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问题

姚其超

姚其超（郑州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郑州450000）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2）02-0000-01

摘要：国有企业改革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且深远的影响，国企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正是由于国企改革关系重大，所以我国的国企改革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妥善解决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作者认为能否做到实质性的政企分离及剥离国企政策性负担是改革中的关键问题。

关键字：国企改革政企分离政策性负担

一、国有企业的弊端及解决方法

1.国有企业主要有四大弊端:一是经营目标多元化——中国的国有企业诞生于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中，它是国家对经济发展加以调节与控制的产物，并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措施的一部分而存在，是“整个社会利益的受托者”，其行为目标与市场体制下的企业不同，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是中国国有企业“企业办社会”的由来。许多国有企业具有国家属性，要服从国家总体的、多元的目标，把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纠正市场偏向、维护社会公平、保证充分就业、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置于首位，盈利则是第二位的，有些企业甚至不追求盈利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必须以盈利为根本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激励机制不健全——由于国有企业领导多由政府任命，其身份仍然属于“官员”，所以其薪酬待遇同政府机构完全一样，这与按劳取酬的市场经济法则不相容，高额的在职消费和获取控制权收益成为国有企业领导保障心理平衡的砝码。长此以往，“功在无过，过在无为”成为多数国有企业领导“绩效”的写照；三是决策缺乏自主性——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政府所有或代理，所以国有企业往往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在财产处置、人事安排、重大决策方面拥有决定权。国有企业与其他类型的企业相比，自主权被剥夺，自主性被弱化。而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及自身的条件自主决策、快速反应，惟有如此，才能占尽先机，赢得主动；四是财务约束软化——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Kornai)指出，来自政府的父爱主义在国有企业中难以完全消除，这不仅因为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和企业目标上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还因为企业决策和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受国家的支配和影响，所以，国家理所当然要对企业的经营后果负有一定责任。预算约束的软化意味着企业在亏损或资金紧张时容易得到国家的补贴和支持。这不仅会使企业市场行为扭曲，抑制其竞争力的生成，而且破坏了市场公平原则。

2.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源在于其对市场经济环境“水土不服”。国有企业职工并没有同国企即生产资料相分离，国有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即便是改造成股份制和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国企职工(包括厂长经理们)其实还是和生产资料直接相结合。正是由于劳动者隶属并依赖于生产资料和政府，政府必须对国企和职工进行保护和补贴。

3.新加坡有500多家国有企业，只有3家控股公司管理，每家10多个人。只有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开才能剥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一旦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的好坏就是厂长经理自己的责任，他们的升迁或者去留就由其经营业绩决定，而不再取决于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国家也不再提供保护补贴或者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只有这样政企才能真正分开，企业才能完全独立自主。

二、国企政策性负担的剥离

1.国有企业的一个特殊之处是背负着战略性负担。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违背了资本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要素禀赋条件，这就决定了重工业以及承担重工业发展职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自生能力。一个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是指在没有政府保护前提下，该产业中正常经营的企业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中不能获得市场上可接受的利润水平。重工业不符合我国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因此不具有自生能力，其存在是国家战略决策的结果，可以把重工业所承担的这类负担称为战略性政策负担。

2.国有企业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背负着社会性政策负担。具体而言：优先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只能吸收少量的就业。为缓解劳动力数量巨大带来的就业难题，国家在采用户籍制度阻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同时，在城镇采取统包就业、计划安置的做法，要求国有企业吸纳超过其需要的劳动力，形成了隐性的冗员和在岗失业；为尽快地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国家没有进行养老基金的积累，而是按现收现付制原则，由企业自行负担其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国家通过企业的财务计划对之进行管理。另外由于国家降低了职工可以以货币形式支配的工资，国有企业还必须以非货币的形式为其职工提供基本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福利，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

3.政策性负担对国有企业绩效产生了两方面的负面影响：其一，政策性负担本身年复一年持久地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其二，国有企业不是通过改进激励、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增加销售来求得生存和发展，而是利用自身的特殊困难与国家讨价还价，争取各种补贴，要求国家出台抑制竞争的保护性政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无法识别国有企业亏损的原因多大程度上来自经营失败和渎职，多大程度上来自不利的竞争地位，所以国家只好担负起全部的责任。国企在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条件下，即使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国家也难以找到评价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准确指标，信息不对称和激励不相容问题也就无从解决，国企效率依旧低下。

4.政策性负担导致国家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国有企业一方面，争取补贴，另一方面把各种经营性亏损归咎于不利的竞争条件。政府由于必须对政策性负担造成的亏损负起责任，预算约束因而软化。这样，政策性负担、信息不对称、软预算约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内生地导致了国有企业当前的效益低下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当“拨改贷”后，国家便以低息贷款的方式，用社会储蓄资源补贴国有企业，业已存在的高负债率问题因此而加重。

5.软预算约束问题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软预算约束问题严重影响企业治理结构的效率。纵观世界范围可以发现，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企业背负着政策性负担，那么软预算约束就不可克服。不妨分别考察几种情况。在经济不太发达的、私有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当中，当企业承政府赋予的赶超目标时，预算约束也是软的。

6.为剥离国有企业的社会性政策负担，目前已经建立了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渐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运转所需的流量资金，也已按照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担的原则逐步提取。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没有足够的资金作为存量铺垫，一直不能进入正常运转，国有企业的冗员、离退休养老以及职工医疗负担也就不能彻底剥离。传统体制下为尽快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把本应该用于社会保障积累的资金全部用于建设，形成了历史欠账，如目前的养老金隐性债务。因此，目前变现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资产以弥补历史欠账，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可能的。

7.遵循市场导向，按比较优势调整国有企业的资产存量是提高现有国有企业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为此先要理顺价格体系。可贸易品价格应尽快和国际市场接轨；非贸易品价格的行政控制也要取消，由市场决定；对数量较少的既生产非贸易品又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在政府管制下实行成本加成定价。理顺价格体系后，允许企业自由转产转业，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国有企业的产业、地区分布，卸除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政策负担，提高企业自生能力和竞争能力。为此要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调整，转产转制。对于极少量的关系国防安全的企业，其高资本密集度带来的负担仍由财政负担。

参考文献：

[1]仲大军.国企的问题与出路[J].中外管理导报.2000.(10).

[2]冯戈.专家谈国企改革:漫长的等待漫长的尾声[N].国际金融报.2003-12-19.

[3]张文魁.国企改革方向要不要变.1994-2006中国期刊网.国企改革出路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