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

梁启超学识渊博，著作宏富，是我国近代成就卓著的史家。作为“新史学”的创始人，他极力倡导史学比较方法，多次阐述比较研究法的内涵与功用问题，促进了近代这一富有新意的史学研究法的成型和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此外，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1] （p1），梁启超还在其史学研究实践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进了本国史和外国史等领域的探讨，其比较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很多学者在研究梁启超时均涉及到梁氏的比较方法，本文试图在这些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阐述梁氏在倡导和运用史学比较方法上的出色贡献。

一、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其史学理论的形成

对于一些历史问题或历史人物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在古代史家所撰写的史著中已经出现，但往往是不自觉的运用。“比较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明确地提出来，是始于近代，并且与梁启超的名字相联系。梁启超作为近代史学大师，大力倡导比较研究，他一方面评价了传统史家对比较方法的恰当运用和成功之处，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概念，另一方面，他还追溯了比较方法的起源，对比较方法的内涵和功用在理论上进行了阐释，堪称“开比较史学的先河”[2]。

比较方法是鉴别和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法，故古代史家中能将之运用于治史者也不乏其人。比如乾嘉史学中已有比较方法的实际运用，朴学家在辨伪、正误、校雠过程中常常把不同版本、不同行文、不同记事拿来进行比较，以期得出真确的史料，完善他们的考据工作。考据家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更是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3]（p1），堪称传统史学中运用比较研究的出色之作。近代重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作用的史学大师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对赵翼著作的这一特点多有论述，言辞中流露出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充分肯定，并显示出他极力向人们提倡进行比较研究的思想倾向。梁启超将《廿二史札记》作为国学入门书目之一，因为“此书深得‘比事’之诀，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述能力”[4]（p12）。此类论述在梁氏著作中屡有见到。梁启超之所以多次论及赵翼之书，这是因为赵翼深得比较之义，对史学比较

方法的运用范围较广，使其书有别于其他考证著作。故梁启超说：“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5]（p39）这里，梁启超正式提出了“比较研究”的概念，将比较方法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予以确认。

但是传统史家的比较研究“只是为了求得史籍史事的真确”[6]，并且只是从治史的基本方法的高度来认识和应用它。梁启超作为“新史学”的创始人，他所倡导的比较研究已经与乾嘉史家不同，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他已经不限于考据方面的要求，而且还要进一步求得对历史真相、历史特点以及历史演进之法则性的理解。梁启超曾说：“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7]（p109）可见，要求在史学研究中进行异同比较，已经不再是纯经验的运用，它已经作为一种治史方法明确地提出来，并且要求治史者自觉地对之加以运用。

研读梁启超丰富的史学论著，我们不难发现，他除了提出“比较研究”这一概念之外，还对史学比较方法的渊源、内涵和意义作了初步的说明和阐释。他对史学比较方法的论述散见于诸多的史学篇目之中，本文试图作初步的梳理，以彰显梁氏在构建近代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力倡导史学比较方法之功绩。

关于比较方法的渊源，梁启超认为，史学比较方法的最初运用，可以追溯到《礼记》中的 “属辞比事”。他说：“治史的最好方法，是把许多事实连属起来比较研究，这便是‘属辞比事’”。因为 “这些事实，一件件零碎摆着，像没有什么意义，一属一比，便会有许多新发明”[8]（p95）。我们在梁氏对《廿二史札记》的多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认识。他说：“彼（赵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8]（p291-292）“赵瓯北翼之《廿二史札记》，其考据之部分，……采集论断，属辞比事，有足多者。”[9]（p96）“‘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7]（p26）可见，在梁启超看来，“比事”与比较方法的实质是相通的。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比较方法称为“比观法”，可以说是“比事”之意的进一步引申。

梁启超提倡史学比较方法，必然要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说明：

首先，什么是史学比较方法？一般来说，要想对事物进行说明，首先要对事物的概念和内涵进行阐释。尽管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内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但他的论述对我们认识史学比较方法的内涵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

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7] (p63-64)

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5] (p45)

每遇一事项，吾认为在史上成一问题有应研究之价值者，即从事于彻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综析比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7] (p65)

善用比较法，胪举多数之异说，而下正确之折衷。[9] (p78)

综而观之，梁启超一方面注意到比较研究是在“若干事”、“多数”（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之间进行，一事项本身无法进行比较这一比较研究的前提；另一方面，他还强调，比较要在“同类之若干事”、“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同类或相似之事项”中进行，毫无干系的事物之间无法进行比较。这两个问题是当今比较史学探讨的可比性问题。我国系统的比较史学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范达人在《当代比较史学》一书中指出：历史的比较研究是有条件的，“首先的一条是，必须是可比的。拿来作比较的历史事物，从一定角度讲，应是可以比较的。不能把没有任何角度联系的事物加以比较。”[10] (p12)可见，他们的认识实际上是相一致的。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便对史学比较研究具有如此认识，以此即见其卓识。

其次，为什么要运用史学比较方法？即比较研究的功用及意义是什么。历史研究有事实判断、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三个层次，梁启超对史学比较方法的功用及意义的论述同样触及到这些层面：

（一）辨史实。这属于历史研究中最基本的事实判断，对于考证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梁启超看来，“史料以求真为尚” ，而与“真”相对的是“误”与“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7] (p71)。然而有比较才有鉴别，“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9] (p2)。通过比较，辨别真伪，“参互勘校”，往往可以找到辨别史实真伪的突破口，使历史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20世纪初，我国史学之进步的表现之一便是“客观的资料之整理”，而比较研究是史学家们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举从前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7] (P1)显然，在梁启超看来，在考证学中以求真为目的和旨归的比较方法是客观估定史料价值的手段，在近代史学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中功不可没。

此外，利用比较方法，还可以促进史学新见解的产生，也可以得见时代精神，深化史学认识。这些都有助于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历史事实作出真实合理的判断和思考。但是，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会十全十美，在史料鉴别中，梁启超指出了比较方法的局限性：“须知此种研究法，往往所劳甚多，所获甚简。”[7] (p 65)

（二）析缘由。这属于历史研究中的因果判断。析缘由也就是探求事物发展的规律，寻求因果关系。梁启超十分强调明晰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认为“明白因果是增加新智识的不二法门”[11] (p5)，并且他自己也 “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7] (p57)。推“所以然”，也就是使读者形成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思路，培养研究事物因果关系的兴趣。梁启超在对乾嘉考据著作《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和《诸史考异》进行比较时突出强调了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 [5](p39)的著述特点。一方面，他指出了赵翼著作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运用比较研究具有探寻盛衰治乱之原，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作用。此外，梁氏在《新史学》中也提到“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12] (p10)，注意进行中外古今的横向和纵向比较以及它在寻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即历史发展规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这一认识在当代史家中已经达成了共识。比较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手段，它的最大功用就是要辨异同，析缘由，分析事物本质，探求历史发展规律。正如庞卓恒先生所说：“各种类型的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共同的首要目的或功用，就是通过比较研究或比较考察探求各种历史现象（包括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人物、事件、典章、制度）发生、发展、消亡或成败兴废的共通之理，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比较研究来说，就是要通过比较探求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特殊规律，并进而探求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规律。”[13] (p4)可见，将寻求历史发展规律作为比较研究的目的是自梁启超以来代代史家的共同追求。

（三）明得失。明得失以自淬厉，这属于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表明了自己写作此书的动机。他说：“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盖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5] (p3)由此可知，梁氏将欧洲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这一类似时代相印证，加以比较，其目的则在于更好地认识中西文化各自的长短得失，更好地认识自身以达到祖国图强之目的。此外，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对此也有论述：“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9] (p2)而“不知己之所长，则无以增长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则无以采择补正之。语其长，则爱国之言也；语其短，则救时之言也”[9] (p33)。因此他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文化交融，使“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9] (p73)。显然，梁启超充分注意到了比较方法在明得失，自淬厉方面的重要作用。当然，比较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其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为求“史学公理公例”服务的，而“公理公例”的探求是为了更好的指导现实，指引未来，这是我国史学研究一贯坚持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精髓所在。

可见，历史比较研究在辨事实、析缘由与明得失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在20世纪初对史学比较方法便有如此卓识，这推进了人们对比较研究的认识。历史研究，宛如奔腾的江河，前后相撞，波澜万千。后人的研究总会以前人的研究为起点，新陈代谢，生生不已。梁启超的卓识对我们现在研究史学比较方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是我们现在从理论上研究史学比较方法所不能忽略的。可以说，梁氏的这些分析是我国当代系统研究史学比较方法的先声。

二、史学比较方法与本国史研究

作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1] (p1)，梁启超大力提倡史学比较方法，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作为史学方法论重要内容的比较方法，而且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也对其大力加以运用，理论与实践两者兼论，各不缺失。就本国史研究而言，梁启超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了总结，肯定了其中合理的到了近代仍然具有宝贵价值的部分，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以中国传统史学为内容的多姿多彩的画面，同时也有力地批判了旧史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封建史学的毒素，而比较方法的运用对于客观分析、全面阐释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分析了先秦颇有影响的四个学派，即儒、墨、道、法四家政治思想的表现。譬如，梁启超在论述道家思想时明确指出：“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 (p99)类似的比较研究屡有见到，充分论证了四种学说的不同特点和学说倾向。此外，梁启超还运用比较方法专章论述了四学说对于统一运动、寝兵运动、教育问题、生计问题、乡治问题、民权问题的不同看法。通过采用比较方法，读者充分领略到先秦诸哲之学术的精深博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姿多彩以及古代多种思想彼此影响、相映生辉的气象。而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处的正统地位。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要想弄清其它学说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与儒学这个文化的主干相比较才能得见，也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出时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内容。

梁氏以擅长写学术史著名，在他大量的学术史著作中，著作间的比较随处可见。如梁启超曾对顾亭林的《日知录》与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作比。他说：“从表面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所以他认为，“拿阎百诗的《潜邱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梁启超用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他说：“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8] (p61-62)可见，梁启超既注意到著作间内容的不同，同时也分析了著作所具有的不同性质和优劣点，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治文化之史过程中，对不同学者进行比较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运用比较方法，可以突出学者的治学特色和研究方向。清初有五位著名学者（即近世学术史上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其学术取向对整部清学史影响甚巨。梁氏很重视对“五先生之学”的研究，通过比较，阐释其学问中之“普通者”与“特别者”。“普通者”即相同点。他认为，五先生的相同之处有四：即“以坚忍刻苦为教旨相同也”；“以经世致用为学统相同也”；“以尚武任侠为精神相同也”；“以科学实验为凭借相同也”。接着，他分别对五先生之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了五先生各自的特点，言及五先生之学的“特别者”，即相异之处。顾亭林在学术史、人文地理、生计学、声音训诂以及金石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故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稔而俱绝，惟亭林岿然独存也”。 梨洲则为“开拓万古，推倒一时者”。《明儒学案》开中国学术史之先河。“学之有史，自梨洲始也”。此外，梨洲还在法治、律学以及算学上均有所研究。至于船山，梁启超评价说：“《正蒙注》、《思问录》两书，本隐之显，原始要终。浏阳谭氏谓五百年来学者，真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非过言也。《读通鉴论》、《宋论》两编，史实卓绝千古，其价值至今日乃大显，无俟重赞。抑《黄书》亦《明夷待访》之亚也，其主张国民平等之势力，以裁抑专制，三致意焉。”颜习斋之学则“颇有类于怀疑派，而事事而躬之，物物而肄之，以求其是，实宋明学之一大反动力，而亦清学最初一机捩也”。梁启超认为，“五先生中，其最不显者莫如继庄。”然而“继庄之学，最足以豪于我学界者有二端：一曰造新字。……二曰倡地文学。”[9] (p81-83)以上，梁启超对五位学者所作的分析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近世学术的成绩以及他们各自的治学特色，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学术不无益处。

梁启超是大学问家。他兴趣广泛，博学多能。举凡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等等无不涉猎，且每治一学，则沉溺其间，建树卓绝。梁启超在研究本国史过程中，除了对不同学派、不同著作及不同学者进行大量的比较研究之外，还注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比较分析历史。譬如，他曾比较儒教与佛教千余年间教理发展的同异，以期“异中观同”，比较孔学在西汉和东汉时期不同的地位和表现，揭示事物的发展趋势和走向。通过对历史事实进行比较，我们也看到了梁启超这个大学问家的真知灼见和独具的风采。

三、中国与世界——中西文化比较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爱国志士就自己民族的命运问题投下了无限的思虑和才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作为一个急迫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严复便是其中颇有作为的学者之一。他在1895年发表《原强》、《论世变之亟》、《辟韩》等一系列文章，运用中西比较方法来阐明其学说，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上，“严复称得上思想界的先河”[15] (p74)。继严复之后，梁启超则自觉地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眼光，借鉴西学以为参照系，以西方文化参补之，从中西学术思想发展的源和流，对中外历史、中外文化的长短得失进一步展开论述。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他专节比较了中国学术思想全盛时期的先秦学派与欧洲文化发祥期的古希腊学派，可谓是对史学比较方法自觉运用的典范。在先秦学派与古希腊学派的比较中，他认为中国先秦学术思想长于古希腊的地方有“五事”：即所谓“国家思想之发达”，“生计Economy问题之昌明”，“世界主义之光大”，“家数之繁多”，和“影响之广远”[9] (p31-33)。梁启超通过中西比较，从国家思想、生计问题、世界观念、学派状况和后世影响五方面说明了我国先秦思想的优长之处，并简要地分析了其中缘由，这足以体现出梁启超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的自觉性。同时梁启超又表摭了先秦学术之短：1、缺乏论理Logic思想；2、缺乏物理实学；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师法家数之界太重。[9] (p33-38)梁启超对先秦思想短处所作出的分析切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见解独到而深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反思。

先秦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为中西文化之源，是我们了解中西传统文化的窗口。梁启超对先秦学派与希腊学派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盛时代的先秦学术本身的特点以及它在世界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有助于使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显然，对于先秦诸子思想得失的揭示即是在与希腊学术的横向比较中获得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比较，我们的先秦学术真可谓是完美无缺。梁启超以希腊文化为参照系，试图中西合璧，以恢复上古和中古时代“我中华第一也”的学术“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9] (p2)。因此，“如何而能应用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14] (p182)成为他治学的旨趣所在。

《郑和传》也是梁启超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出色之作。郑和作为“航海伟人”，与哥伦布和达·伽马在航海史上齐名，而“哥氏、维氏（即达·伽马）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矣！则哥伦布之后，有无量数之哥仑布，维嘉·达哥马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加·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那么，他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为何迥然不同？带此疑问，梁启超进而对其原因进行分析，他认为这是由于驱使航海的目的不同造成的。哥伦布和达·伽马航海是因为“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郑和下西洋则是要彰显“雄主之野心，欲得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16] (p11)梁启超在行文中对三位航海家航海目的自觉地进行了比较研究，所得出的认识切中问题实质，充分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没有影响我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西方哥伦布等航海家的航海行为却直接引起了地理大发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原因所在。对于郑和下西洋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史学界讨论很多，但在此问题上，学术界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超越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梁氏所提供的比较研究思路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者仍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梁启超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已经自觉地运用比较方法进行中西文化比较，除上面我们提及的比较研究之外，他还对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各国制度及学说、偿还国债与普法战役后法人偿还普债以及近代中国的处境与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意大利的境遇之异同等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到了近代开始落后起来，我国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走向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内容。“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梁启超凭借其开阔的视野，以西方文化为鉴，客观看待祖国传统文化，审慎反思文化得失，这对于他宣传启蒙思想，传播进化观念，实践新民理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对中西文化源流进行比较分析的意义，梁启超见解独到。他说：“宇内文明之流域，发源亚洲，而中国其最著也，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迹，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故刺取而论之，以备审时论世之君子省览焉。”[17] (p61)这段论述，一方面说明了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联系存在着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梁启超对待传统文化的比较客观的、理性的态度。

以上，我们介绍了梁启超倡导和运用史学比较方法的出色贡献。显然，梁启超对比较方法的运用是自发结合自觉、古代结合近代、中国结合西方的比较方法，具有广阔的视野和独到的眼光。社会转型的现实使他必然站在近代的时代高度，对传统史学进行总结，批判旧史，力倡新史学，众多以本国史为内容的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跃然纸上；中西文化交汇与碰撞的社会背景，有助于梁启超接受西方近代进步的学术思想，这使他在著书立说的过程中也自然地进行了大量的中西比较。当然，梁启超纯熟运用比较方法是与他深厚的国学底蕴、敏锐的思维、洞察一切的观察力以及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开阔胸怀密不可分的，这是他娴熟运用史学比较方法的基础。尽管梁启超很多比较方法的尝试还不够科学，欠缺缜密，但是他的比较研究成果，对我们今天的学者来说，仍富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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