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的生态批评

李冬杰

李冬杰（哈尔滨师范大学文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301）

摘要：沈从文于湘西小说中建构了一个诗意、宁静、和谐、理想的乡土世界，那里的“湘西之子”与恬静的自然融合而一，并且在大自然的长养中形成了健全、朴素、本真又充满野性与活力的人性美语人情美。除了在小说《边城》等中有所显现以外，在小说《长河》中同样有着强烈的凸显，而就在沈从文的《长河》等小说中还流露出了生态意识，现着重从生态学角度对小说《长河》进行解读。

关键词：湘西小说；生态意识；人性美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动荡、战乱之中的乡土中国遭受到了西方现代工业文明浪潮的强烈席卷和冲击，尤其在都市社会中体现的最为明显，人性普遍出现了异化、扭曲病态的倾向。人与人之间大都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性之中充着伪善、庸俗、势利……而身居城市之中的“乡下人”——沈从文，对城市社会中的文明的病态性有着异常敏锐的感触，对此，他以“乡下人”的眼光审视、批判城市社会中的人性异化现象。在其较早的都市小说系列中有一定的体现，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大小阮》、《都市一妇人》等等，在这些小说作品中，沈从文集中地批判了都市中人的虚伪与病态与丑陋的人性，物质欲望对人的奴役、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这些小说在当时引发了人们的深刻的思考。

然而，当沈从文于20世纪30年代两次回湘西时，其所见所感使得他甚为忧虑不已：“现代”一进入湘西，“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长河·题记>》）如今的湘西社会也像都市一样，“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时，”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的违反。在沈从文看来，现代文明在带来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重大变革，为人类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但是，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则是，人类的精神世界越发地产生病态扭曲的倾向，人的精神生态危机（人性异化）日益严重。物质欲望深深地奴役者人类本身，在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之前的人类社会中，这是难以想象的。

为此，沈从文开始了建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式，古朴宁静、和谐的湘西世界与有着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湘西儿女便是其苦心经营与建构的理想社会人生图式的核心要素。这在沈从文的许多湘西题材的小说中有极为鲜明的体现，如小说《柏子》、《萧萧》、《边城》等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长篇小说《长河》是继《边城》之后堪称最有代表性与影响的著作。

夭夭是“爱与美”的化身，夭夭的性格与翠翠有相似的一面，天真、单纯、乖巧、活泼，她是姑娘中的“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有着湘西少女纯情的天性。但夭夭又与翠翠有着明显的不同，夭夭与翠翠（《边城》）皆是善良、美丽、纯洁的湘西少女的形象，如过路人口渴要向夭夭买橘子时，作为大桔园主滕长顺的女儿夭夭却从不向其要钱；但夭夭没有翠翠的那种忧郁，在其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她的那种乐观与活力。然而，当整个村子弥漫着“新生活”带来的恐怖气氛时，她仍能“从容自在之至”，在保安队长直接对她进行卑鄙与拙劣的挑逗和调戏面前，她直接看作是“看水鸭子打架”，她并不惧怕新生活。在她身上，具有面对人生忧患的从容和镇定。……可见，湘西少女夭夭的身上集中地展现出来了那种善良、淳朴、充满率真之气的人性美与人情美。

小说中的另一主要人物形象是长河吕家坪的老水手，老水手原是滕长顺远房的宗兄，身世简单而又不平凡。他年青时也吃水上饭，娶妻生了两个儿子，母子三人，因吃了不干净西瓜，在两天之内，害霍乱病死了。自己驾了一只船，满载桐油烟草驶下常德府，在沉水中部青浪滩，撞在大石上一砸成两段，所有货物全部落了水被急浪打散。他外出闯荡了十五年，再回到吕家坪做了看守滕姓祠堂的人。但老水手选择了坚忍，并没有向命运低头屈服，而是自己想要有所拼搏，认为世界要大变，不管是好还是坏，总之，不能永远“照常”。他集诚实、善良、热情、硬朗与乡村型智慧于一身。小说突出表现了他在社会动乱即将来临时，对地方未来及小儿女辈命运的担忧。

有人曾经分析指出，沈从文的骨子里蕴含着荆楚文化的因子，其具体体现为“重生命，重自然，重情感，重声音和色彩”，“强旺而执著的生命意识”[1]，正是“沈从文秉赋中的荆楚文化因子，成为其独特审美视角形成的内在原因。沈从文曾经将自己的湘西小说创作视为：“在充满古典与典雅的诗歌失去光辉的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并且自认为其“妄想在生活中就见得与社会隔阂，在写作上自然更容易与社会需要脱节。”然而，就在这种看似“与社会需要脱节”的文学创作中，则流露出了一种宝贵的生态意识。王诺对认为：“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2]而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也恰恰体现出了一种“表现自人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这一带有生态意识色彩的问题。这在夭夭、老水手等人物形象的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充满野性活力的人性之美都是万物之母——大自然创造生成的。

生态意识在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凸显，可以说与沈从文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历史责任感有着密切的关联。沈从文目睹家乡日益被卷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浪潮中去的严峻的状况，心中产生了试图通过建构理想社会人生图式来“救治”异化的“人性”，希望能够“在那个充满苦难与不平的社会里，追求着爱与美，以湘西合乎人性的雄强生命力来改造现代社会中逐渐萎缩的道德，重建理想人性的庙堂。”与此同时，沈从文小说中的生态意识的显现也与其严肃的文学观有着一定的关系，沈从文既反对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也极力批评文学被当作赚钱营利的工具，因为，这二者都将把文学内在的自足的独立性削弱殆尽，正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沈从文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正直和坦诚的精神品格，他既不赞成新文学被政治看中，也不主张把文学沦为金钱的娼妓，而是自始至终保持文学家的节操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他敏锐地觉察到，文学与政治的苟合，与商业的同流，将导致作家独立人格的丧失，对艺术来说只能是一种堕落。”[3]而这样的严肃的文学观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沈从文的湘西小说系列呈现出了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的建构的努力。

小说《长河》可以被看作是沈从文通过变动中的现实社会来表现“…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对于《长河》中的“常”，沈从文是将其视为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而对其中的“变”，则是抱着一种冲淡平和的心态去观照的。沈从文欲凭借那种向善向美的文学审美价值取向，用湘西世界残存的那种自然生命形式作为依托，来寻求民族品德的重铸。

参考文献

[1]刘一友.沈从文与湘西[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

[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王玉娥.试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J].文学教育，2007，10.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11542085，项目名称：沈从文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