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左光荣

左光荣（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咸阳712000）

摘要：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认真地吸收和学习，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地批判、改造、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0-0208-02

0引言

毛泽东的一生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为毛泽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不断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影响就受其影响。

1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学习

毛泽东小时候在当地的私塾读过六年的书，在私塾期间他主要读四书五经等，此外还有《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左传》等古书。毛泽东在后来用“六年孔夫子”概括了他这几年的读书经历。他又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这段读书经历让毛泽东受益匪浅，他学到了知识，并开始接触儒家文化。后来毛泽东将这些古代的知识不断地在现实中应用。比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都可以找到《幼学琼林》中的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耕三余一”的口号在《幼学》中也有原型。“泥丸可以封函关”、吴刚伐月中之桂“这些典故、神话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增广贤文》中的许多话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三思而行，在思可矣”；“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为人和”等，他都应用过。毛泽东从《左传》中得到了很多有关军事战略、战术的思想，之后在革命期间，他多次提出《左传》的思想。据统计《毛选》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实，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这里我们就能想象到毛泽东对《左传》的重视，并下了很大功夫去研究《左传》。当然，由于那时候他还小，必定会受到这些封建主义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读了很多古代的传奇故事以及小说，他曾经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多次。......我以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以为是主义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在他后来的许多著作中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引用《水浒》）、《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引用《三国演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引用《西游记》）都有内容引用这些传奇故事。冯桂芬的《校彬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书，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还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主要是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影响。他熟读中国古代典籍，吸收了从《易经》、老子、庄子、孔子直到近代的王夫之、谭嗣同等留下的极丰富的朴素辩证法遗产。因而他深受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具有辩证的发展的观点，提出了“差别”的概念，并通过承认“差别”而承认“矛盾”着的事物及其发展的变化。但是中国传统的辩证主义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例如庄子的相对主义，这些观念也曾经影响过毛泽东。此外他在这一时期还受到中国儒家“圣贤创世说”等唯心史观的影响。他迫切地希望有圣贤出世，以担当起拯救“小人”的历史重任。当然毛泽东的这些唯心主义并不是彻底的，其中也有很多唯物的辩证观点。

由此可见，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他从中学习和汲取了许多对以后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用的养料，它唤醒和激发了毛泽东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但是随着他知识的增长特别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以及实践的发展，他逐渐摆脱了这种不利的影响，并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并加以批判地继承。

2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改造、继承

毛泽东认为近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比较民主；相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近代却没有得到改善，缺乏民主和科学精神，在这一点我们比不过西方。1919年7月28日他在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第3号上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缺陷：①重传说和迷信，所以习惯的力量特别大；②重文字功夫，所以自然的知识特别缺乏；③只重资料的收集，而不重分析和综合，所以知识笼统而粗糙；④做学问从众人之说，而不注重个性的创造发挥，所以只求学问合于人意，而不求学问合于真理；⑤注重务虚而不务实，所以许多光阴都消磨在对“道”的体验上，而人生社会实际应用的道理很少透彻研究；⑥中庸思想严重，枪打出头鸟；⑦学术门户之争太高，无原则的排斥，妨碍接近真理：⑧学而不思盲信盲从，无自由的理想。这些缺陷造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民主与科学的缺失。毛泽东通过中西文化的比对，客观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如西方，主要体现在民主与科学上，要求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研究我国的不足并吸收外国的可用精华，他强烈反对那些反对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封建分子，他主张要大力的吸收西方事物，并且要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他坚决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去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毛泽东批判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思想，而且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进行吸收，改造，应用。比如，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代表中国古代学者修学治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文化传统进行了解释，使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毛泽东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把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之一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加以改造和吸收，将传统的民本思想改造成了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后来又改造为人民民主的思想。他将传统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思想，后来升级为农业的现代化。这样就将传统的文化思想改造为适应我国国情的思想。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等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他改造了古代爱国与忠君的结合的局限，将祖国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这样就使我国的传统的爱国精神得到升华。他将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观念。比如“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人民战争思想；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重要战略战术原则等。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无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发展成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道德理想；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自省”“自我锻炼”“自我改造”等道德修养方法，发展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理论，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毛泽东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还要加以选择性的继承。他在《论新阶段》中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久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明确说：“中国的长期封建主义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整整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指包括古人的和外国人的）文化艺术遗产，批判的吸收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签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这虽然是专就文艺问题而论，但也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后来，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和其它著作中，也多次发表了同样的思想。

另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在否定“国粹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论的同时，提出了新的文化建设方针。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总结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并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文化纲领，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建国后，伴随着我国的发展和国情的变化，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又加以改造和升级。他在1951年和1953年分别针对戏曲领域和历史领域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百家争鸣”的口号。1956年，毛泽东进一步把这两个口号概括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制定了新时期的文化方针。在对待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上，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古今，中外两方面去阐述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态度。

3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晚年的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是其经济基础是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毛泽东在进行传统文化改造的时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受到很多阻碍，因此，也存在着不少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的负面因素对毛泽东有一定的影响。毛泽东在思考人民公社的问题时，想过废除家庭的思想，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有关。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家庭是原始公社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曾看到此点。另外毛泽东在1958年四次谈到吃饭要不要钱的问题时，都提到了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道”及“五斗米道”的传人——张陵的孙子张鲁的故事。他还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上把《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印发给到会的各个同志，并在对此批语中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的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60年代，毛泽东也曾说，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但有推广之权。

中国传统文化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在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对他的失误有重要的影响，他在晚年过分地强调道德标准的重要，并以道德的观念去看待历史问题，而不是以生产力发展的眼光去审视那段历史的进步性，过度地强调道德标准，用道德的眼光去评价历史就是他在晚年的一个失误。因此他对资本主义非常的厌恶，认为那不是历史的进步，认为这就像《水浒传》中的“生辰纲”一样，是不义之财。这样，毛泽东就片面的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消极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贡献，所以搞人民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

[1]高菊村.青年毛泽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2]美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1979.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