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层面上的意义生产不能仅仅用直接的经济利益来考察,它所生产出来的意义为写作者和被写作的对象赢得的不是经济回报而是一种文化上的回报,这种回报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积累。当批评者为一个对象写下批评文字时,并不能为被批评的对象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能够为艺术家带来经济收入的收藏者也不尽是批评家的忠实读者。但如果考虑到批评生产的意义所能够流通的领域必定是一个公共领域,那么文化资本的积累也必定是在这个领域之中,一旦获得较高的文化资本,是否直接读到批评文字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无形的文化资本比有形的文字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力。批评的意义生产直接带来的是一种文化资本的积累,这种文化资本构成一种符号,在社会中建构起对这种符号的信仰。制造这种信仰的同时,也是把艺术和艺术家神圣化为一个象征性符号的过程,艺术家由一个普通的生产者变成点石成金的魔法师,艺术品成为全社会都来崇拜的偶像。这种信仰绝不是单由批评来获得的,但批评是制造出这种信仰的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种信仰最终有可能转化为经济资本。这就能够理解何以艺术品能够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
在回答艺术到底应该摆在什么位置时,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很审慎地说,艺术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上处于商品的位置(注:Terry Smith,"Modes of Production",Robert S.Nelson and Richard Shiff ed.,Critical
Terms for Art History.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他的审慎表现在,虽然艺术品明显就是商品,它却被神秘地被认为具有一种超出马克思区分出的几种价值(“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外的特殊价值。这种特殊价值表现为,艺术品的价格常常与艺术品的材料价值和艺术家用来生产艺术品的劳动时间不相称。
一个可信的回答是,说艺术品的商业价值与其生产成本不相符,既对又不对。如果仅仅考虑艺术品的物质成本和艺术家的投入,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把艺术品的商业价值作为一个由社会炼金术合成的神圣物品,艺术品的生产也不在社会能量守恒的法则之外(注:Pierre Bourdieu,"The Production of Belief:Contribution to an 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English trans.Richard Nice,Richard Collins etc.ed.,Media,Culture
And Society:A Critical Reader.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6.)。即,在艺术品物质成本和艺术家劳动的物质生产之外,还要考虑到使一个艺术家及其艺术品变得神圣的整个社会机制得以运行的符号生产,当艺术品转化为社会中重要的象征性符号之后,那么艺术品的特殊价值原也是物有所值。从批评的符号经济学着眼,可以看到,艺术批评参与制造了艺术的神圣,而这正是批评的最基本功能。至于艺术本身神圣还是不神圣,看看杜尚的《泉》就知道了,在变成神圣的艺术品之前,它不过是个小便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