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激进?
匈牙利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在东、西方学术界都很有地位,对左、右派政府也都很有影响,十年来他对左右派经济政策一直提出“常有理”式的批评,其中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他曾力主“分不如卖”,批评捷克人的证券分配式私有化不如匈牙利右派政府的拍卖政策高明,(注:亚诺什·科尔内:《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九条经验教训》,载《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9期。)后来又指责匈牙利右派政府徘徊保守,并称赞“捷克的领导人精力充沛,”他们自己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注:亚诺什·科尔奈:《匈牙利式渐进改革的教训》,和讯网·财经新闻,1999年11月17日14:54。)然而在1997年捷克经济出现问题而匈牙利经济开始普遍被看好之后,他却没有反过来再褒扬“匈牙利渐进道路”。相反他指出:“匈牙利之所以展现出落后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它曾在‘匈牙利式渐进改革’上徘徊了太长时间”。有趣的是,他认为他本人曾积极参与的剧变前共产党政府的体制内改革与政治上十分反共的1990-1994年右派政府的“渐进道路”如出一辙,“从60年代到1995年春天,先后执政的、在各方面都大相径庭的各届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些政府显示出一些明显的偏好:它们希望避免冲突。它们希望尽可能地保证经济的不间断发展,并促使新兴政治力量统治下的人们不断为之继续努力。它们不想采取激进的、不受欢迎的行动。它们以短期消费最大化为目标,愿意以一定的社会债务增加为代价。这些显示偏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宏观经济出现的各种比例、长期的再分配让步和匈牙利经济发展的渐进性质。”(注:亚诺什·科尔奈:《匈牙利式渐进改革的教训》,和讯网·财经新闻,1999年11月17日14:54。)
在科尔奈看来,1995年以后“重新”上台的“前共产党人”才真正以坚决的激进改革走出了这一怪圈。无论人们怎么看待他的“常有理”。他对由他自己倡导的一度辉煌的体制内改革和同样受他影响的右派“保守疗法”连续20多年历程的反思,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与科尔奈对“匈牙利渐进模式”的批判相对,近年来弘扬匈牙利经验的声音也不小,尤其在1997年匈牙利经济进入持续增长后这种声音更高。但与凯恩斯学派“后华盛顿共识”喜欢以匈牙利的成功对比捷克的“自由主义失败”不同,匈牙利人如今更多地是以自己的成功对比俄罗斯的“国家主义失败”。曾任欧洲比较经济学研究会会长的布达佩斯大学教授拉斯洛·沙巴90年代中叶曾是“匈牙利做法”的批评者,并在东欧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中肯定了中国的“渐进道路”。(注: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 and Eastern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Vol.8,No.1(1996),pp.53-65.)然而现在他却认为匈牙利干得不错,并批评俄罗斯的转轨三心二意。他说:“俄罗斯改革的(不良)结果并不能证明转轨经济学(关于激进改革的)理论框架是错误的。因为大致相同的方法在匈牙利行得通就是一个有力的反证。”“很多关于扭转俄罗斯颓势的流行想法都假定,政府有能力或应该有能力收税并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但问题是:俄罗斯市场的失败正是由于政府的失败引起的。政府现在需要控制外流的资本,但引起资本外流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政府的专制和强取豪夺行为。”(注:Laszlo Csaba,"A Decade of Transformation:Russia and Hungary Compared."In Brzeski Andrzejand Winiecki Jan.eds:A Liberation Economic Journey.London:TheCromwell Press Ltd,2000,PP.99-140.)
另一方面,过去匈牙利右派政府的“反休克”渐进道路,曾得到我国一些“新左派”学者的好评,而后来匈左派政府转趋激进,尽管确实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形势,但在我们这里却引起了(据说也是左派的)不满。当年的“反休克”标兵如今成了失败的典型。房宁先生颇受关注的长文《匈牙利纪行》(注:该文载《天涯》,2000年,第5期,25-34页。)是一个代表,他在肯定匈牙利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完全否定同属转轨进程另一方面的经济变革,这与那种不分政治经济把“人民的选择”一概骂倒的观点相比,还是有见地的。但这篇名为“纪行”的文章大量采用中文的第二手报道却不注明,以至于连海峡两岸异译(如波日高伊和波兹盖、涅尔什和奈尔斯等)都不加分辨,造成变一为二的硬伤,这不能说是严肃的。
应当承认,正如笔者在波捷匈的比较研究中一再提到的那样,与波兰的工会参与产权改革和捷克的起点平等模式相比,“匈牙利道路”不管是右派的“只卖不分”还是左派的“休克补课”都遭非议更多,社会认同程度更低。但要说转轨根本就是“受骗自杀”,实在是太把匈牙利人当傻瓜了。房文极言旧体制下匈牙利人的生活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反衬转轨的灾难,这不仅言过其实(注:剧变前匈牙利人生活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不如那里的富豪)、甚至也不如前东德、捷克等制度类同国家的例子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这确实不能说明什么。而剧变后的生活也并非一切都今不如昔。例如,匈牙利剧变前已持续多年经济衰退,而以此前“黄金时代”的1980年与剧变后落至谷底的1995年相比,匈牙利家庭轿车拥有量由101.23万辆增至224.54万辆,亦即由10.6人一辆增至4.5人一辆,同期电话由12人一部增至6人一部,电视机由3.9人一台增至2.4人一台,等等。指出这些并不是否认转轨阵痛期总体经济的衰退与生活的艰难,只是对其程度与原因都要有个客观的分析,不能信口开河。),而且如前所说,匈牙利剧变前的生活是靠全欧之最的债台高筑维持的,剧变时全国人均负外债两千多美元,几乎是每人欠着西方一辆低档轿车的钱!而剧变后产权改革的“只卖不分”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还债。因此剧变前后的经济变化至少部分是“前人借债后人还钱”的结果。而“面向外资全卖光”式的改革,实质上等于一次大规模的“债转股”。没有剧变前形成的西方债权,哪有如今的西方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