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感--罪感和底线伦理 |
底线伦理崩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内心深处耻感和罪感意识淡化以至消失:没有了羞耻感、知耻感、耻辱感,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干得出来,对任何羞辱的事情也无所谓,所谓"毫无廉耻"是矣;没有了负罪感、内疚感、忏悔意识,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所谓"天不怕,地不怕"是矣。罪感和耻感消失的结果是,人性和道德中最后的、最起码的准则被践踏。这不但表现为大量毫无廉耻的行为、令人瞠目结舌和令人发指的行为,更表现为行为者没有任何负罪感和羞耻感,一幅不以为然和泰然处之的心态。 据媒体披露:在广东的某些酒店,婴儿(堕胎胎儿和弃婴)居然被做成羹汤供人"享用",生意还特别红火!有的婴儿被加工前还活着!从医院到酒店有一套完整的商业渠道。 在陕西某市,一位17岁的少女在舞厅跳舞时,不小心碰了身边的另一女孩。被碰者居然找来一帮人,不仅对该少女进行殴打折磨,还扒光她的衣服,强迫她光身子游街,最后又转交给两个小伙子轮奸。前后两个多小时,周围无数围观的人,却没有一人出面制止! 山西繁峙金矿发生爆炸事故,数十名矿工死难。矿主居然令人焚烧受害者的尸体,销尸灭迹。事后还有许多人为其掩瞒真相,阻挠调查。 此类无耻的和罪恶的事情还有:逼亲生女儿卖淫的,把自己的侄女强奸了然后逼其卖淫的,恋人合作卖淫(男拉客,女接客)的,强奸老母亲的,群交的…… 如此不可思议的事不仅表现为个人行为,也表现为公共行为。例如近些年来,中国官僚层利用公款嫖娼的行为愈演愈烈,已是公开的秘密。原海南省纺织局副局长李庆普不但长期嫖娼,而且专以未成年女孩为目标,还拍下现场录像,收藏卖淫女的毛发、内裤欣赏,并记了95本日记,详细记录下他的嫖娼经历。甚至在法庭上他仍然大言不惭、振振有词:"人是自然人"。 官僚和公安系统的丑行恶行令人震惊。山西岚县青年农民李绿松为小学校舍问题上访,竟被当地公安局抓起来打得奄奄一息,还被割去舌头!黑龙江省绥棱县农妇黄淑荣因土地承包问题和干部腐败问题上访,被县信访办和公安局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折磨得死去活来。 当今中国,这样的事件太多太多,仅见于报端的就还有:安徽一乡干部令人剁掉一青年农民的手指头,河南一乡干部把一小学生踢死…… 通过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事件,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华民族的道德良心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许多人内心深处不只是没有了社会文化理想和崇高价值,不只是失去了良知良能,而且没有了"人之为人"的起码品质,民族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规范和道德底线正在亵渎和嘲解中失落。在这种情形下,理论工作者撇开了保卫最起码、最基本的底线道德的任务,高谈构筑21世纪现代价值和社会文化理想,是不现实的。 二 底线伦理是指维系人之为人的本性、样态、特质的起码的伦理道德,是一种与人的本性和本质同一的基本伦理,是任何人--只要他还有人性--都认可并遵循的普遍伦理。 三 作为一种禁忌,底线伦理是通过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唤起强烈的耻感和罪感来维系的。人以越过底线伦理为耻辱,为罪孽,因而自觉地不去作违背这一伦理的事。 四 导致中国文化的道德底线行将崩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
五
只要有勇气正视现实,我们就不难发现,传统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中有一种强大的对抗人性、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消解关于"人"的基本理念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对"人"的基本观念长期、反复地冒犯、亵渎与摧残,使我们在"极左"的狂热中淡化乃至遗忘了"人"。而"人"的遗忘是底线伦理崩溃的真正原因。
旧体制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不管是对党内、革命队伍内,还是对普通民众--更不用说"阶级敌人"了,都适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原则。党性被某些人曲解为不允许私人感情;精心编造的欺骗性新闻和意识形态话语消解了人们的天然良知,结果,对任何人,只要扣上"反革命"、"××份子"之类的帽子,并往他头上泼些脏水,这些人似乎就不再是人,成了妖魔鬼怪,人人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人人可以对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任何可以想象到的残忍和野蛮都可以施加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身上。在"计划体制"时代,每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体制之外,你想置身于斗争的漩涡之外也不可能。在这里,霍布斯的"人对人是狼"的名言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儿子批斗老子,丈夫揭发妻子,朋友落井下石,是司空见惯的事。从2、30年代的"王明路线"到6、70年代的"文化革命",每一次斗争对国民心中残存的人道观念都是一次强烈的冲击。斗争使国人的人性普遍丧失,传统文化中所有的"仁爱"、"忠恕"、"慈悲"等观念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观念所取代。每个人人格深处都或多或少隐藏着某些可怕的东西。
更可怕的是,权势者及其御用文人还精心编造许多大道理,一次次为残忍和野蛮鼓吹、论证、喝彩,使得每个人都深信他批斗父母、出卖朋友、殴打无辜、屠杀妇孺是为了某种崇高、美好和正义的目的,所以做了再野蛮再无耻的事,人们也不会有负罪感、羞耻感、内疚感;相反,他们还会觉得这是勇敢、上进、积极的行为,是一种荣耀。
从传统来看,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世俗文化,人们没有虔诚的信仰和敬畏意识。这种文化性格与极"左"时期鼓吹的机械唯物主义结合,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风气便臻于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大肆宣扬唯物主义,并不是出于对哲学智慧的偏爱,也不是真的要按唯物主义办事,而是要培养一种"不怕"的意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从"癞子打伞--无法无天"的性格,到70年代"不怕坐牢,不怕离婚"的"反潮流"口号,再到80年代末"三不怕"精神,意识形态一次次把中国文化中仅存的一点罪感意识摧毁。不怕老百姓骂娘,不怕缺德了死后下地狱,不怕死后人家刨我的坟,不怕留万世骂名……只要控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什么也不怕,什么也敢干,没有任何顾忌了。试想,一个人到了如此地步还有什么羞耻心和负罪感?
"极左"时期的话语霸权实行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封闭政策,我们既与传统文化完全断裂,也与世界文化完全断裂。不断地根据权力大腕的需要编制的宣传型话语成了我们民族唯一的"精神食粮"。学界追溯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现象时,往往追溯到"五四"时期,似乎"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造成了我们与传统的断裂,事实不然。新文化运动只是知识分子的呼喊,它不足以左右整个国民的行动,也不足以断绝国民吸纳传统的路径(例如当时就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新儒家),而这只有政府行为才能做到;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也不是要拒绝一切传统文化,而是要"全盘西化"或"充分的现代化"。"计划体制"不然,它的实质是必须接受且只能接受我的"文化",古代的、外国的,一概封杀。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声音,一个调子,一种导向。这种思想禁锢从根子上使一个民族的精神萎缩,价值荒漠化。
强权政治把全部历史和文化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摆弄,把一切价值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颠倒。在它面前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没有任何客观的价值标准。历史是可以任意揉搓的面条,党的重大事情是可以任意戏说的童话。数十年来,上自孔子、老子这样的文化圣贤,下至近现代史上的人物,经常地按照当权者的需要改写、戏说、变脸。数十年风云变幻,谁上台都可以"天使化"自己,"妖魔化"自己的政敌。结果,"魔鬼"变"天使","天使"变"魔鬼",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种任意亵渎圣贤、嘲弄价值、曲解事实、杜撰历史的行为,培养了国民的一种性格:什么善恶、美丑、真假、荣辱、罪与非罪,都是瞎扯淡!既然不在乎任何价值标准,也就不介意任何伦理禁忌和道德底线了。
"文革"结束后,一些有睿智有民族责任感的思想家深感我们民族因"左"祸导致的人性扭曲和价值失范,试图为民族文化的康复做一些工作,这就有了当时思想界的两个举动:一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二是呼吁反思"文革",全民忏悔。遗憾的是,这两项工作都未能进行下去。旧势力中一些反人性、无理性甚至无法无天的因素,意志形态中一些翻云覆雨、混淆视听的习惯,国民人格中一些残忍、野蛮的品质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从前消解我们民族底线伦理的因素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借助市场经济打开的缺口,改头换面,愈演愈烈。
"计划体制"有一套自洽机制,即行政的和道德的约束。改革开放在冲击旧体制束缚的同时,也解除了原有的约束和自洽机制,但它未能建立新的约束机制。于是隐含在旧体制中的那些恶,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有了充分展示的机会。它们摇身一变,在一种混乱的氛围中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丢脸的事、寒伧的事,频频发生;丑行、恶行不断刷新纪录。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丑闻会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甚至导致政府垮台;但是在我们这里却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那些丑陋至极的人物,只要官场不失意就没事。他们不但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还以道德圣人的姿态教训别人呢!这样的事情多了,人们见怪不怪,羞耻感也就自然没有了。
"后计划体制"奉行"抓老鼠"的哲学--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抓不到的活该你倒霉。于是大家各显神通,从贪污受贿到设卡收费,从"洗黑钱"到"乱摊派",从兜售能置人于死地的假货,到贩卖妇女儿童。但是人们的权力和机会是不平等的,于是社会就分成了掠食者和被掠食者。过去在"阶级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国民人性中那些残忍、野蛮的一面,现在改头换面地出现在市场竞争之中。黑工厂主、黑矿主为了赚钱,根本不把工人当人。那些打工仔、矿工,在没有生命保障,更没有人格和尊严的条件下给人当牛做马;那些可怜的农村女孩,被欺骗被拐卖,供那些剥夺了她们基本生存条件的人享乐。在强者眼中,弱者根本不是人,而是"东西"--可以用来挣钱或可供享乐的工具。在这种"半市场"上,人性再一次丧失殆尽。
发展是硬道理,笔者完全赞成。但为什么发展,发展的目的和标准是什么,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我们却没有清醒的认识。发展本身成了目的,"人"却消失了。发展不是为了人民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而是为了把几个数字(GDP、GNP)扩大,而这种扩大又是为了某些人的政绩。一个"目中无人"的膨胀欲望正在支配着无数急于想取得政绩的人们,"人"却在"发展"的口号下再一次被亵渎。例如有一种盛行的观点:娼妓业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经济学上的荒谬且不说(色情服务不创造价值,只转移价值),问题的关键是:妓女本是人,她们跟任何人一样,有自己的人格、价值、尊严和基本权利。是那些罪恶的人们把她们变成了妓女!对许多女孩子来说,贞操和尊严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如果让她们选择,她们宁愿选择死亡。如果说逼她们卖淫有利于经济发展,那杀人卖人肉也有利于经济发展!一个不把人当人的社会哪会有基本的伦理道德?
中国社会需要稳定,笔者完全赞成。但如何消解不稳定的因素,怎样达到稳定,在这些关键问题上,我们也没有清醒的认识。通过封锁消息、禁止说实话、禁止任何批评言论和抗议性行为来实现"稳定",那只能产生"高压锅效应"。今天,许多丑行、恶行没人过问,而公众的批评却绝对禁止。我们失去了通过舆论褒贬、借助民主和人民力量来扬善惩恶、维系基本价值的可能。结果,那些丑陋的行径、无耻的行径、罪恶的行径,官方惩治不力,民众不敢批评,它便一发势无忌惮,这就出现了民谣所谓"贪官污吏满街走,流氓恶霸显身手"的局面。这种态度和取向不仅掩盖了那些丑陋行径和罪恶行径,而且实际上怂恿了这些行径。
六
底线伦理的危机是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危机,因为底线伦理关涉到文明和文化最深层的价值,关涉人性、"人"的理念、文明标准等基本信念;底线伦理的缺失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德问题,因为它冲击了"人"的类本质,挑战了"人是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危及到"文化"、"文明"等基本理念。从个人角度说,如果一个人对底线伦理可以置若罔闻,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知耻之心、羞恶之心,没有了负罪意识、忏悔意识,也就意味着他的人性泯灭。一个失去了耻感和罪感的民族,一个底线伦理崩溃了的民族,即使能在某些领域造成暂时的泡沫式强大,但它不可能创造真正的文明,相反,它的最终的衰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危机恰恰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警觉和忧虑的。
所以,21世纪中国价值建构的首要任务,是构筑与维系中华民族的底线伦理。底线伦理的构筑与维系,必须高扬人性和"人"的理念:我们是人,是文明人,人是一个特殊的类,一个把自己与自然、与禽兽区分开来的类,一个自己为自己设定规范、价值和理想并按照其生活的类。这个类耻于禽兽般的行径,也耻于蒙昧和野蛮的生活,而按照文明人的标准做人、待人。人是自觉自由的生命存在,他用羞耻心、负罪感等观念为自己划了一条下限,从而把自己与动物永远区分开来。
底线伦理的构筑与维系,必须高扬"文化"和"文明"的理念。文化实质上就是人使外部世界和人本身按"人"的标准和理想而化的活动及其成果,当世界和人本身"化"到"人"所认可的程度时,就是"文明"。从底线伦理的危机中我们应该警醒:中国文化的振兴不只是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增长,更主要的是社会的"人化"和文明化。这就要求我们反省和重构我们的文化和文明理念,创造更适合人的理想和标准的生活,创造具有无限魅力的、深入民心的人文精神。
底线伦理的构筑与维系,必须要唤醒国民的人性意识,使人们普遍意识到:人是主体,是目的,人具有最高的价值;每个人都是"人",是我们这个类中的一员,有他(她)的人格和尊严;社会必须尊重人,至少把人当"人"。我们要使人们形成一个普遍观念:只有把别人当人,他自己才算进化到了"人"的水平。我们呼吁全社会尊重人的人格、价值、尊严与基本权利,呼吁至少把人当人看待。那些严重侵害人的价值、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人们,你们忏悔吧!
底线伦理的构筑与维系,还必须唤醒国民的耻感意识和罪感意识;对那些丑恶的行径,我们要丑其丑,恶其恶,罪其罪。对那些践踏底线伦理的人们,除了法律相应制裁外,道义上要口诛笔伐,使行为者自觉可耻、罪孽。当丑陋者有了羞愧难当之感、无地自容之感,当缺德者有了忏悔意识和负疚意识,当作恶者有了心惊肉跳之感,中华民族的道德和价值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