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血梅花》：“复仇”的解构

田佳音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鲜血梅花》表现出对于“复仇”主题的解构：首先是失去“自由选择权”的阮海阔被动地成为“复仇者”，消解了复仇目的的崇高性；其次是复仇过程中主人公的“漫游”行为与复仇目的之间存在的巨大背离；最后是种种偶然因素促使的复仇完成的结果，与前面二者之间形成的荒谬对比。小说从开端到结局，从复仇的塑造到复仇的解构，余华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抒写了对于人性和人生存在价值的关怀和思考。

关键词：《鲜血梅花》阮海阔复仇的解构

一、存在主义视野下复仇者“自由选择权”的丧失

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出现和发展，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哲学有着某种“比附”关系。孕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在“八十和九十年代经历了一个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的演变过程。它在前期的艺术内涵与指向主要是现代性，后期则具有自我解构性。”[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当代中国先锋文学思潮论[J].中国社会科学,1997(6).]发表于1989年的《鲜血梅花》正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结合余华的创作分期以及先锋文学的思潮特征，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可以为我们解读这部作品提供一个参考的维度。

存在主义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的生存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这是存在主义面对生存的基本感受。面对荒诞的世界，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和“自由选择”的说法。萨特认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他在后天形成的各种规定性，即“首先是人，然后他才是此或为彼”。因此面对空虚的人类本性，“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由选择”起到了关键作用。人的存在的意义只能由人自己来规定，人时时刻刻面临着选择，正是在选择的过程中人才创造了自己的本质，反之，如果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人就等于失去了个性和自我，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宜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一出场就被剥夺了自由选择权。母亲养育他十五年，仅仅是为了把他培养成复仇的工具,阮海阔最重要的人生价值也从一出生就被母亲设定为“复仇”。更加戏谑的是，母亲并未引导他拜师学习武艺，而是在明知儿子没有能力复仇的情况下将重担托付给他，然后毅然决然地自焚而死，将阮海阔逼上了复仇之路。

另一方面，“父亲”在记忆中的缺席与为父报仇构成了一种悖论性关系。在以儒家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中，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和父本位的宗法家族观念，给替父报仇打上了道德伦理的烙印；母亲的自焚，又进一步加重了阮海阔身上的道德包袱。身处于儒家传统，阮海阔作为一个失去自由选择权的存在，其身份早已被预定，即便是身体虚弱得“惨不忍睹”[余华.鲜血梅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P2.后文中引用作品原文将只在正文标注页码。]，也只作为被选择的复仇者，去完成既定的复仇任务。

丧失了自由选择权，也即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与此同时，复仇目的的崇高性也不可避免地得到消解。

二、复仇过程对于复仇目的的背离

复仇者阮海阔“主体性”的丧失,使得复仇的道德意义充满了荒诞和虚无。然而，即便失去了目的的崇高性，他还是无法违抗地走上了复仇之路。

行走于江湖，阮海阔的形象充满了荒谬：没有半点武艺的柔弱身体上背负着的是名扬天下的梅花剑，身肩重负的寻仇之旅却变成了“毫无目的的漫游”。小说中多次出现“莫名其妙地走上”“再度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走近”“神秘地错开”“却走向”这样的字眼。在象征着人生道路的选择的“十字路口”，他也没有按照预期的路线前行，而是走向“指示着荒凉的大道”。这些话语一面流露着阮海阔的无奈，一面却在无意之中透射出他对于复仇责任的逃避心理。

在最后确信自己找到白雨潇后，阮海阔“低头沉吟了片刻，他依稀感到那种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行将结束。”（18）原本目标确定的复仇变成了他口中的“毫无目标的美妙漂泊”。在某种程度上，他口中的“美妙”体验以一种独特的个人经验宣布了他的存在性，漫游的过程恰恰变成了叩问人生价值的过程，在有意或无意中，他表现出对于这种外界赋予的复仇者的“本质”界定的反叛，做出了追寻自我的尝试。或者说，“漫无目的的漂泊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逃避借口，也只有在回避复仇责任的空隙中，他才能依稀感觉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的。”[何小勇.非典型复仇：试析汪曾祺的《复仇》与余华的《鲜血梅花》［J］.当代评论,2006(1).]

尽管对于复仇本身充满了不情愿，尽管将复仇之路视作“美妙漂泊”，但是原本艰巨的复仇任务却也的确是在阮海阔的种种不经意的举动的促使下完成的。这一结局是阮海阔不曾预料的，他在得知仇人已死的消息时“感到内心一片混乱”（18）。如果说他的复仇过程是对于目的的主动背离，那么面对命运给他安排的结果，他只能再一次被动接受。在这里，作家对于人的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再度表示怀疑。

结语

在《鲜血梅花》中，作为复仇者的阮海阔，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被母亲逼迫走上了复仇之路。然而在寻仇过程中，由于中介人物的设置，以及阮海阔在许多“十字路口”面前的犹疑与潜意识中对于目标的背离，显示出这个复仇者“自我寻找”的一面。而这个过程中他的种种行为却促成了复仇任务的完成，这是他不愿接受的结果。从开端到结局，由阮海阔思想和行为对于复仇的背离，到最终的结果向复仇的复归，在荒诞之中共同完成了对于复仇主题的消解。这一方面是先锋文学对于武侠、传统的颠覆和创新，体现先锋文学的特质；另一方面，结合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则可以看出作家余华由对人性的关怀引发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意义的思考，也或是许多研究者所认同的是“反思先锋文学的‘起点’”[李立超.以鲁迅《铸剑》为参照，重读余华《鲜血梅花》[J].现代中文学刊,2016(1).]。这些深层面的意义，使得《鲜血梅花》超越了单纯的“反武侠”小说，由解构复仇塑造起新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