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学者派官员考察

韦陈燮

中图分类号：K262.9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快了侵华的脚步，国内局势危急，南京政府受到了不少压力。他们开始极力拉拢有声望有地位的学者参加到政府中来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给政府“做面子”。这些学者大都是留学归来的“海归派”，深受“民主”与“自由”等思想的熏陶，有着较高的学历与专业水平，任教于国内各大高校，尤为集中于北大、清华、南开等早期较著名的学府。在这种大环境下，文人“学而优则仕”美好愿望与统治者“学而优则用”的治世原则犹如磁场的两极产生了相互吸引，许多学者选择了走进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担任要职，希冀用知识分子的气节与操守涤荡去官场中陈腐的酸气，挽救民族于危亡，并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所谓的“学者从政派”。

一、从政学者在国民政府中的分布概况

学者从政，放下教鞭，走出书斋，搭上了一个走进现实社会、实现理想抱负的快车道；同时亦把自己置身于腐蚀性极强的官场大熔炉中，成为统治者的一个工具、一颗棋子、一件政治装饰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从政浪潮中，行政院可谓大牌学者云集。早于1935年，蒋介石力邀地质学家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其后历史学家蒋廷黻从清华大学历史系调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而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也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有众多的学者包括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陈之迈、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纯明、国立中央大学行政法教授端木恺等人都曾在行政院供职。而在行政院的各个部门中又以下面两个机构的学者居多：

其一为翁文灏担任部长，经济学家何廉担任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的经济部。经济部汇集了当时比较多的知识界名流。社会学家吴景超时任经济部秘书，由华洋义赈会的创始人之一章元善担任农本局的合作指导室主任,南开大学会计学教授廖芸皋担任会计处处长。而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也和农本局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并负责训练农本局在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的派往各地的高级人员。由于翁文灏的关系，高平叔也于1942年秋调到经济部从事利用外资研究。在翁文灏与何廉的努力下，经济部成为了当时从政文人最集中的部门之一。

其二是文人云集的民国教育部。教育部与文人学者的关系不言而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为蔡元培的学生、后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1931年，蒋辞职后,朱家骅继任教育部长。1938年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任教育部政务次长。1944，朱经农亦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杭立武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并于1949年任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著名校长梅贻琦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并于1948年底平津形势危急之际担任了几天的教育部长。这些学者都是颇具影响力的高校领袖，门生故吏无数，他们的加盟无疑让教育部更是成为了文人的聚集地。

另外，成为经济学者又一聚集地的是抗战时期特别设立的中央设计局。鼓吹计划经济和国营经济的陈伯庄曾一度任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1944年1月起经济学家何廉担任该局的副秘书长，1944年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邱昌渭也担任了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的职务。虽然在该局供职的学者的名望可能不及上述机构中的学者，但在中央设计局中供职的学者的数量却不少。曾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研究员的张希哲回忆说,政治组、经济组、财政金融组及调查室(后扩充为调查处)的工作人员,以书生型的人占多数。“在设计局的办公室里,不论是办公或开会,随时都可以听到书生论政的论调。”[1]39-41

而分散在其他部门与机构中的耳熟能详的著名学者还包括张伯苓、傅斯年、罗家伦等名者大家。除上述所举之外,沈仲瑞、左舜生、李万居、姚宝猷、俞叔平、马星野、陈裕光、黄天鹏等一批学人教授也相继从政。由此，这些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力的从政学者更多的从议政论政的幕后走上了参政执政的前台，给民国政坛带来了一缕难得的清新。其确切数字虽难以统计,但透过这许多有影响力的学者的从政行为，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二、民国学者从政的动因分析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一语道出了民国知识分子中最受欢迎的三种参政模式——办报议政、组党参政或是入阁执政。前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把《努力》《新月》《独立评论》《新经济》等报刊媒体作为平台议论时政，用报纸监督政府，引导舆论，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舆论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组党参政在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也只能是一个空想。对于那些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担负起救亡御侮的时代使命为人生要义的文人学者来说，从政治国似乎成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取向最为有效的方法与途径，这也许就是形成这股从政浪潮的一个主要动因。但并非所有的从政学者都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兴趣，归结起来，当时学者从政的动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其一、胸怀远大的政治抱负与救世情怀

如上所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人抱负与“学而优则仕”的浓厚情结之间的结合有时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动量，民国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在从政之初对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抱有寄望，因此他们的从政也多出了几分理想的色彩。胡适曾以“在山作得许多声”诗句劝说他人辞官治学，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家已经危在旦夕，文人的救世情怀使得一向提倡对政治保持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的胡适也不得不抛弃“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承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己任，出而应世。

其二、恩情并济，不易托辞

以宋明道学修身的蒋介石深谙“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道，常能抓住文人“士为知己者死”的命脉做文章，或登门邀请，或请人说项，软磨硬泡。而这些受恩于人的学者从政后又常会拉拢共事过的旧友故人加入，人情难拂自不用说，从而在各个部门形成了学者从政的小团体。如翁文灏的出仕就颇为典型，翁本不欲从政，曾被委为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却坚辞未就。但在1934年，翁于考察石油途中遇上严重车祸以致昏迷，后因蒋介石的全力抢救才渡过危险。为了还这份人情债，他从此正式踏上仕途，从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直到1948年被蒋介石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最终因金圆券改革的失败而引咎下台。

其三、出于实用主义的考量

这里说的实用主义涉及到人们对现实条件与利益的考虑。一般认为民国前期教师的工资较高而又稳定，高校教师的待遇较为优厚。抗战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强烈冲击，工资制度不能保障高校教师生活的安定，大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仅低于战前，且“较同时期其他行业所受冲击最重，高校教师的生活水平降至社会的最下层。”[2]当然不是每个学者都愿意一辈子作一个清贫的教书匠，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从政为官不失为一条改变现状的捷径。官位优势的诱惑很有可能会对他们决定产生着现实或潜在的影响。

三、学者派官员的“仕途”

与职业官僚相比，书生从政自有一种不为私意、不畏强势、忤时抗俗的淑世精神。对于出世的选择，他们常引用丁文江的一句“出山要比在山清”来自我安慰与评价，但真是“在山清”抑或“出山清”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命题了。学术界有人认为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的从政是“误人仕途”，也有人认为工作出色的朱经农就是一个比较成功地范例。而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去世之前，他在日记里却是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来总结自己从政二十年的得失：

……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光阴从事学术事业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3]

在这一污浊横流、党同伐异的权力场，“清者自清”的何廉始终拒绝加入国民党，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为政府工作，却终究因受到孔祥熙等人的排斥与责难而丢了农本局的工作。在民国内部派系倾轧、山头林立的党政机关中，学者派官员的日子并不好过。派系斗争的失利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只有那些职业官僚们才是这一领域真正的“专家”。而在日常的政府工作中，“缓慢而无效率的官僚政治”也被认为制约着才干的发挥。时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谈到了生平第一次目睹的中政会的议事过程：“我听了一阵，简直搞不清楚与会人员对行政院通过的政策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尽管我对此一国家最高决策机构衷心尊重，但对这种徒具形式的议事程序也不禁好笑”[4]187亲历者的表态无疑反映出了最高决策机关的低效。高层如此，底下又能如何呢？在这样的行政环境中，要想做一个称职的官员实须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而这些努力与心血却不免随着一场战争的失败，一个政府的垮台而付之东流。

参考文献：

[1]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事[J].传记文学,1975,27(4).

[2]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3]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

[4]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3.187.

[5]戴光中.书生本色——翁文灏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3.

[6]查尔斯?R?里利,张新.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J].档案与史学,1999,(03).

[7]岳谦厚.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