在是同情她，可怜她，不想再伤害她。鲁迅先生写下层劳动人民，并没有使用一种像佛一样的俯视的去悲悯、去关怀、去同情，而是带有一种责任感、愧疚感去写，在彷徨中希望能找到一条出路。以至于《祝福》中祥林嫂在鲁镇的祝福声中死去后，所有人都很淡漠，只有“我”坐在书房里想着祥林嫂，反省着自己，却无力改变现实，只能以悲愤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

“生”对于祥林嫂是艰难的，但是祥林嫂凭自己的勤劳和辛苦可以改变自身的状况。但是现世的“生”里却联系着“死”的思考，祥林嫂是一个彻底的孤独者，因为身边的鲁镇人是不愿也不能给予祥林嫂任何帮助。在她最绝望无助的时候，“‘我’的出现，给祥林嫂带来一线转机，摆脱恐惧的欲望至此才可以转化为行动。……也许问题太紧要了，它使祥林嫂几乎是本能地用自己的语言、动作、神态，为正式对话创设了一个令“我”不得随意敷衍的氛围。‘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的话权威可信。‘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将要问的‘一件事’，关系重大。‘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严肃、郑重。”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生命不能承受的重压得她唯能死才能解脱，但是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镇的人从来不曾怀疑地狱灵魂的存在，所以祥林嫂无法做出抉择，一方面，她希望地狱灵魂的存在，这样她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儿子，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但是她也害怕地域灵魂的存在，因为那样她就会被锯成两半。对未来（死）的恐惧折磨着她，待“我”出现，“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下子就成了她的救命草，这是无法给予她解脱的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是会令她更痛苦和恐惧——这本来是“我”这样的新知识分子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我”却回答不了，两难的选择，致使我只能用说不清来逃避责任——这里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在下层人民悲剧里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问题。祥林嫂在这里充当了一个灵魂的审判者，引发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连同“我”自己一起来承受精神的痛苦，来正视社会、人性的种种丑陋和卑劣。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于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冰雪早已覆盖我的足迹，远方的炊烟摇曳温暖的招唤，风儿无法吹断我回望的视线，家园好像永远征途漫漫。”对祥林嫂来说，没有身世，也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她是一个漂泊者，“漂泊者的家到底在哪一边，回首故乡遥远抬头前路依旧茫然，纵然只有倒下才是终点，我只有未来没有从前。”《家园》里的这几句歌词也许是对祥林嫂最好的叙述，最终只能用死来绝望的反抗——对社会、对自己。哪怕她客观的反抗出自于无意识。

漫天的雪花埋葬了一切，要是天地间是一片空白该多好啊！

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正是通过“我与鲁镇”、“祥林嫂与鲁镇”、“我与祥林嫂”三重关系，架构了小说在结构上的三重性，作者在小说的这三重结构中，演绎了感天动地的悲情故事，让我们在这个故事中深味社会的冷漠与祥林嫂们的不幸和无助。悲剧的社会性十分突出的同时，鲁迅先生文中所包涵着的对社会底层百姓（尤其是劳动妇女）的人文关怀跃然纸上，闪烁着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