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报道探索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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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顾和展望
作为纪行文字，旅行报道的前身——游记，在我国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在为数众多的历代游记中，有些作品，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对我国地理学，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有些作品，如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北宋陆游的《入蜀记》等，对古代社会状况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但是就游记的大多数作品来说，则多是文人士大夫流连山水、游奇揽胜之作，其中虽不乏作者对当朝当代社会现实的影射，间或有作者本人的政治抱负、人生感慨的流露，但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毕竟是无关国计民生宏旨的怡情娱性之作。
我国旅行报道的出现约在十九世纪中叶。1876年6月7日起在《申报》上连载的署名为“环游地球客”的《东行日记》，是迄今所查我国最早的旅行报道。其内容是作者李圭奉诏前往美国，参观1876年美国为纪念建国一百周年的费城举办的空前盛大的谁博览会，对旅程中各种见闻的实录。在同一个时期，在内容和形式上同《东行日记》相类似的旅行游记，有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曾记泽的《使西日记》、徐建寅的《欧游杂录》、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一时蔚为大观。这些旅行游记，大多数见诸当时的报刊，有的见诸于维新派的报纸，少数不曾见报的，也都曾刊印发行，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在实际上，成为我国旅行报道写作的发端。

这类旅行游记在写作上的共同特点是，在形式上以通俗的语言，继承并发展了历代山水游记熔纪实、言情、说理的写作特点，在内容上则突破了历代游记以描摹山水为主的写作范围，它以考察各国的社会制度、典章律令，科学文化、工业、商业等社会问题为主，兼顾风俗人情、山川景物的描绘。除此之外，与历代游记最深刻的区别是，这些旅行游记都具有明确的考察和写作的目的，即沟通中外文化，宣传变法维新，在我国思想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和历代山水游记显著不同的旅行游记，以其去塞求通，启蒙开智的历史作用而具有较之历代山水游记大得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效果。它们对世界真实情况和新知识、新道理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极大的传播价值，在形式和内容上成为现代旅行报道写作的雏形。
但是，这些旅行游记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封建统治者的倒行逆施，维新派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局限，使新知识、新思想、新道德的传播只停留在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未发生重大影响。
我国旅行报道的黄金时代，是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这个时期，在我国以至世界广大读者中间产生巨大影响的旅行报道有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这些旅行报道以其回答和反映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而在我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世纪三十年代，正是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内扰外患最为严重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世界范围法西斯潮流在亚洲的代表，日甚一日地实行扩张政策，形成了吞并整个中国的战略态势。世界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关心的头等问题。斯诺、范长江、邹韬奋等人，以追求真理、注重现实的献身精神和求实精神，不畏艰难险阻，以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迈开双脚，通过对重大历史性现象和水问题的实地考察，以生动灵活的形式，丰富深刻的内容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对广大人民群众极为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他们的旅行报道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且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增加其宝贵的价值。
正如事物的发展并不总是一条直线，旅行报道这一新闻题材也经历了其发展过程中的低点。尤其是在我国十年动乱期间，这种新闻题材几乎销声匿迹了。现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旅行报道又以其特有的魅力出现并活跃在我国报坛上。
旅行报道在我国报坛上重新出现并引人注目，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
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极大差异，我是我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的特殊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各个地区政治经济状况的差异，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下，旅行报道随着广大读者对新形势，新知识日益增长的认识和了解的需要重新活跃起来了。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社会生活的日益现代化，读者不仅需要了解本地区的各种情况，而且需要了解其它地区的各种情况，不仅需要了解别人，也需要别人了解自己。为了消除地区之间的阻隔，有众多的信息要进行交流，诸如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成果、新经验，群众的情绪和愿望，这些信息的通常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实践。同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读者不仅想要得到有关各种改革的硬信息，对有关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等方面的软信息也具有浓厚的兴趣。这些信息适宜于较多地运用形象的而不是概念化的形式加以报道。旅行报道正是这种以可感形象为主要内容的报道形式，在反映社会风貌，生活气息上具有别种新闻题材不可替代的长处。

   
　
一个事物的新闻价值，具有地区上的相对性。在甲地被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事情，在乙地就可能成为价值很高的新闻。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读者接受新闻的内在尺度不同。一位内地的读者，看西北地区的报纸，还是不能真正了解西北，因为西北的报纸是以西北人的知识基础，西北人的知与闻的需要进行报道的。旅行报道则能弥补本地人读外地报纸所感到的缺陷，在报道时，以本地人的眼光和兴趣，进行观察和写作，使本地的读者仿佛身历其境地看到外地的各种情况，以满足读者对于异地了解的需要。旅行报道在报纸上的出现，仿佛为报纸增添了新的窗口，通过它，读者可以扩大视野，嗅到更多来自实际生活的新鲜空气。
在当今社会发展日益迅速，水生活日益丰富，广大读者对各种信息的要求日益迫切的改革时代，履行报道的写作也面临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此，本文力图通过对前面提到的几个在我国新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旅行报道的分析，达到对这一新闻题材本质特点的认识，并根据对这些特点的分析，探索旅行报道对于当前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现实意义，以期引起对这一报道题材的重视和研究。
二、旅行报道的主题
旅行报道是以一人一事、一个具体问题为报道对象的专题报道，而是以一定历史条件下广泛的社会现象为报道对象的综合性报道。在纷繁复杂、丰富多样的报道对象面前，要使报道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确定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成为旅行报道采访写作的前提和关键。
论文旅行报道探索来自

旅行报道的主题有什么特点呢？翻开那些优秀的旅行报道，就会发现这些报道在主题的确立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采访时机和采访路线的选择上，都是紧扣住时代的主题。整个报道，以系统而深入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其主旨。
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最初是为英美报刊所写的许多篇通讯报道，然后汇编程书的。这本书出版之后，风行各国，到现在仍然是国外研究中国的重要读物。这本书的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斯诺在特定的时机和特定的地区，以其深刻的观察和详实的报道，把握住了中国纷繁政治局势的主动脉。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中国在这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著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斯诺西北之行的时机。
斯诺西北之行的一九三六年，正值中国和世界局势大转变的开端。当时，中国正酝酿着长期的国内战争转变为全民族统一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将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当时国民党在“先安内，后让以外”的口号下，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屈膝投降，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但是，国民党一面极力封锁共产党的这一政治主张，一面对共产党极尽污蔑之能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成立，实际上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这样，对新闻记者来说，就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机，被封锁的、歪曲的历史真相，需要有人全面地、系统地加以揭示，而历史真相一旦阐明，就必然会推动历史前进。斯诺是具历史感的，他对中国问题的长期研究使他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因此，他说：“我得到了关于张学良和红军之间达成停战的一些好消息，听说有可能进入陕北的红色地区，……这彻底唤醒了我作为记者的本能欲望。我不知道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过这样难得的机会。”为此，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被国民党重重封锁的红区进行考察。他认为：“这次采访的机会太重要了，不能错过。如果有危险，我至少可以拿一点来进行自慰，这就是许许多多中国人已经为这个运动牺牲了生命，为了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冒险也是值得的。”
这样，斯诺带着“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数问题”，于1936年6月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进入陕甘宁边区，对中国的红色区域进行了为时四个月的旅行考察。在考察中，斯诺以惊人的洞察力的敏锐的分析能力牢牢地把握住了当时纷繁政治局势的枢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把其作为共产党理论纲领和现行政策的聚焦点，从理论到实践，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
斯诺对于红色中国的报道发表以后，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以自己诚实而深刻的笔，向全世界揭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相。他的报道，无疑地对中国的全面抗战起了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西行漫记》推动了历史，成为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时代到来的记录者和催动者。
斯诺西北之行所采访的特定地区——红色中国——的性质，使使他的旅行报道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斯诺所说：“事实上，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迷，更混乱的传说了。中华天朝的红军在地久上人口最多的国度的腹地进行着战斗，九年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的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自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新闻记者的本能，使斯诺直觉地感到，红色中国——是“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对于这个地区的探索和报道，必将引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高度注意，并必将对中国和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他不惜冒着人身和政治上的双重风险，进入这个神秘的区域。斯诺以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报道，驱散了围绕着红色中国的各种猜测和传说，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揭示了时代的本来面貌，并令人震惊地、向全世界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预言：“红星”将“照耀中国”，尽管在当时它还仅仅是一片人口稀少的荒凉的被敌军强大部队重重围困的割据地。

   
　
《西行漫记》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它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那个时代。以至于它足以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斯诺，没有《西行漫记》，中国革命艰苦卓绝旅程中许多活生生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实况将湮没无闻，后来的人们也很难象今天读《西行漫记》这样真切地看到中国革命当时的风貌。例如《西行漫记》对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即使到现在，也仍然是有关这个军事史上的奇迹的记载中最系统、最激动人心的篇章；斯诺对于红色中国众多人物的描述，更是成为人们了解中共党史宝贵资料。如果在中国革命漫长的旅途中，在历史上，多一些象斯诺这样有眼光、有见解，敢于冒险的记者，多一些象《西行漫记》这种反映时代真相的旅行报道，那将是对时代和历史多么宝贵的贡献。
旅行报道的时代意义，通过对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的分析，也可以清楚地看出。
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六月对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进行旅行考察，他的旅行西达敦煌，北至包头，全程一万二千余里，历时十个月，足迹及于川、陕、青、甘、宁、内蒙等广大地区。当时的时代背景是，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对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国共两党长期的针锋相对的国内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危机，爱国的中国人无不处在极度的愤慨和苦闷中。有志于救国的人们都在探索寻求中国的出路，人们的眼光不期而然地转向了地广人稀的西北。有军事眼光的人们认为，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以后，西北地区将成为抗战的后方，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中国的西部进行长征，红军挥师北上，将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状况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很少为人所知，红军的情况也由于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不为民众所了解。在这种形势下，范长江开始了他的旅行。后来范长江在他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讲到，他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认为这是当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两个重大问题，他是“因时代的苦闷，逼得到各地去视察”。他的旅行通讯发表以后，引起“悬心于艰危国运的人们”的强烈反响，汇集成书以后，在几个月内连出九版，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这不能不归之于《中国的西北角》在特定的时机和特定的地区，具体而生动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具有的深刻的时代意义。

《塞上行》是范长江继《中国的西北角》之后的另一部旅行通讯集。当时日本人为侵略中国做准备，在我国内蒙古边境挑唆和操纵了蒙汉民族之间的民族纠纷和武装冲突。范长江在通讯中写道：“我们中国人虽然自己惭愧不能保护自己的领土，而当新闻记者的人，却有把危急情况报告给国人的义务。我们要在危机未爆发以前，把这些地带的情形弄个明白。……当时绥远事情已经很紧，如果绥远有了变动，我们再入西蒙，那就不十分容易了。”为此，他亲临战火刚熄的冲突现场，穿越人迹罕至的大沙漠，深入内蒙遍地，以抗日问题为中心，对中国北部边陲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作了系统的考察。他将考察中所获得的日本妄图侵吞整个中国的证据公布于众，呼吁人们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当地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又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急从宁夏飞兰州，使《大公报》“造成首先突破轴混沌局面的记录”，再由兰州进入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心西安，不失时机地报道了事变真相，及时地澄清了社会舆论。在西安，他有幸和共产党人有了接触，在和周恩来同志竟日长谈之后，又毅然决然地冒着生命危险踏上了陕北之行的旅途，成为第一个由白区进入延安的中国新闻记者。他的报道如实地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介绍了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介绍了被国民党悬赏通辑的“土匪头目”——中共著名领袖人物，宣传了中共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他在1937年6月《塞上行.自序》中说：“在这小册子里面，我比较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国内各民族问题。第二，是统一国家之途径问题。第三，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这些都是我认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基本，最起码要解决的项目。”虽然在写这些旅行通讯时，范长江的思想立场还只是一个正直爱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者，但他在国事紧急的时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将国人密切关注而不可得的信息详实报告，将因闭塞无知而昏然沉睡的人们唤醒，他的旅行报道，总是扣在时代绷得最紧的弦上，成为时代交响曲宝贵的原始记录
旅行报道在报道主题上的这一特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写于十月革命后的一九二O至一九二二年，旨在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介绍给中国，担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和“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正如他在《饿乡纪程》中写的诗：“知否？知否？倒悬待解，自解解人也；澈悟，澈悟，饿乡去也，饿乡将无涯。”又如邹韬奋一九三三年写于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的国外旅行通讯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正如他在《萍踪忆语.序言》中所所：“记者在观察研究的时候，在执笔叙述的时候，心目中却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他们都是带着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肩着时代的责任进行考察和写作的。因此，尽管他们的通讯，可以是“零篇短简”，可以是“拉杂写来”，但因为它有了重大的时代主题而具有宝贵的价值。

   
　
根据旅行报道主题的这一特点，可以看出，在当前旅行报道的写作中，虽然不能排除那些一般性的介绍性的报道，但应努力避免因为缺乏统一的明确的主题，和因为采访地点多、路线长、时间短而形成的报道的浮光掠影。旅行报道的写作，应当避免一般化，游记化，在尽可能多地提供新信息的同时，努力发挥旅行报道能够驾驭时代主题的长处，即在时代意义的挖掘和研究一两个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反映社会现象中那些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上下功夫。诸如报道主题的确立，采访时机和路线的选择，都应尽可能地扣住广大读者最关心、最迫切想了解的问题，捕捉那些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至行为发生深刻影响、带有时代印记的东西。只有这样，旅行报道才能扬长避短，和其它新闻题材并驾齐驱，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旅行报道的综合性和深刻性
旅行报道驾驭时代主题的特点，是和它的另一个特点紧密相连的，这就是报道内容的综合性和深刻性，唯其如此，旅行报道才有可能以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把握复杂的历史事件，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驾驭重大的时代主题。
斯诺在《陕北之行的自述》中说，在他进入红区之前，他就决心“不就我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做任何约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不愿意在了解事实真相之前先入为主地为报道制定框子，另一方面，则是被他所考察和报道的对象的性质决定的。斯诺所面临的，是这样一种报道对象，它不是一个单个的事件，而是一个运动，一种学说，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说明这样一种庞大复杂的报道对象多方面，只有运用这样一种报道题材，它能够对复杂的报道对象多方面，多层次，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状地进行考察和报道，从而正确地解释和说明这个对象。

《西行漫记》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探索和报道，充分说明了旅行报道全面、深刻地把握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特点。
首先，斯诺认为，“在考察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对于共产党和南京之间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哪怕要了解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也必须首先看一看一些历史事实。”斯诺通过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十几次谈话，系统地考察了国共两党的产生和发展，他们早年的合作和以后分裂的基础和原因，以及二七年分裂以来十年内战的残酷历史。尽管在进入红区之前，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曾作过长期的研究，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但是听一听共产党对这些问题怎么说，无疑是进行客观报道的必要条件。他对历史演变的考察，就象一位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在考察历史的基础上，他又系统地研究了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斯诺说：“共产党相信，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这些论点是什么呢？”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到民族生存发生危机时，阶级矛盾从属于民族矛盾的理论，斯诺对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不到。在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上，他又象一位专心致志的理论家。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他又用《论抗日战争》整整一章的篇幅，记录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进行的考察。这包括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的对内对外政策，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未来抗日战争的可能进程，以及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众多问题。这时，他又很象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这样，通过通过这种历史的、理论的、政策的探索和研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有内容，有分析，符合逻辑的结论。但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斯诺没有停留在对这一问题的推理和解释上，在考察了历史、理论和政策之后，他还要“眼见为实”地卡差现状和实践。他考察和报道了，从红军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苏区到处看到的紧张的宣传活动总，如何看出红军有充分的决心抗战，而且认为一打仗他们就首先上前线。他采访了红军大学，详细地报道了红大的课程安排，这些课程的内容如何说明红军早已预见到而且已在积极计划中国如何对日本打一场“独立战争”。他观看红军剧社演出，详细报道了“人民抗日剧社”如何用滑稽戏的形式表演“蕴藏着残酷的现实意义”的抗日戏剧，以及在场的年轻战士如何在戏剧结束时感情激动地大喊“打倒日本强盗！打倒杀害中国人民的凶手！打回老家去！”，他来到红区的前线，亲眼见到“统一战线”的政策如何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调动被实施，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如何大发雷霆地批评部队中“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的行为”，以及前线的剧社配合工作如何“快得出奇”，用“发噱的方式表现了指战员在执行新政府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这样，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而深入的考察，斯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重大问题得到了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解答。整个解答的过程，充满生动的形象，准确的叙述、精辟的议论和丰富的联想，更更加了报道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西行漫记》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问题为主线，运用和这一问题类似的方式，将斯诺进入红区时关于革命与战争的无法理解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他的采访，涉及红区社会的各个领域，他的报道，勾出了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清晰轮廓，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红色中国的令人信服的全面而深刻的报道。

   
　
如果说旅行报道的综合性和深刻性在《西行漫记》中突出地表现在对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报道上，范长江的旅行通讯则从另外一个侧面突出地表明旅行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和对于全面反映社会面貌，深入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意义。
和斯诺的对一个运动，一种学说，一种制度的考察不推，范长江西北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和报道西北社会的大势。但要提供一幅西北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使人们正确地了解西北，非有综合而深刻的报道不能胜任。范长江的旅行报道，无论在范围的广阔和观察的深刻上，都达到了使人们生动形象地了解西北的目的。
范长江西北之行每到一处，必有对那个地方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的记述。这种地理的、历史的考察描写，使人们对他报道的地区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一个总体的轮廓式的了解。他对山川地势，名胜古迹描述得很细致，使读者仿佛跟这他一道旅行，增长着各种地理和历史的知识。对那些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地方，他的记载尤为详实。在一些地方，甚至对公开发行的地图和有关的记载有所纠正和置疑，以至他的报道，可以成为旅行指南。他关于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的描述。使他的报道带有浓厚的游记色彩，所不同的，是他在着重考察军事地理的同时，处处注意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辅相成，以及历史变迁和现实生活的相互关联，把对自然环境和历史变迁的描述作为反映西北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必要的铺陈和补充，为他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的画面提供自然和历史的背景。

范长江对西北社会的考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各个领域。他对所看到的各种社会现象，能随时提出问题，加以深刻的分析。如他报道的民族问题，既详细报道少数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民族关系不平等的现状以及民族关系恶化所带来的后果；又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并探索解决的方法，使他的旅行通讯，有事实，有分析，有结论。
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他的旅行通讯中，第一次客观地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正确地指出红军成功的基础在于民众，并正确地预计了红军进军的方向和意图，周恩来同志在西安见到他时说：“我们红军里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中国的西北角》正如一幅幅社会写生，构成了西北大势的长卷。其中政治之黑暗，军阀之专横，宗教之愚昧，交通之隔塞，教育之落后，民生之痛苦，无不以浓重的笔触，使人惊，使人悲，使人愤，使人思；同时，在他的画卷中，也不乏明朗而悠远的塞外风光，多姿多彩的民风土俗，和对西北少数民族勇悍特制的素描，使人感到祖国的辽阔和中华民族的伟大。
旅行报道的综合性和深刻性，不仅表现为报道能够从宏观的角度把握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还突出地表现为旅行报道能够把观察和报道的触角深入生活中十分细小的角落，捕捉转瞬即逝的生活现象，采集那些对一般专题性新闻题材来说无法容纳的微观东西。瞿秋白在谈到他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时说：“要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旅行报道正是这样，它能够通过旅行记者敏锐的感觉，把那些微小的、零碎的、自然形态的然而是大有深意的材料，自然而然地纳入报道的轨道，并指出它们的意义，使人们从中窥到社会生活的一斑，一个侧面，一个角落，从而更具体，更真实地感受到社会生活的本质。
邹韬奋的旅行通讯《萍踪寄语》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韬奋在伦敦的热闹街道上，看到许多碰着小木盘卖火柴的男人，他们是在借卖火柴的样子行乞。他还看到，“有的老太婆手上拿着一本书，向里立在马路和行人道中间，对着书高声朗诵”，尽管没有人听，她仍然在那里起劲地念；“一个头上带着方帽：身上穿着一件宽身大袖的长袍（在大学里得了学位穿的制服），夹着几本书，翻着一本，用手指着，大声演讲”；尽管只是单独一人立在那里，他仍然“口讲指划，刺刺不休”；“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人物，上身连外衣都没有了，在那样车辆在行人拥挤不堪的街道，在一边马路上连着大翻其筋斗！车和人都不得不让他。他那副急形急状的模样，非亲眼目睹的人，简直不能想象”。在作了一番细致的观察和描述之后，韬奋随即指出：“这些现象，似乎都不外乎这个意思：我要拿你几个钱，也尽了一些力，不是白拿的。换句话说，便是还含有独立的观念，不愿作依赖的表示。”叫化子而具有独立观念，有独立观念而成为叫化子，这些基本主义现代工业国家的特有现象被韬奋锐利的目光捕捉住了，并指出这种现象“比单纯的叫化子，当然更含有严重的意义”。韬奋的旅行通讯，不仅使人从宏观上、从法律制度上了解欧洲，同时也是读者从微观上、从具体的现象形态上看到了欧洲，并透过其特有的现象，看到欧洲社会的“心灵”。
这类例子，在说明和反映一定的社会形态，揭示事物的本质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这类材料，在一般专题性新闻中，不宜也不易被采纳，而在旅行报道中，则是其有机的部分，以其生动、具体、亲切、自然的特色增添了旅行报道特有的魅力。周恩来同志在读过韬奋的旅行通讯《萍踪忆语》后曾亲自对韬奋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过有比这本书所搜集的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不能不归功于旅行报道综合性和深刻性的这一特点。

   
　
旅行报道内容上的综合性和深刻性，使旅行报道不仅集政治报道、经济报道、文化报道、军事报道等等于一身，还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领域，使许多在其它新闻题材中没有“资格”见报的内容见了报，这对于当前报纸努力扩大报道面，尽可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共同兴趣，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报道，不仅不会损害报纸的形象，反而为报纸增加了活力，缩短了报纸和现实生活的距离，它满足读者共同兴趣的程度，大大高于对水现实和党的政策的刻板的概念化的报道，正如《日本日报》记者艾丰在《新闻采访方法论》中所说的，报纸是依赖共同兴趣而生存的，报纸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发掘探索共同兴趣的过程，“共同”的范围越大，报纸的销路就越广，如果尽是个别人关心的消息，只有个别人愿意看，报纸也就只能关门了。旅行报道具有广阔的报道面，能够满足读者的共同兴趣，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
四、旅行报道的形式和风格
和以上两个特点相应的，是旅行报道极为灵活的报道形式。旅行报道内容的综合性和深刻性，离开了极为灵活的报道形式是难以表现的。
报道形式首先是被报道的内容决定的。旅行报道内容的广泛性、复杂性和深刻性，记者采访过程的随机性，要求这样一种体裁，它除了遵循新闻写作最基本的要求——内容真实，不得虚构；简洁明快，不事渲染——之外，还要兼有多种新闻和文学体裁所不及的容量。

让我们来看一看，旅行报道如何兼有诸种新闻和文学题材的特点以及如何为其报道内容服务的。
首先，作为纪行文字，旅行报道和游记有很多相通之处。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在《生活周刊》发表后，即被人们赞为“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也被作为“旅行游记”来介绍，而斯诺的《西行漫记》的书名本身仿佛就证明了这一点。正如《徐霞客游记》由于第一次系统地探索和记载了溶岩地貌等地理学上的重要贡献而被称为科学著作，旅行报道则是以新闻记者的眼光观察问题并以是否具有新闻价值进行报道，因而是新闻作品。但是，在广义上，则都可以称为游记。
旅行报道具有游记写作的特点。
首先，旅行报道和游记一样是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成的，是旅行者耳闻目见的事实的记录。旅行者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在新闻写作中，这种题材称为印象性报道，它以记者的主观感受作为报道的主要线索。在这种第一人称的报道形式中，记者的写作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它表现为：在旅行报道中，记者摆脱了在大多数新闻体裁中主观必须沉默，只能让客观——事实——本身说话的限制，而是在运用客观手法的同时，可以根据自己所把握的事物的内在联系，调整和组织自己的报道，可以通过主观线索，以背景的提示，意义的阐发，趋势的预测等手法，使自然形态的、零碎的事实材料在一定的报道主题下统一和完整起来。在旅行报道中，主观意志不但不须沉默，而且极为活跃。例如，在《西行漫记》中，看起来，报道是自然而然地随着斯诺的足迹向前推进的，但在“自然而然”之中，在《东行漫记》的篇与篇、章与章之间，都存在着记者对采访材料的改造制作功夫，存在着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了记者在整个报道中的能动性。斯诺把各种各样的材料，一一经过自己的咀嚼消化，就象把一块块坚实石磨碎，又重新把它们按照报道的主题，用自己的叙述方式组装起来。很难想象，除了这种能动的、灵活的主观线索，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把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以及风貌和人物的各种素材，用象《西行漫记》这样生动活泼、清新自然的形式，完整而深刻地加以报道。
第一人称的报道形式，还大大增强了旅行报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这种形式中，记者好似读者的一位朋友，对旅途中的各种见闻经历，推心置腹地娓娓而谈。记者不仅不必回避采访中的“我”，而且作为认识的主体，“我”的心理活动、思想发展和认识过程，被作为形式上的主线相当完整地加以表述。这种形式，能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且大大缩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感到可亲、可信。当我们读住《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时，我们不仅从中了解了西北社会的种种情形，也从中看到了记者本人正真、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他对于国事的忧愤和悲哀，无不深深打动读者的心，而他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又给予读者极大的感染。这种把自己写进去的写法，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报道中记者主观感受的描述，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报道的客观效果，大大提高了报道的可读性、可信性。
旅行报道和游记写作相通的另一个特点，是其笔法的散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上，游记也被称为散文、笔记文，它之所以自成一格，主要是由于它的内容。中国古代的游记，从南北朝发端，最初只是客观地、简略地记叙事物，发展到唐朝，以柳宗元为主要代表，开始在记叙的基础上注入描写、抒情和议论的成分，发展到宋朝，则进而加入了说理的成分，以陆游的《入蜀记》为代表，开始将写景、抒情、说理熔为一炉，内容丰富多彩而笔法潇洒自如，为后来游记的发展，奠定了以散文笔法为基本特征的基础。旅行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和游记一脉相承。

   
　
旅行报道的散文化，首先表现在它不追求完整的情节，在形式上也不追求诸如文章的起承转合等固定的格式，而是以多变多样的形式，报道多变多样的内容，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使人读起感到轻松自然，没有生硬滞碍之感。鲁迅说：“散文的题材，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碍。……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斯诺、范长江、邹韬奋等人的旅行报道，其写法整散相间，软硬相得，感缘事发，言随意止，深得散文笔法灵活多变，自然洒落之奥妙。
旅行报道之散文化，还表现在它在报道新闻事实的同时，追求意境和修辞的优美。散文笔法并不因为形式自由就可以信笔挥洒，它需要记者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娴熟的文字技巧，需要有艺术的魅力。冰心曾说：“散文可以写得铿锵得象诗，雄壮得象军歌，生动曲折得象小说，活泼尖锐得象戏剧的对话。”旅行报道在报道事实的同时，也追求这样的艺术效果。
在旅行报道中，各种修辞手段，自由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旅行报道特有的美。
如上所述，旅行报道在许多地方和旅记相通，但作为新闻报道性的旅行报道，又有和纯旅记不推的地方。旅行报道是以研究、探讨社会问题，介绍社会状况为主要宗旨，故报道中有多针对政治问题的评述以及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反映历史真相，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报道。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旅行报道又兼有政论文的特点。

旅行报道对于时事政治的评述，往往缘事情而发，穿插在报道各处，和对事实的描述紧密融合在一起，具有画龙点睛，提纲携领的作用。如范长江对民族问题的论述，斯诺对中国阶级斗争的论述。也有比较集中的篇章，如《西行漫记》中的“友谊地久天长？”，《中国的西北角》中的“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宁夏给我们的历史教训”等。这些篇章，有的针砭时弊，有的说古鉴今，有的阐述政局，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持之有故，毫无牵强附会之感。这些评述，不仅有理，有据有分析，有结论，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而且深入浅出，十分通俗。
在《塞上行》“匆匆额济纳”一节中，范长江以联想和比拟的方式论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形象而又深刻。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则这样运用比拟手法阐述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南京还没有公开承认这次所谓“复婚”。它宁可把这关系看成是纳妾。她行为是否端正还有待证明，而且为了外交的缘故，这种关系在家庭圈子外面还是少谈为妙。……同时，日本自己的（通过媒人广田》与南京体面地结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终于被拒。这也许是南京外交政策终于有了根本变化的最后的明确迹象。”
旅行报道形式的灵活性，不仅表现为在笔法上兼有诸种题材的特点，在其总结结构上也充分表现出来。在布局，谋篇上，旅行报道是连续性和独立性的统一，它既要考虑整个报道的总体结构，又要使各个章节相对完整，独立成篇。如此，在斯诺、范长江、邹韬奋等人的旅行报道中，人们可以看见变化多端的文章结构，有的开宗明义，出《中国的西北角》中的“张掖的破产是人懒得过？”，有的卒章显志，如《西行漫记》中的“他们唱得太多了”，有的则题以虚题，通篇不着痕迹，却具有耐心寻味的意境，如《西行漫记》中的“汉代青铜”，《塞上行》中的“黄龙意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面貌不同，结构各异的篇章，有的象特写，有的象杂文，有的象政论，有的象调查报告，更多的是兼而有之，如一颗颗饱满润泽的珠玑，被统领全篇的主线一以贯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形成旅行报道写作方法特有的挥洒自如，意趣横生的韵味。
正因为旅行报道具有使记者能够充分发挥其写作才能的灵活多样的形式，记者的气质、素养和倾向在报道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表现，因此又形成了旅行报道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写作特点。
《徐霞客游记.奚又傅序》中说：“是否先生之人之奇，不能有此游之奇，而非先生之游之奇，亦不能成此书之奇。”旅行报道亦是如此。记者本人的胸襟抱负、知识见地、对旅行报道的面貌有着深刻的影响。旅行报道采访的随机性和写作的印象性，使旅行报道不仅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记录，而且也成为记者本人品格和风范的真实记录。
在《西行漫记》中记者直接地通过议论和抒情表达他在采访过程中的迷惘、怀疑、惊异、同情和折服，报道字里行间的幽默感和他始终保持“我”和“他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区别的超然笔调，使他的报道具有既充满热情，又富有理性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对于报导复杂的历史事件是适当的。同时，这也是《西行漫记》之所以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塞上行》中，记者的主观感受则通过客观景物的描绘间接地表现出来。范长江陕北之行来去两次经过国统区的宜君县。第一次经过时，他用沧浪的笔调写道：“宜君位于山上，小的可怜。开水无处喝，而鸦片则到处皆有。……陕北贫瘠本相，至此一目了然。”而在离开延安的归途中，范长江又过宜君，并在那里度过了除夕之夜，新春之晨，他写道：“夜间大风雪，作业如鸣境。十一日起身，白雪满山涧，清凉爽目。旧历元旦，路无行人，爆竹满北山，炊烟不见山，人家正过愉快之晨也。”记者在延安的经历，和毛泽东同志的竟夜长谈，使他的思想受到强烈的冲击，忧国忧民之心有了归属，心胸豁然开朗。这时，几日不见的宜君，在他笔下一派清奇意境，记者本人欣欣然的心境，历历可见。

   
　
记者主观倾向和气质的差异，在他们的报道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在《西行漫记》中，读者从报道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晰地看到斯诺专心致志，寻根究底的探索者的形象。他既注重活生生的现象形态的描述，又力图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系统而深刻的报道，显示出他超人的理解力、洞察力和感受力，而他的文字风格，又富有信仰真理的战士的激情。他的作品，是沉思和激情的融合。
在范长江的报道中，读者清楚地感到他作为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传统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的旅行报道充分体现出他的冒险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大丈夫气概，他的精粹的议论和胸臆的书法，又显示出他锐利的眼光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他的报道，既富有史意和诗意，又具有现实的深度，软硬相得，恰到好处。
邹韬奋的国外报道，则充分显示了一位谙于世事、从容练达的老记者的形象。他对各国的介绍，挈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意趣横生，体现出他在长期新闻工作中所形成的博大的知识面，精深的理解力，以及视读者为亲朋的大家风度。
旅行报道形式和风格的灵活、鲜明，对于当前新闻写作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的新闻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刻板、枯燥的现象。马克思在《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中，曾引用伏尔泰的一句话：“除了乏味的题材，一切题材都是好的”，不幸的是，我国目前还有些新闻报道，正如马克思当时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批判：“在这里，乏味的题材却排斥了其它一切题材”。随着新闻改革的进行，穆青同志曾提出新闻报道的形式的结构，应向自由活泼的散文式方向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曾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上，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旅行报道具有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双重优势，在形式的自由活泼上，为其它新闻题材所不及。

五、旅行报道对记者的基本要求
可能有人会认为，旅行报道读起来轻松有趣，写起来也一定很省力。其实不然。作为一种具有广阔的考察范围，广阔的报道面和形式极为灵活的新闻题材，旅行报道的采访和写作对于记者有很高的要求。
旅行报道对记者的要求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虽然对于其它新闻题材的采访写作也同样是必要的。但在旅行报道的写作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
1.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深刻的观察力。旅行报道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地区的社会风貌，以考察和报道社会问题为主要宗旨，故记者必须把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通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反映社会真相，作出深刻而正确的报道。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在当今迅速发展变化的改革时代，每一个人虽都可感到时代跳动的脉搏，但只有那些理解改革的意义、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的人，才能对改革的特点和带来的各种变化有深刻的感受，敏锐而准确地加以报道。犹如只有井筒脉理的医生，才能敏锐、清晰地感觉到人的脉搏的各种细微的变化，并由此做出准确的诊断。理解得越深刻，感受和报道得就愈敏锐，越准确。
旅行报道的特点是通过丰富多彩的现象形态的东西，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和本质，虽然在报道，不宜出现很多的理论论述和抽象议论，但在材料的选择，景物的描述，感情的书法和缘事而发的议论上，都能体现记者的思维方法和认识深度，体现记者对生活的理解力。记者必须具有深厚的思想素养，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深刻锐利的观察能力，才能使旅行报道形散而意不散，见微而知著。
2.广泛的兴趣和丰富的知识。旅行报道和一般的专题新闻相比，它不仅要有“点”，更主要的是要反映“面”。记者必须对旅途中所闻所见的一切，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样，为了使报道具有新闻价值，记者都必须从读者的角度，以一个普通的、健全的人的眼光和兴趣，观察和探讨生活，发现和挖掘那些对读者具有广泛兴趣的东西。观察和探讨生活，发现和挖掘那些对读者具有广泛兴趣的东西。“蕴于内而形于外”，为了使报道引起读者的兴趣，记者首先要对生活充满了兴趣。黑格尔曾说：“艺术家一方面要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旅行记者不是艺术家，但在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上却和艺术家有相通之处。如果一个记者，对周围的人、社会、大自然持冷淡态度，哪怕非常激动人心的现实生活摆在面前，他也会视而不见。记者必须有热爱生活的心胸和情感，才能认识和把握丰富多彩的生活，发现和报道生活中真正美好、健康的东西。这也就是说，记者要懂得生活中的美，要对美好的事物有很强的感受力，一旦碰上，即使转瞬即逝，也嫩牢牢地捕捉住。有所爱才能有所憎，才能有所褒贬。例如，一处自然风光，记者要能体会它独特的韵味。一种人事，记者要能辨别其中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情美传统美，文化美，朴素而自然的美。记者只有以活跃的情绪和丰富的情感去发现和报道生活中有价值、有趣味的东西，鞭笞和披露生活中的丑恶和缺陷，才能使旅行报道有光彩，有生气，有情有义。有这方面，那些成功的、有影响的旅行报道，便是生动的例证。

   
　
在具有广泛兴趣的同时，记者也要具有丰富的知识。对于旅行记者来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是他采访写作的对象。这些领域都对他敞开大门，只是他必须具有能够进入其中的相应的知识。“在观察中，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在复杂的生活现象面前，记者的判断和选择总是取决于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知识准备和认识程度。由于旅行报道的采访地点多，时间短，采访具有极大的随机性。为了真正写出高质量的旅行报道，记者必须对其将要采访的地区的历史背景，自然状况和对将来采访的问题的有关知识进行大量的、充分的准备。斯诺在进入红区采访之前，对中国问题就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从一九三O年以后，他普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和东三省、内蒙古、台湾等地，并在中国西南各省作过长时间的徒步旅行。尤其重要的是，他于一九三四年，曾和出版商签定合同，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并为此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由于一直没有得到亲自考察红区的机会，才一直没有动笔。正因为这样，当他出乎意料地得知有可能进入红区时，他对中国革命的背景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因此可以说，斯诺陕北之行的准备工作，不是从他获得这个机会始，而是早在二年前，多年前就着手进行了。范长江也是如此。他对西北问题的研究，早在他西北之行的前两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三年，他曾发起组织了以研究抗日为主旨的《中国青年西部考察团》，并亲自为其起草了宣言。为了了解红军的各种情况，他还曾专程赶到江西，通过朋友关系，将国民党围剿所得的共产党的各种宣传小册子和文件过细研读。在北大读书期间，他还曾以通俗的方式将北大各学术部门，如佛学、经济学、地质学、档案学等报刊上向读者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这为他后来在西北对宗教问题，民族问题和经济、地理等问题的研究考察，打下了专业知识的牢固基础。如果没有这样广泛、扎实的知识准备，要写出《西行漫记》和《中国的西北角》这样的旅行报道，是不可能的。

3.娴熟自如的表达能力。旅行报道内容和形式上的诸种特点，要求记者具有较高的文字水平。记者必须具有娴熟自如的表达能力，才能够达到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时代风貌，使读者喜闻乐见的目的。
要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事物，再现生活，不是一件易事。苏轼曾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料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记者在深入细致的观察中有得有感于心，还必须通过生动的形象、真切的抒情和精当的议论把它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我国曾长期流行这种观点，认为新闻是用来传播消息的，不是用来欣赏的，因而补助一记者的文笔。这种观点的流行，大大限制了记者写作能力的锻炼和发挥，是我国新闻写作长期具有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新闻虽然不是专用来欣赏的，但生动形象的语言，有助于表达内容和形式，使人获得美的感受，而这种美的感受，又必然会大大加强读者对内容的接受。讲究文笔，并非为“美”而“美”。
新闻写作要力避渲染和雕琢，旅行报道也是一样，能否既写得生动形象，又简洁明快，是衡量记者表达能力是否娴熟的基本前提，每一个旅行记者，都必须具有这种基本功。
4.吃苦的冒险精神。记者写旅行报道，要长途跋涉，随遇而安，一边采访，一边写作，即使在交通工具现代化的条件下，这也是很辛苦的事。在这方面，旅行记者有许多典范。瞿秋白一九二O年去苏联，正值苏联经过四年欧战和三年内战，满目创意，饥寒交迫，被人称为“饿乡”。从满洲里去莫斯科的铁路当时刚刚修复通车，随时有可能遇到溃散的白匪袭击和骚扰。但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不顾身含严重的肺病，毅然踏上了冰天雪地、风云不测的旅途。范长江考察西北，行经野兽出没的莽莽原始森林，翻阅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深入言语不通的少数民族地区，坐羊皮筏飘黄河，骑骆驼走大戈壁，吃生肉，睡野地，以至于“满面风创”，熟人相见都不相识了。斯诺的陕北之行，则是冒着双重的危险，一方面是对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进入谜一样的区域，一方面是冒着被国民党骂做“领取卢布的人”的危险。
尽管有种种艰险，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旅途，并用自己的笔，写出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篇章。这就是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在这种“着魔似的强烈向往”面前，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我们今天的时代，和斯诺、范长江的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但这种追求真理、恪守新闻记者报道历史真相、社会真相使命的精神，是要继续发扬光大的。旅行记者，要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在各种困难面前，敢于吃苦，乐于吃苦，一旦认准方向，就全力以赴，决不半途而废，这样，在我们的记者队伍中，才能出现新的斯诺，新的范长江、邹韬奋，才能出现报道出反映当今改革时代崭新风貌的好的旅行报道来。
载于《新闻学论集》第11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