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大昕考校两《唐书》的成就(2)

　另外，钱大昕认为体例不一也是造成两书记载繁简失当的原因之一。如《旧书》本纪的体例就极为混乱，“本纪之例，宰相除免皆当书。《高祖纪》书拜而不书罢，如刘文静之除名，《纪》亦失之也。睿宗以前本纪，惟书宰相除免，明皇以后，卿监、方镇亦书矣。兴元、贞元以后，两制、中丞、六尚书亦书矣。又如元和以后，宰相多兼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纪皆不书，而《宣宗》、《昭宗》、《哀帝》三纪，则具书之。诸臣除授散官勋封例不书，而《宣宗》、《昭宗》、《哀帝纪》亦书之；诸臣赐紫赐绯例不书，而《宪宗》、《穆宗》、《宣宗》、《哀帝纪》屡书之；礼部知贡举例不书，而大中、咸通间屡书之，此纪文之所以益于前也”。[3]下册卷57，828
　　3.彼此重复
　　由于纪传体史书分别以纪、书、表、传等形式记载史事的特点，史事的重复在所难免，这就要求史臣在编纂过程中能够统一协调，尽量避免。但是由于官修史书成于众人之手，往往各自为政，顾此失彼，前后重复而不知，一再叙述而不觉，作为官修史书的两《唐书》也难免此弊。在考证过程中，钱大昕一一指出两《唐书》中的重复现象。如《旧唐书·王方庆传》载王方庆驳辟闾仁讠胥告朔之议，已详见《礼仪志》，“而此《传》复叙其事，几五百言”。[3]下册卷59，857《新唐书·礼乐志》载神龙元年议立始祖为七庙，有人建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太常博士张齐贤、博士刘承庆、尹知章均上言以为不可。钱大昕核检三人本传认为，张齐贤的章疏已见其本传，“意同而文异”；而刘承庆、尹知章之议已见此《志》，又入载《张齐贤传》，“此重出也”。[3]上册卷43，679又《新书·韦嗣立传》载宋务光任监察御史时上言建议停止征封，“一切附租庸输送”，皇帝没有采纳。钱大昕认为宋务光此疏已见其《本传》，而此《传》又及之，不禁发出了“何其词之赘也”的叹惜。[3]上册卷53，780
　　值得指出的是，钱大昕不仅一一列举出了两《唐书》记载重复的史事，有的还指出了具体的处置方法。《新唐书·宦官传》详细记载了唐内侍省的机构组成、官员人数及职掌，钱大昕认为内侍省官已见《百官志》，“此重出，可删”。[3]下册卷56，816《新唐书·车服志》载“皇太子将释奠，有司草仪注，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左庶子刘知几议曰：……太子从之，编于令”。钱大昕加案语曰：“《知几传》亦载此事，凡一百八十余言，当去彼存此。”[3]上册卷43，679-680《旧唐书·黄巢传》载杨复恭“露布献捷于行在，陈破贼事状”，露布七百余言，《旧书·僖宗纪》已载之，《黄巢传》又重出之，钱大昕认为“当存此而删彼”。[3]下册卷60，877针对《新书·张又新传》中的重复，钱大昕曰：“又新与拾遗李续、刘栖楚等为逢吉搏吠所憎，故有‘八关十六子’之目。此事又见《李逢吉传》，宜存彼去此。且又新以谄附见讥，其事迹散见于《李逢吉》、《李绅》诸篇，其历官本末自可附于父《荐传》，何必别立传乎?”[3]上册卷55，801《新书·诸帝公主传》载于琮初尚永福公主，“主与帝食，怒折匕箸，帝曰：‘此可为士人妻乎?’”于是改尚广德公主。钱大昕认为：“永福主折箸事，又见《于琮传》，宜删彼存此。”[3]上册卷51，761
　　对于有些重复，简单的删减不足以解决问题，钱大昕也一一指明处理方法。《新唐书·张易之传》载武后时张昌宗与李峤、张说、宋之问、富嘉谟、余彦伯等26人编纂《三教珠英》一事。钱大昕认为，此事在《新唐书》的《艺文志》及《李适传》、《徐坚传》中都有记载，“此四处重出，而人数多寡同异各殊，所当删并以归于一也”。[3]上册卷52，770-771《新唐书·艺文志》在《大唐氏族志》及《姓氏谱》下注明撰者，钱大昕案：“此两书撰人名已见《高士廉》、《李义府》二传，此注重出，但云某人等撰可矣。”[3]上册卷45，702《新唐书·艺文志》在《窦叔向集》下注云：“字遗直。与常衮善，衮为相，用为左拾遗内供奉，及贬，亦出溧水令。”钱大昕加案语曰：“《窦群传》云：‘父叔向，以诗自名。代宗时，位左拾遗。’若以此注云云改入本传，则文省而无重出之累矣。”[3]上册卷45，704《新唐书·杜忄宗传》载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居大明宫内院，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等以遗诏立夔王，而左军中尉王宗实等入殿中，以为归长等矫诏，乃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钱大昕认为，“此事已见《懿宗纪》，毋庸更入此《传》。若云‘初懿宗之立，非宣宗意，及即位久之，遣枢密使’云云，则文省而意益明矣”。[3]上册卷54，795-796《新书·杨嗣复传》载武宗即位并非宰相的意愿，“中人多言嗣复、珏不利于陛下。帝刚急，即诏中使分道诛嗣复等。德裕与崔郸、崔珙等诣延英言：……”钱大昕认为此语已见《李德裕传》，“此但当云‘德裕等诣延英极谏’，不必更举其词也”[3]上册卷55，801。
　　钱大昕关于两《唐书》编纂的论述，除以上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彼此重复等问题外，还涉及到史料的裁剪及措置不当问题，如当书而不书者、不必书而书者、当书于彼而存于此者、宜见于本传而见于他传者等等，在考证过程中都一一论及。此外钱大昕还对两《唐书》的编纂者缺乏史识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凡此，都体现了钱大昕关于历史编纂的思想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三、考证过程中的探幽发微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在校勘史籍并对廿二史所及人物的姓字、世系、里居、官爵、年齿等问题进行精密考证、纠谬正讹的同时，还就有关问题深入研究，探幽发微并进行概括总结，其独特的见解往往着墨不多，甚至只言片语却发人深思。清代学者阮元称赞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皆实事求是，于天文、舆地、官制、氏族数大端，说之尤极精核”。[5]阮元《三统术衍序》钱大昕考证两《唐书》的成果中也不乏“精核”之处，而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其对唐代官制及氏族等问题的总结论述。
　　唐代的官制问题十分复杂，官职时增时减，职掌屡有变迁，职事官之外，又有差遣之官，检校之职，不明官制，就不能正确理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因此，钱大昕在有关两《唐书》的考证中，对唐代的官制问题十分重视，他一方面对两《唐书》中有关官制记载出现的错误予以纠正，另一方面又对有关官制的源流演变及职权消长进行梳理论述，尤其是后者，已远远超出了单纯考证的范畴，而已深入到有关典章制度的研究领域，显示了钱大昕敏锐的观察力和综合贯穿的能力。
　　唐代宰相的名号复杂多变，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随手加以总结。如关于宰相称“同中书门下三品”之始终，《新唐书·百官志》载始于李责力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之时，钱大昕进一步解释说：“太子詹事与侍中、中书令阶皆正三品，然惟侍中、中书令为宰相，故云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别于他三品也。大历以后，升侍中、中书令为二品，“自是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称。”[3]上册卷44，689唐中后期又有“使相”之称，钱大昕认为，“盖唐自中叶以后，节镇加宰相衔者极多，谓之使相，亦称外相，非真宰相也”。[3]上册卷50，744
　　中书舍人是唐代中书省的主要官员，负责起草诏敕、宣读册命等事务。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发现中书舍人的职掌在逐渐削弱，因此他总结说：“唐中叶以后，常以它官知制诰，行中书舍人之职，与学士对掌内外制，当时亦呼为舍人。然必官至前行郎中以上，乃得正授舍人。若学士除中书舍人者，仍典内制，不兼外制也。”[3]下册卷57，833钱大昕已经认识到唐中期以后，翰林学士职掌内制已经削弱了中书舍人的权利。此外，钱大昕还从中书舍人人数的变化进一步说明其职权的消长，在解释《旧唐书·权德舆传》“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时，钱大昕说：“唐人称门下为左掖，中书为西掖。据《六典》，中书舍人本六人。中叶以后，常以它官知制诰，行舍人之职。德舆以贞元十年迁起居舍人，即兼知制诰，至十八年，拜礼部侍郎，故云居西掖八年。至德以后，始置翰林学士，专掌内制，而中书但掌外制，西掖之员渐少，乃有一人独掌制诰如权德舆者。”[3]下册卷60，867唐代官制中的使职数目繁多，两《唐书》官志虽有所涉及，但对其职掌、品秩、统属、数量等问题皆略而不记，钱大昕在考证的过程中对使职问题做了简要的总结：
　　节度、采访、观察、防御、团练、经略、招讨诸使，皆无品秩，故常带省台寺监长官衔，以寄官资之崇卑。其僚属或出朝命，或自辟举，亦皆差遣无品秩。如使有迁代，则幕僚亦随而罢，非若刺史、县令之有定员有定品也。此外如元帅、都统、盐铁、转运、延资库诸使，无不皆然。即内而翰林学士、弘文、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它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不特此也，宰相之职，所云平章事者，亦无品秩，自一、二品至三、四、五品官，皆得与闻国政，故有同居政地而品秩悬殊者；罢政则复其本班。盖平章事亦职而非官也。[3]下册卷58，849
　　钱大昕的论述，揭示了唐朝使职差遣的普遍性，这一认识对后人研究探讨唐朝的使职差遣制度不无启发意义。
　　此外，唐代官员的头衔往往叠床架屋，使人莫知所云，如官名之前常加有检校、兼、知、行、判等字，钱大昕就考证所及也加以阐释。关于检校，钱大昕说：“唐初检校官乃任职而未正授之称，故《新史·宰辅表》开元以前检校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者，皆与正官同列；肃、代以后，检校但为虚衔，故检校之三公、三师不入于《表》。”[3]下册卷60，870至于兼、判，钱大昕认为其“皆未正授之称”。又据《新唐书·宰相表》载陈叔达武德元年六月以黄门侍郎判纳言，次年乃兼纳言一事，推知“判又在兼之下也”[3]上册卷46，705。
　　钱大昕研究历史尤其重视氏族谱系，而史书又往往缺乏系统的记载，即使已有的记载如《新唐书》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也偏而不全，且错漏百出。因此钱大昕在考证两《唐书》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人物世系的校正和梳理，其考证《新书·宰相世系表》讹误之文，几乎占到其考证《宰相世系表》篇幅的一半，其于氏族源流、世系支脉皆能详悉言之。在钱大昕有关唐代氏族的研究成果中，最值得称道的莫过于对唐代豆卢氏源出慕容氏的辨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豆卢氏本姓慕容氏，系前燕高祖慕容之弟慕容运之后，“运生尚书令临泽敬侯制，制生右卫将军北地愍王精，降后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赐以为氏，居昌黎棘城。二子：丑、胜”。又慕容胜有子名鲁元，后魏时位至太保，封襄城公。[6]卷74下《宰相世系表》清人沈炳震考证其非有二：据《北史》豆卢氏乃北地王精之后，“精未尝封归义侯，则所谓以归义为豆卢者，亦未的也”；《魏书》有《卢鲁元传》，言鲁元曾祖副鸠仕慕容氏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后燕录》又有《副鸠传》，不言其为慕容氏之族。“《鲁元传》又不言豆卢改姓为卢，且祖父皆不书名，则鲁元非特非胜之子，而自姓卢氏，其与豆卢氏绝不相蒙，大误也。”[7]卷10钱大昕考证认为，据《新表》尚书令临泽敬侯制乃鲁元之曾祖，“制”与“副”字形相似，官与封号又同，惟“公”、“侯”字小异，《新表》所载尚书令临泽敬侯制与《魏书》所言鲁元之曾祖显系一人，《新表》于“制”字下脱‘鸠’字。又慕容氏出于徒河，而《魏书·卢鲁元传》亦称其为昌黎徒河人，“其为慕容之支庶，亦无可疑”。“魏初改姓豆卢，犹之改秃发为源氏，其单称‘卢’者，必是孝文迁洛时，改代北复姓，因去‘豆’存‘卢’，故魏收修史仍之也。宇文泰据关中，悉复代北氏族之旧，故豆卢宁仍称本氏。沈氏谓鲁元自姓卢氏，与豆卢绝不相蒙，斯不然矣。《晋书·后燕载记》称‘慕容麟以兵劫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主，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是精无降魏之事。《北史·豆卢宁传》云‘燕北地王精之后，高祖胜，以皇始初归魏，赐姓豆卢氏’，盖得其实。又据《北史》，宁父苌是胜之曾孙，而《表》以苌为丑之孙，疑亦当从《传》也”。[3]上册卷50，750-751经钱大昕考证，知《新表》记载虽有讹误，但其言豆卢氏源出慕容氏实不误，而沈炳震之辨证则错上加错。如今豆卢氏源出慕容氏业已成定论，钱氏辨正之功自不可没。

　　总之，钱大昕对两《唐书》的考证与研究，不仅解决了两书在传钞刊刻过程中出现的文字上的脱、衍、倒、重等现象，还纠正了两书中的许多讹谬，尽量还其本来面目。钱大昕的考证精密详审，除以两书互证外，还杂采他书，广征博引，而其引用文献之广博，亦远非王鸣盛、赵翼之所能及。这种精详的校勘为研治唐史的学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资料，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言：“一部《廿二史考异》处处皆点石成金之语，不是因为其多谈考据而这样说，而是因为其考据高明，使不可读或读不懂之典籍变成可读可懂之史书而这样说。”[8]同时钱大昕的校勘也为其后两《唐书》的整理及研究奠定了基础，道光年间罗士琳等撰《旧唐书校勘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两《唐书》校点本时都曾广泛汲取了钱大昕《考异》中的成果。钱大昕关于两《唐书》编纂得失的议论，不仅使后人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两书的缺陷，同时也为史书编纂者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黄永年先生评价《廿二史考异》的体例过于谨严，“除校勘外对各史的得失不多作评论”恐怕言过其实，至少对两《唐书》部分来说不甚公允。[9]钱大昕对唐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考证研究也起到了正本清源、抛砖引玉的作用。尽管钱大昕所作的考证繁杂而琐碎，对许多问题的阐述孤立而分散，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然钱大昕考史的目的在于“祛疑指瑕，拾遗规过”[3]《廿二史考异序》，因此缺乏全面系统的议论并不足以掩盖其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M]∥王念孙，等.高邮王氏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第30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
　　[5]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8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沈炳震.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M]∥唐书合钞.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8]周振鹤.点石成金、披沙沥金与脸上贴金[J].读书，1995(3)：144-151.
　　[9]黄永年.唐史史料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