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报道中的新种族主义:以《泰晤士报》的“神州5号”报道为例 论文

关键字：太空 种族主义 读者 文化 媒介 报道

[摘 要]在媒介报道过程中，“他国”的形象通过一系列媒介事件予以塑造，从而影响受众头脑中的“他国”形象，引导人们对“他者”的判断。当代跨国与跨文化新闻报道已经逐步纠正了以往明显的种族主义表达，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客观与真实,，而媒介报道中涌现出新种族主义倾向。新种族主义媒介报道通过词语的选择与暗示、文本的结构与话语的连贯，以及文化符码的排他性等方法继续在文化上划分疆界。媒介报道中的新种族主义以其话语的暴力，符号的暴力给跨文化交流构成屏障，加深彼此的误解，引发彼此的敌对。它依然反映了一个种族的不平等系统，是由社会内部成员共享的话语体系来维持、复制和巩固的。本文以《泰晤士报》关于中国“神州5号”报道为例，分析媒介报道中的新种族主义。

[关键词]新种族主义；他者；跨文化报道；文化符码；排他性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edia report, the image of other country is created by serials media issue to affect the image of other country in receivers’ mind and conduct the judgments of receivers to others. Modern cross country and cross culture news report has gradually correct the past obvious racialism expression and present an impersonality and truth in the surface. However, new racialism trend has appeared in media report. New racialism media report use methods such as words chose, hint, text structure, language coherence and exclusive culture code to continue the behavior in piding borders in the culture. The new racialism in media report has built up barriers in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by the violence in language and symbol, deepened th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each other and caused the hostility between each other. Those reports have reflected an inequality system of one nation and race and maintained, copied and confirmed by a shared language system inside society members. The thesis used report about Shenzhou Ⅴ Spacecraft in the Times as example to analysis the new racialism in media report.

Key Words: New Racialism, Others, Cross-culture Report, Exclusive Culture Code

在跨国与跨文化新闻报道中，被报道的国家或民族往往是被编辑和符号化的对象。通过文字或图像符号描述的他国或他民族是特定历史和社会条件产生的文化形象，它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但同时又反映着形象制造者的社会和历史情形。正如霍尔所说，“事件、关系和结构在话语领域之外都有其存在的条件和实际的效果，但是只有在这种话语之中，在那种特定的条件、限制和形态之下，它们才会也才能在意义中建构。”[1] 从这样的视角去理解跨国与跨文化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在现实之外” 建立并传播的他国或其他民族的形象不仅是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而且反映着生产这种“再现”的语境的历史的、社会的特征。

本文将通过对2003年10月16日英国《泰晤士报》对中国 “神州5号”报道的综合研究，从跨文化视角分析在该新闻事件呈现的中国形象和它的“再现”意义。

一、在报道中呈现的作为他国的“中国”形象

北京时间2003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个载人航天飞船“神州5号”升空，在太空遨游14圈后顺利完成任务返回地面。杨利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太空的宇航员。作为继俄罗斯、美国之后第三个将宇航员成功送入太空的国家，中国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各国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伦敦时间2003年10月16日，《泰晤士报》头版以《今日中国发动第二次太空竞赛》(The day China Launched Second Space Race) 发表了该报记者发自上海的报道，该文以配图片、配漫画的形式放在了头版的最重要位置。同时，接头版的主题，《泰晤士报》24版“海外新闻·中国版”以《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Third Nation Joins Race to Reach the Stars)为通栏标题编辑了整版的报道，文章包括《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太空舱里的人》(The Man in the Capsule)以及分析文章《超越国境 提升威望》（Beyond a Frontier to Boost Prestige）。此外《泰晤士报》第27版评论版还发表了对此事的评论《太空垃圾》(Space Junk)。

通过如此大篇幅地集中进行“神州5号”报道，《泰晤士报》再现（represent）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这个作为“他国”的中国是如何被文字呈现出来的？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让我们通过排版显示的重要性排名，看《泰晤士报》此次报道中最重要的几篇文章的内容：

1.头版文章

中国进行第二次太空竞赛的日子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

奥利弗 ·奥加斯特于上海

这是中国最大（ultimate）的外卖：昨天20盘菜被发射（blast）到太空，只给围绕地球飞行14圈的一个人吃。

这些食品与我们在当地的中国店里看到的有两个区别：它有一层“可食用的保护膜”，所以它的汁不会滴到宇航员120万美元的衣服上；而且，杨立伟中校不用筷子。

在苏联和美国首先将人类送进太空40年后，中国加入了他们的高级俱乐部。神州5号飞船从戈壁滩冲上了天，21小时后安全返回了蒙古。

不过，这次飞行的菜单，包括大蒜汁辣猪肉块，宫爆鸡丁和八宝饭等，似乎和飞行任务本身一样重要。当杨中校和他的妻子和儿子对话时，他的儿子问：“爸爸，你吃了米饭了吗？”他回答：“我已经吃了太空食品。它味道不错。”

2、海外新闻·中国版头条

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

奥利弗 ·奥加斯特于上海

中国昨日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送往太空的国家。

带着一个决心成为世界大国的民族的希望，神州5号飞船上午9点从偏远的戈壁滩发射。飞船在21个小时中绕地球14圈，于昨晚降落在内蒙古。

胡锦涛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来到发射基地，亲自观看这个被他描述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当飞船开始绕地球飞行时，杨立伟中校——太空人在太空舱里挥舞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太空人一词来自中文的space，太空，意思是太空了（too empty）。

其后，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对他的妻子和8岁的孩子通话，告诉他们太空看起来“非常壮观”。在发射之前，他曾发誓：“我不会让祖国失望”。

在成功着陆以后，总理温家宝出现在中国电视上，对杨中校完成任务表示祝贺。他咧嘴笑着，在挂了电话之后鼓掌。

……

……

3、评论版评论

太空垃圾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通过混合硫磺、木炭和硝酸钠发明了火药。很快，他们发现这种可以制造爆炸的混合物可以被用来发射用竹子做成的火箭。因此，昨天将中校杨立伟——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是早就要完成的事情了。

和他的前苏联和美国先行者一样，他会发现太空除了美丽的景观之外，什么也没有。嚼着辣猪肉块，鸡丁和炒饭，杨中校不管下面地球上的惊人内幕如何，都会快意地品尝这最大的外卖。尽管这是从日本偷来的一场表演，他已经显示折磨中国航天计划的一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如果如俄罗斯总理维克多·克里斯藤科昨天在他贺电上所说的那样，载人飞船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那么昨天中国已经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环绕地球当然可以促进国家荣誉感，但是，这是以惊人的国家财富为成本的。目前为止，载人航天计划与其他人类探索不同，几乎不能带来任何经济回报。

那里没有新的土地去征服，没有贸易去发展，没有当地居民去安抚或者奇异的香料和动物去采集。那里甚至没有地图要画，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那里找不到任何东西。简而言之，也就是说，除了炫耀的资本和发行一些纪念邮票，这个投资没有任何回报。这就是为什么对世界厌倦的和愤世嫉俗的欧洲从不真正地投入到航天计划中的原因。

但是，杨中校的发射和安全着陆为中国有能力参与太空发射提供了证明，中国可以用这个赚钱。

发射无人卫星是一项欧洲已经被证明非常成功的生意。无人飞船也有军事和侦察用途，这当然是中国的领导想要的。

中国第一次掠入太空正是载人飞行面临危机的时候。哥伦比亚号灾难后，美国不知道该如何发展下去。

俄罗斯为他们领先的航空飞行往太空挥洒了上十亿卢布，但是现在没有钱再继续下去了。这个教训似乎是，尽管载人飞船赢得了声誉，它也有局限，即使是最外空的局限。中国应该好好听取一些意见，用实用主义克服自己的民族骄傲，不要将太多的钱抛到外空的黑洞中去。

我们知道，跨文化交流最基本的障碍之一便是“对他者的恐惧”，因为对与自己“不同”的人内在的恐惧与排斥是人类的一个本有弱点。因此，人们倾向于坚守自己原有的一些印象，对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接触的其他国家或文化继续保有偏见。而媒介对差异的强调可以有效地达到维持甚至加强偏见的效果。

仅仅通过阅读以上几篇文章的文字，读者已经不难获得这样一些观点：a. 中国发射载人飞船是一种星球竞赛；b.中国人热衷建立威望，好大喜功；c.中国的发展趋势对欧洲国家不利等等。而西方读者在阅读完这些文章后更加深了一种印象：中国是一个与我们非常不同的国家，进而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排斥与恐惧。

《泰晤士报》的“神州5号”报道通过哪些主要的策略，建构了作为“他国”的中国形象？下文将逐一分析。

二、词语的选择与暗示

传统的文本分析与内容分析非常重视媒介报道中词语的挑选与使用。索绪尔的语言学以及其后发展的语用学等学术流派都追踪语言及其意义之间的联系，以及语言在关系的系统中反映的社会关系，从而受到了文化研究学者的重视并予以吸收，产生了一系列媒介话语分析的研究论文。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意义在社会的－想象的二元关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于语言组织、建设和概念化了我们接触的形象，提供了我们通往现实的道路，所以事实上是词语背后的意义的选择和组合构成了信息。[2]

现代报刊已经很难见到清晰的种族主义言论词汇，但是特有的“符号语言”（codewords）却成为常见的使用词汇。“符号语言”具有“含义”（connotation），这些被特定群体规定或由特定地区分享的词语的意义被编码、传播和解码，由读者通过联想和上下文语境解读词语背后的指向。这一策略是媒介报道中最常用的手法。例如，迪亚克指出 “勿庸置疑，对某个群体的态度和对某些事件的观点可以影响‘词汇的选择’……经典的案例就是‘恐怖分子’、‘叛乱者’、‘自由斗士’这3个词。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美国），‘恐怖分子’是带着成见性地指向阿拉伯人。”[3]

在《泰晤士报》的“神州5号”报道中，通过词汇的选择表达对此事件的负面定义是非常普遍的手段。

《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是《泰晤士报》2003年10月16日“海外新闻·中国版”的主题报道，相比其它在标题上将中国载人飞船与“垃圾”、“外卖”等直接挂钩的新闻相比，该篇文章的标题似乎是最客观的。让我们从这个看上去比较客气的标题看起：“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Third Nation Joins Race to Reach the Stars）”

新闻报道的标题是报道中信息的浓缩，表达文章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该文的标题从技术上看是一个力求包含所有重要信息的好标题。标题使用了3个名词和一个动词：第三国、加入、竞赛、星空。选择的词汇使用了英语新闻标题惯用的修饰手法，暗喻。“中国”不是主语，“第三国”是主语。从而提示读者中国已经和美国、前苏联一样成为世界的“大国”。发射飞船是一场“竞赛”(race)。而当“竞赛”这个词与美国和前苏联联系到一起时候，它明显的暗喻功能使读者对世界安全感到不安。这个标题通过词语的选择和组合已经传达了作者的观点，定义了该事件的性质：这是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竞赛。

在《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这篇出现在头版的报道中，词汇的选择痕迹更为明显。该文导语写道：

“这是中国最大（ultimate）的外卖：昨天20盘菜被发射（blast）到太空，只给围绕地球14圈的一个人吃。”

杨立伟的太空食品被形容为 “最大的”（Ultimate），这个与“极限”联系在一起的词汇被用来暗指“浪费”，突出中国连太空食品都浪费铺张的印象。而这些食品被发射到太空的方式是用动词blast来描述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往往与“爆炸”在一起联用的动词。每当大规模汽车爆炸、火车爆炸等事件发生时，记者往往选择使用blast这个带有“毁灭”含义的动词。在这篇报道中，中国的太空食品与载人飞船一起被描述为blast上了太空，我们不能不对这个词语的选择予以重视。通过这些词语的选择和运用，读者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面：20盘西方人眼中熟悉的中国外卖和一个太空人（只有一个人！）一起在一声巨响后被送到了太空，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场面。长期阅读英文报纸的读者不难对此感到反感与嘲笑。而整篇文章也确实充满了英国式的揶揄与嘲弄。

三、文本的结构与话语的连贯

词汇的选择往往是有其语境原因的。现代语言学家和话语分析家已经更多地开始超越对单个单词的分析，将单词所在环境与句子结构的角色等综合起来进行评析。由于种种原因（如，不能直接使用不当的词汇，政治正确性等思潮的影响），在新闻报道的话语中，信息的传递并不是直接的，而是建立在读者以往的“知识系统”之上。因此，媒介报道中对事件意义的定性是通过互动来完成的。那些没有被清晰说出来的意义隐藏在“字里行间”，但由于与读者以往的知识系统和对世界的想象性了解保持了一致，拥有一种连贯性，因此可以被明白无误地传递给读者，被读者解读。由于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的意义是通过互动完成的，因此这样的表达方式隐蔽性更强，而且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结构性暗合与历史性的连贯。

在对“神州5号”事件的报道里，《太空垃圾》一文是很典型的案例。作为一篇评论，该文表达了《泰晤士报》对中国发射“神州5号”载人飞船的基本观点和评价。它建立在新闻报道的基本事实之上，但直接引导读者对该事件的观点。该文导语是这样开始的：

“一千多年前，中国人通过混合硫磺、木炭和硝酸钠发明了火药。很快，他们发现这种可以制造爆炸的混合物可以被用来发射用竹子做成的火箭。因此，昨天将中校杨立伟——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是早就要完成的事情了。”

作者选择了中国历史上的某个事实作为文章的切入点，通过对中国上千年以来对火药技术的掌握和对发射火箭的追求与热爱，强调了中国人在太空飞行上长期准备以及志在必得。当这个历史细节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成功发射了载人飞船这个事实联系在一起时，一个自古就对世界和平产生威胁的大国形象跃然纸上。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用这样的历史细节做导语论证中国发展航空技术的野心是非常牵强的。火药虽然是中国自古的“四大发明”，但是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火药”一词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并不是入侵他国或其他地区，相反，它更多的与被他国入侵，被他国掠夺的历史联系。“船坚炮利”恰恰是英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的屈辱印记。

这是一个可以用来反证中国历来追求和平意愿的例子，为什么它在《泰晤士报》上证明的是相反的观点呢？《泰晤士报》记者在报纸的社论中使用了这个例子，他根据什么认为他的读者也会用同样的方式解读这个历史引述呢？这就是话语的连贯（coherence）产生的作用，它建立在媒介与读者长期共享的知识体系之上。《泰晤士报》对于中国的报道长期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话语，而这个话语体系对于长期阅读相同来源的语意材料的读者来说已经形成，并且具有了“惯性”的力量。记者所要做的只是顺着这种惯性的力量，堆砌不同的符号重复这种形象，加深这些印象。实际上，这种话语的连贯就是《泰晤士报》记者和读者共享的价值体系。

为了在结构上加深这样的印象，《太空垃圾》一文其后使用气势磅礴的排比句再次论证中国没有必要去“无利可图”的太空的观点：

“那里没有新的土地去征服，没有贸易去发展，没有当地居民去安抚或者奇异的香料和动物去采集。

……

那里甚至没有地图要画，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在那里找不到任何东西。……”

而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系列排比句。因为如果我们仅仅阅读这样一段文字，它俨然就是一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在抱怨没有殖民地可以继续分割，也没有殖民地资源可以继续掠夺，一种殖民主义帝国的情绪跃然纸上。毫无疑问，对外太空资源的理解是对地球资源理解的一种延续。而将这种理解强加到他国之上，而不顾他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无疑也是报纸在他国报道中维持话语连贯性的策略，因为本国读者对于自己已经接收和理解的事情往往难以引起警觉，发出置疑。跨国和跨民族报道的表达策略在本质上就是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去推测并判断他国的立场与价值。

尽管很多学者都指出这样的报道违背了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但这样的报道依然大量侵占了跨文化报道的主流。关注跨文化报道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各式分析，提出了“编辑部的惯例”、“记者构成”、“市场压力”等原因解释跨文化报道中这种现象如此顽固的原因，但对读者的参与研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认为，如果仅仅将这样的报道理解为媒介单方面的“推销”，忽视媒介与受众“合谋”的作用，我们的理解视角不仅受到了局限，而且我们的研究也将偏离解决媒介报道中此类现象的方向。

四、文化符码的排他性

在媒介报道中描述他国或其他民族形象可以是一种在文化上划分疆界的行为。

与国家间的地理疆界相对应，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还存在一种文化上的疆界。地理的疆界在跨国边界线的那一刻可以被克服，但文化的疆界却非常不容易消除。文化的“他者”既可以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也可以存在于我们的社会关系之外。对他们的想象可以深刻地根植在社会结构、各种社会机构，以及我们日常行为之中，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常识”，指导人们对待“他者”的行为。

“媒介在使用文化权力，对不公平的社会关系进行公共再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通过再现（representation），作为媒介受众的社会成员被邀请通过了解“我们”不是谁而知道了“我们”是谁，相应的概念有“我们”和“他们”，“内部人”和“外部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市民”和“外来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朋友”和“敌人”，“西方人”和“其他人”。这么一来，社会利益便被标示出来，予以了区分，从而极易发展成为对他者的歧视。[4]

当过去明显的种族主义符号被抛弃，实在说（essentialism）已经完全不能流畅地使用，而正确对待他国和他者的态度和思想在社会中还没有形成时，文化的歧视成为对待他者最安全而且有效的策略，它的影响力可以比表面粗暴的种族歧视的言行更为可怕。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对事件定性的不同或词汇选择的暗示都可以被体会并予以反驳，而文化的排他却是一种贯穿与交织到文化之中的歧视，与日常行为与常识性思考融为一体，从而高度排斥了反对的可能。

在对中国神州5号的报道中，“外卖”和“太空”是两个典型的文化歧视符号。

在16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神州5号”的5篇报道中，“外卖”是与“中国”形象挂钩最频繁的一个符号，不仅每篇文章都以描述中国的太空食品为由报道了中国“最大的外卖”，而且头版的《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将“神州5号”报道的重点特意放在描述杨立伟在太空品尝中式太空食品之上，似乎这是中国发射载人飞船与其他国家发射载人飞船最大的不同。[5]

我认为将“中国”与“外卖”在头版文章上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有一下几点。其一，英国各大超市都有中国外卖(Chinese Takeway)出售，而且越来越受到欢迎，因此中国外卖是大部分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最熟悉的一部分；其二，伦敦拥有欧洲最大的唐人街，很多英国人认识中国移民是从唐人街的中国餐馆开始。中国移民的形象也因此常常与中餐馆和中国菜挂钩；其三，长期的殖民帝国心理使英国人顺水推舟地将中国的定位与外卖联系在一起。一个以“外卖”知名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从这样的定位来形容一个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更具有讽刺性呢。而用这种方式为引导读者认识报道中对该事件的定义，既方便读者理解，也容易使读者接受。

而更重要的是，“外卖”不是主流食品，它只是一种便利食品，是人们在正常饮食之余为了改善口味而又希望保持方便而做出的选择之一。它是西方媒介中的中国形象的一个贴切的暗喻：一个猎奇的对象，一种补充，但绝对排斥在主流范围之外。我们看到，为了强调这种“我们”之外的“他国”文化的“不同”，《中国外卖上天了》一文甚至不惜用“北京宫”（Peking Palace）、“流汁”（drip）、“筷子”、“大蒜”、“米饭”等词汇详尽地描述这顿与西方读者印象中的太空食品完全不同的“便利”食品。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更重要的是使读者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家，看看这些奇怪的太空食品就知道它与我们有多大的差异。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对中国的太空食品进行报道就是在排斥他国文化，通过媒介报道加强相互了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些报道中对某些事实的选择程度和强调程度有清晰的认识。当一个信息被传递时，重要的不仅是它说了什么，而且还有它说的方式，什么没有说但是可以说。[6]

在报道中，“太空”一词的文化差异被用来划分文化疆界的功能更为明显。“太空”是在《泰晤士报》的五篇报道仅次于“外卖”的与“中国”形象挂钩的文化符码。该报头版《第三国加入星球竞赛》一文配发了杨立伟在太空的图片，压题文字是：“杨立伟中校，中国第一个‘太空人’（Taikonaut），在他的太空舱里。昨日中国成为第三个将人送上太空的国家”。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Taikonaut”这个并非中国制造的词汇？海外新闻版上接头版报道的《第三国加入太空竞赛》在第4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当飞船开始绕地球飞行时，杨立伟中校——太空人在太空舱里挥舞了中国的五星红旗。太空人一词来自中文的space，太空，意思是太空了。”

宇航员在中文中是“太空人”的事实被反复放到重要的位置予以强调不仅是为了显示中西方文字的不同。首先，反复强调这个细节无疑再次通过强调“差异” 实现了文化上的排他。因为“宇航员”和“太空人”在中文里从意义上讲并没有实质差异，只是中西方交流过程中对相同事物的不同称谓而已。其次，反复强调太空的“空”（如《太空垃圾》中的记者写道“和那些他的前苏联和美国先行者一样，他会发现太空除了美丽的景观之外，什么也没有”），与中国自古就使用“太空”一词的事实暗合，揭示出中国的“贪婪”与“好大喜功”。这个国家自古便了解太空是“空”的，而它依然热衷于参与太空的竞赛。所以，《泰晤士报》在评论文章《太空垃圾》的最后“语重心长”地提醒道：

“中国应该好好听取一些意见，用实用主义克服自己的民族骄傲，不要将太多的钱抛到外空的黑洞中去。”

我不知道《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是否真的不了解“太空”一词的中文含义，但利用文化符码的差异引导对他国形象的误读是非常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交流的。要知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在这个方式之中形成独特的理性”。[7] 虽然一味强调文化多元性的多元文化主义容易产生猎奇心理，对种族主义的系统性和结构性不平等没有提出更具批判性的批评，但是用自己民族的文化为标准去批判其他文化及其代表形式危害更大。一种客观的报道态度应该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及文化的客观理解之上，从而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他国和他民族文化。这需要我们对彼此文化的相同性和差异性都能够正常地看待，而不是建立“我们”的就是对的好的，“他们”的便是错的假的这种抹杀他者价值的简单公式。

五、媒介报道中的新种族主义

《泰晤士报》对中国“神州5号”的报道这种带有敌视与嘲讽的论调在英国各大媒介关于此事的报道中是比较普遍的。而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其后的报道中，尽管这样的论调仍在继续，但是在言论自由程度较高的英国媒介里既没有见到提出质疑的文章，也没有听到相关的论争，更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报道是否也是“种族主义”的延续。

随着历史的发展，种族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因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发生了改变。从启蒙时期起，对科学的逐步重视使人们越来越多地用量化的标准来辨别人与人之间在生理条件上的不同。通过对人物理或表面上“自然”特征不同的辨别，人们理所当然地“科学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划出了界限，将不同的人分出了优劣。这种从外在特征将人类划分优劣的方法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侵略其他国家或民族提供了自然化、合法化的依据。由于其他民族或国家在劣等的范畴内，所以被压迫与被统治就有了合理的原因和解释。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运用由此阐发的理论体系合法化自己的权力和统治。这样的思想与方法，直到今日仍然根植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出现在不少学术思想之中，甚至更为可怕的是，显形或隐形地贯穿在流行文化中。因此，科特尔认为，种族主义的思想交织在我们历史的形成之中，已成为变化中的社会和话语形成的一部分 [8]。消除它需要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长期的沟通与对话。

近年来，由于这种种族主义理论显而易见的问题，这种以表面生理特征为依据的种族主义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和谴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的论调，并对此相当的警惕。1月4日，英国BBC名牌谈话类栏目凯尔罗依脱口秀（Kilroy）节目主持人凯尔罗依在《周日快报》上发表了此后使他臭名昭著的评论文章《我们不欠阿拉伯人任何东西》，指责阿拉伯人是“人肉炸弹、肢体切割机、妇女压迫者”。英国穆斯林协会马上提出要起诉凯尔罗依这种歧视性言论，同时英国岛内也对此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讨论。凯尔罗依被BBC辞退，该栏目从此被取消。BBC在辞退这个主持节目长达17年之久的著名主持人时发表声明表示：我们不能允许一个有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观点的人主持这样一个尤其以平等为标志的节目。

相比凯尔罗依事件，中国“神州5号”报道中以暗喻和隐语为特征的歧视性话语体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警惕。而当我们将媒介文本置放在社会历史语境中，对媒介文本进行分析，新种族主义的诸多特征与倾向便呈现了出来。从以上对“神州5号”报道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新种族主义”是将对文化的歧视编码到对其他文化的描述中。在这里，种族的不同被理解为文化的差异，种族成为一种社会化的概念。如果说旧种族主义常常表现为种族奴役、种族隔离、种族清洗或者辱骂等极端的行为，那么新种族主义则表现得比较含蓄与温情。它甚至标榜民主，从而否认自己是种族主义。它不强调人们在生理上的差异，却不否认种族文化的不同实际上是有优劣的。与旧的种族主义多表现为行为上的暴力不同，新的种族主义是话语的暴力，符号的暴力。因此，媒介是新种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六、结语

作为种族主义的一种延续，新种族主义给跨文化交流带来的恶果是一样的。媒介报道中充斥的以语言符号为载体进行“文化的排他”和种族主义行为一样加深彼此的误解，引发彼此的敌对。它依然反映了一个民族与种族的不平等系统，并由社会内部成员共享的话语体系来维持、复制和巩固。尤其是由媒介精英引导的对他者的谈论，不仅给社会内部成员，即我们，提供思想来源，而且创造群体的连贯性，维持现有状态。因此，以文化为主要歧视对象的“新种族主义”问题正逐步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与讨论。

新种族主义对媒介报道的潜在影响是近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提出的新问题。希望本文能引发更多学者对此的关注，为建立更为公平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提供更多的学术思路与启发。

注释：

[1] Hall, S. (1996) New Ethnicity in David Morley and Kuan- 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 H.C. Marina. (1980) The Ideological Dimension of Media Messages in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and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Publishing Group

[3] Dijk, van T.A. (2000) New(s) Racism: A Discourse Analytical Approach in Simon Cottle (ed.)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Changing Cultural Boundari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4] Cottle, S. (2000) Media Research and Ethnic Minorities: Mapping the Field in Simon Cottle (ed.)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Changing Cultural Boundari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5] 该文的网络版本标题为《中国外卖上天了》（Chinese takeaway is out of this world），www.lexisnexis.com.

[6] 同上注释2。

[7] Young, M. (1996)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gmatics, Genealogy, Deconstruction. Australia: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8] 同上注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