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族意识：关于西藏近代史上一次政治改革性质的社会学分析2

　第五，1910年达赖出走印度，在印度的见闻成为其日后改革的先决条件。

　　联豫在推行新政时，还有一个脱离实际的动机，即试图在达赖不在西藏时，收回达赖的世俗权力（即政治权力），为此，清中央应联豫之请求委派赵尔丰遣川军入藏，此举引起十三世达赖不满与恐惧，他在1909年12月回西藏的路上分别给清中央和“大不列颠及欧洲各国公使”写信，表达他的不满猜疑，在给欧洲各国公使的信中甚至有请求各国对中国进行外交干预的言辞，过去对朝廷恭敬尊崇的态度已然发生转变④（p53—54）。到拉萨不久，与联豫的关系已近水火不容，川军在进藏的路上也受到藏军的武装抵抗，进拉萨城时，又有枪击事件发生，十三世达赖感觉受到生命威胁，于1910年2月率众出走印度。从一些史料看，他一到印度即被英国人拉拢诱惑，产生分离思想。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大吉岭居住期间，与英印政府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关系密切，据称他从贝尔那里“学会了许多现代斗争知识”，（包括非法单独行使了与印度、锡金、不 丹的外交关系权利），“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刻懂得了只有掌握政权和军队才能有效地统治一个庞大国家的道理。在印度流亡的 3年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开阔了视野，孕育出了对西藏政教事务的新构想。”④ p56在印度期间，十三世达赖先后到加尔格达、兰蓖尼（lumbi—ni）、菩提枷耶（bodhgaya）、瑟那铊（sarnath）、库什那伽（kushinager）等佛教圣地朝拜及访问，在加尔格达，十三世达赖还与英印政府总督曼脱勋爵（lord manto）会晤，希望英国政府能给以帮助，但曼脱很委婉地做出回答［5］（p78—79），当时英印政府还不敢公然宣称支持西藏⑤（p305—312）。不过，对于英国政府，十三世达赖倒也始终保持警戒之心，并不是完全投靠外人。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满清政府被推翻，西藏的清军也发生哗变，分成对立两派，一方站在藏政府一边，一方站在川军将领钟颖一边，双方互相攻击，最后钟颖方面因粮食弹药不足，交械投降，由西藏地方政府发路费回内地。1912年，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受到僧俗民众的隆重欢迎，此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教方面的声望日益增长，他本人由此开始其稳定的统治生涯，针对西藏的各种弊端，进行一场长达20多年的改革。

　　二、十三世达赖发动的改革以及改革中的不同角色参与情况

　　十三世达赖回到西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他亲自参与起草的向全体官员和民众宣布的文告（即“水牛年文告”），这可以视为其进行改革、实行新政的发端。

　　这份文告带有一个重要倾向即十三世达赖想在没有中央政府的管理、监控之下自行全权治理西藏，虽然文告一开始宣称在历史上西藏与中央是施供关系，但行文中又表示他曾经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联系，这种关系最后被“腐败无能的官僚们耽误了”。文告正文主要内容有五条，就保护佛教机构、要求西藏官员公平地履行职责、鼓励民众开垦荒地方面作出规定。其中鼓励开荒的内容在以后的新年文告中一直被强调，应是创新之举措。

　　西方学者中有人将该文告视为西藏独立的声明，但正如对近代西藏历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梅·戈尔斯坦所说，“在当时西方的术语中这算不上是一个正式的独立宣言”，它只是达赖重申对西藏的全权统治的一份声明④（p62—64）。在辛亥革命时，全国各省都曾针对满清政府宣布过独立，十三世达赖的文告性质上与各省的声明是一样的。

　　从1913年开始，十三世达赖的改革通过加强及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和重建藏军计划的实施而展开。随后扩展到兴办现代新兴产业、发展西藏传统经济贸易、实行新的税收制度等方面。

　　加强个人权力是十三世达赖自1912年返回西藏要做的第一件事。他首先对于在他离开西藏时那些同情、支持汉人和驻藏大臣的官员、寺庙开刀。1909年达赖出走时，留下的官员中有不少人积极与驻藏大臣合作，俗官中以擦绒噶伦最为突出；寺院方面则以哲蚌寺的朗色林、丹吉林为主，这两个寺院公开支持汉族官员，在 1911年至1912 年拉萨川军与藏军对垒时，朗色林的喇嘛拒绝同汉军作战，丹吉林的喇嘛则让汉军进入寺院。这种做法自不能让十三世达赖容忍，在1912年底局势稳定后，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父子被枪杀、其家产、名氏、庄园被达赖亲随达桑赞堆全部继承，哲蚌寺云丹喇嘛被人刺杀，其他亲汉的官员也受到不同的惩罚。至于哲蚌寺两个寺院因1913年十三世达赖忙于康区的战争和西姆拉会议而暂时放置一边，只给予严厉的批评和警告，这笔账直到1921年才利用朗色林内部的争端而予以清算④（p104—111）。十三世达赖对九世班禅也颇为不满，早在1904年达赖出走蒙古时，班禅曾接受英国政府邀请访问印度，造成双方的裂痕。1909年达赖又要求九世班禅与他一同出走印度，被班禅拒绝，相反，九世班禅却到拉萨同驻藏大臣相见。因此，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后，对班禅开始渐渐压制，1914 年，在后藏设立总管两名，管制日喀则所有的16个宗。逐步控制后藏经济与税收大权。除了以上的措施外，十三世达赖为加强个人权力，还增设司伦职位，削弱噶厦的权力，造成后来双方关系紧张③（p931）。

　　十三世达赖在军事上的改革主要是对藏军的扩充与整编。在1913年以前藏军人数约3000，不少还是老弱病残者。士兵来源有两部分，其中1800来自卫，1200来自藏，多数是应服兵役的土地所有人为自己雇佣的替身。为解决这个问题，十三世达赖与其顾问强巴丹达、擦绒·达桑赞堆经周密考虑后决定，在原有藏军数量上按卫地每2岗土地、藏地每4岗土地各出兵一人的方式扩编1000名⑥，任命擦绒为藏军总司令，下设 - 个代本，代本下依次是如本、甲本、丁本、久本等军职。招聘日本军官、俄国军官各一名分别为日式训练营、俄式训练英营教官，保留原有汉式训练营，使藏军士兵能受到全面的训练。为培养军官，又招聘英国人在江孜建军官学校。设立军械厂，从印度进口设备，制造枪支弹药。同时，又多次从英印政府那里购买山炮、轻机枪和来复枪等武器弹药。1922年，十三世达赖在拉萨建立警察局，组织了一支警察部队，维护社会秩序。

　　为筹办西藏从未有的新兴产业如电力工业、矿产工业、邮政业等，在1912年改革一开始，十三世达赖即选送4名贵族子弟到英国学习上述产业技术，他们学成回来后，即被委任负责筹办各产业。很快建立了拉萨电报局、杂朵底发电厂（但矿业建设却失败）。在这之后，又有多名青年被派往英国学习商业及其他知识。到1925年，拉萨电报局扩建为邮电局，在前后藏设分局。

　　在扩编藏军及建立新产业时，十三世达赖遇到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因而从1914年开始向牧区征收盐税、羊毛税、皮革税，向农区征收茶税。1920年达赖创立一个新机构“财源调查办事处”，由深通理财的孜本龙夏负责，该机构很快实行了一套有效的财政改革措施，极大地增加了西藏政府的财政收入④（p88—89）。1921年，成立军饷局，专门为军队筹备资费，该局遵照达赖的旨意，向班禅的扎什伦布寺要求须负担藏军1／4的军饷，包括税30000克青稞、650000卢比的银钱、2000甑汉地砖茶，引起班禅极大不满，导致班禅 1923年出逃内地事件。在这一时期，十三世达赖又在拉萨建立西藏第一个银行，改革西藏币制，印制了一批面值不等的纸币。

　　对于发展西藏传统经济产业十三世达赖也较为重视，从 1913年起，由达赖签署每年的政府新年文告都有鼓励民众开荒植树的内容，予以免征差税、土地权、果树产权归开垦者的官方承诺。对传统的羊毛出口贸易藏政府也加强管理力度，任邦达仓为藏政府商贸官，统一收购，统一批售。茶叶是藏族生活必需品，为解决茶叶供应问题，从 1913年起在恰曲绒等地试种茶树，但最后失败。在茶叶贸易上，西藏仍然要依赖内地供应。

　　在教育方面，十三世达赖于1912年允许英国人在亚东商代处开设私人学校，招收藏族学生。1916年，十三世达赖在拉萨创办门孜康（藏医历算学校），招收贵族学生传授传统五明之学。1924年，批准英国卢（e.ludlow）在江孜开办英文学校，招收几十名藏族贵族子弟入学。但该学校在 1926年被关闭。

　　在十三世达赖改革的整个历程中，有的改革方案得到贯彻和实施，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不少方案从一开始就遭受挫折，最终失败。分析其中因素，可发现由于改革的参与者的意识、态度、立场、能力、身份以及参与者人数的社会性比值各不相同，最后造成改革的不同结果，进而从总体上决定了这场改革的命运或趋向。

　　在改革参与角色中，十三世达赖作为改革的第一号人物，在长达20年的改革中，他的改革思路包括其中所反映出的政治态度应有三个时期的变化，前期（大约从1913年到1920年）达赖的改革思想主要是通过加强西藏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改变西藏落后、被动挨打的状况。他对1841年以来的西藏历史状况曾经有过一定的反思，认为西藏之所以被外人欺侮是因为自身软弱，同时周围国家强大，形成“大鱼吃小鱼”（原话为大虫吃小虫）的局面⑦。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改革。由于对清朝中央政府极为失望，十三世达赖在外人挑拨引诱之下产生分离思想和让西藏完全自治的意向。进入 20年代后，他的改革发生变化，进入中期阶段（1920年到1925 年），由于他原所信任的人这时对他的权力产生威胁，因此他这一时期改革的基点是排除异己、 加强个人权力。

　十三世达赖之所以要排除异己，是因为从他进行改革的开始他就遇到几方面的反对。首先是在西藏地方政府领导层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1912底达赖返藏后，召开宗本以上官员参加的会议，征求官员们对西藏今后政治命运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大多数官员表示对满清政府的治藏政策不满，并没有分而自治之考虑③（ p922）。但随后发生噶伦擦绒·旺秋杰布父子被枪杀事件改变了官员们的态度，这使1913年的政府文告能够顺利出台。在以后的改革中，政治性事件时有发生。 其次是班禅喇嘛的不合作。 九世班禅一直反对达赖借助英俄的力量搞分离，始终对达赖采取不合作态度。在达赖改革时，也不予以支持。第三是寺院方面的反对。据一位西方的研究者描述，西藏的现代化的改革“由于几个寺院反对现代化的政策，这甚至会有全面的反叛”，因为 “对寺院而言，政府官员所解释的对军队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扩充不仅威胁了他们的财产，而且也威胁了西藏政治中的寺院的宗教统治部分，他们发现这是个直接的挑战。大多数寺院都持这种看法。”［6］（73 ）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件中的角色参与取决于社会互动关系中所体现的利益取向及利益分配。利益取向的判断一致是事件的关键环节，因为一个事件的人员角色中既有积极的参与者，也有被动的卷入者；既有主要角色，也有胁从者，这些人在进入事件当中对事件的领会程度也大不一样，有人清醒，有人自始至终都是糊里糊涂的，不过，当涉及自身利益时，当事人的判断与其社会环境、地位、个人教养（受教养程度）、身份相关。社会学家往往将利益判断一致的人划为一个群体。这样，事件中的个人角色也就具有了社会性。在西藏的这场政治改革中，显然，参与的角色较为复杂，改革的倡导者十三世达赖与其支持者通过其原有的威信和巩固权力的手段获得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实力：新的藏军。但他们被许多历史学家界定为少数派。他们相对于反对者也被称为改革派，其人员成分较为单纯，多数是藏军军官，思想激进，热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并积极加以仿效。相对于改革派而言，包括反对派在内的另一阵营中，人员角色就复杂的多。班禅集团公开反对十三世达赖的改革，尤其对藏政府向后藏进行“不合理”的征税表示不满和反对。拉萨和其他地方的寺院（包括黄教和其他教派）对改革的看法则各不相同，哲蚌寺系统中如朗色林和丹吉林以亲汉著称，对达赖的改革报轻视与反对的态度。甘丹寺、色拉寺则不公开其态度，但对扩充藏军有强烈的反感情绪。其他教派与三大寺的态度也差不多。在反对派中，还有一支力量不可忽视，即噶厦政府中的保守僧俗官员，他们的人数也不算少。据戈尔斯坦分析，这支保守力量的代表人物是“有权有势，冷酷暴虐的卓尼钦莫丹巴达杰”，戈氏认为，这个集团的利益取向是，一方面，他们主张维护而不是真正加强和巩固西藏政府权利，支持达赖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对亲西方的军事集团感到害怕和担心，军队力量的增大会造成自身经济的困难，也会打破权力的平衡④（p92—93）。

　　这些派别和利益集团在改革开始的十年中彼此的力量尚处相对平衡状况，但进入20年代以后局势发生改变，同时各派之间的对立也加剧了。几年之间发生连串的政治事件是这种斗争的具体表现。这些政治事件大致情况如下表所列：

　　以上事件的发生及其结果显示了在20年代西藏各派政治力量的变化，达赖改革措施的积极而坚定的拥护者藏军军官们涉及上述事件中的两个，他们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变得使达赖都难以控制，最后甚至威胁到达赖本人，结局可以料想，正如戈尔斯坦所说，“军官们被解职导致军警的衰落”，“并且助长和促进了达赖喇嘛的独裁统治，增强了他对少数亲信宠臣的依赖”④（p139）。

　　在达赖的后期（1925 年到1933年），其改革思路发生很大变化，一方面，英国人在达赖的眼中已经不大可靠；另一方面，他这时意识到西藏与内地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尤其是政治及经济的联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达赖即派出以贡觉仲尼为首的代表团到南京联系。对西藏内部，十三世达赖继续其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为避免新的利益冲突，这时期的改革主要靠少数亲信来完成。但是，他的改革对立面现在依然强大，虽然没有公开的矛盾冲突，暗藏的激烈角逐仍然在继续着。1931年，达赖的私人随从土登贡培组建了仲札代本团，并负责札齐电机厂，土登办事机敏果敢，但也过于自信和独断，因此得罪了不少中小贵族。从1930起，达赖亲自对黄教加以整顿，从僧人戒律到寺院收支全面进行，也引起僧官和上层僧人的恐慌。对立情况由此而加剧。

　1930年以后，西藏各方政治实力集团的对立状况大致是：

　　1、达赖与土登贡培为主的实权派。

　　2、孜本龙厦为主的亲汉派（包括三大寺部分僧人）。

　　3、赤门噶伦为主的保守派。

　　达赖在世时，实权派站绝对的上风，但1933年底达赖患病不治，很快去世，西藏政局马上发生急剧变化，实权人物土登贡培在与龙厦的权力之争中败北而被流放。在这之后，龙厦与赤门的权力之争也进行的十分激烈，其中还伴随着龙厦倡导的一次西藏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性民主化改革，这个改革还被历史学家称为“求幸福者同盟运动”，龙厦的改革自然遭到比十三世达赖的改革更激烈的抵制，失败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③p934—935

　　按社会各个层面的角色互动关系来分析，十三世达赖进行的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 直接参与的角色无疑都是涉及各自切身利益的西藏上层人物。就人数众多的农牧民与普通民众而言，改革对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他们身处改革的边缘，受其身份及教育、环境等等条件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主动参与改革，不过拉萨的普通民众对上层的政治动向倒始终加以冷静的观察，当时街头流行的政治童谣即为民众的意念的表达（这里也不排除一些政治家借童谣制造舆论）。［7］这些童谣反映出改革对民众的利益并没有带来直接的好处，因此民众只对具体事件和参与事件的主要人物感兴趣，并根据其言行加以幽默式的挖苦或赞赏。从社会互动的角度说，十三世达赖的改革虽然波及面较大，但对于社会学中所说的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有不同的作用。内局群体和外局群体是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创建的词汇，主要用于研究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群体的控制机制，在他看来，民众作为外局群体的主要成员无论在利益的收益、分配上还是在社会生活的交往取向上都没有主动权，这就容易造成外局群体对内局群体的名声、行为的认同和理想化，如果内局群体成员一旦其行为违背了理想模式，则会产生外局群体对内局群体的 “贬损化”（denigration）。从拉萨童谣的多数内容看，挖苦性、贬损性童谣居多，我们据此或可断定当时的改革造成外局群体渐渐散失对内局群体的理想化，也就是说，改革对并没有获得群众的重视，相反，在改革中所伴随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吸引了民众的注意力，并造成民众对权贵甚至活佛崇拜的失落。有关达赖和班禅斗争的童谣就说明这一点，该童谣把班禅与达赖分别比喻为喜鹊和布谷鸟：“无人不识的喜鹊鸟，长一身黑白相间的羽毛，待到布谷鸟来临，我们再慢慢地讨论商量。”字里行间颇具有讽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