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这一结果后,阿克塞罗德把它公布了出来,并邀请各学科的学者再次参加同样一个比赛。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都知道“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在上一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于是专门针对这种策略去设计策略,就像打擂台一样,想办法打败它。尽管如此,第二次比赛的结果还是“一报还一报”策略的总得分最高。于是阿克塞罗德就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一报还一报”这一策略显然是一个最优策略,因此,当博弈次数很大时,只要博弈的一方有理性学习能力,或者说虽然博弈的一方没有理性学习能力,但其“总得分”的高低能够转化成某种进化压力,迫使其行为产生“突变”的话,那么,在多次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的行为就会趋同,即逐渐在博弈中采取合作这一策略。由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各类合作性的集体行动,因此阿克塞罗德认为,他的这个实验揭示了人类合作行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阿克塞罗德认为,只要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即使是敌对的双方也会走向合作。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上的壕沟战。那时壕沟挖得比较浅,在壕沟中走路时如果不小心把头抬起来就会遭到敌方士兵的冷枪。战争开始时,法、德两国的士兵互相用这一方法打死了对方许多人。但是到战争后期,双方士兵的行为都起了变化:如果一方的士兵头抬得太高,对方就朝他头的上方打一枪警告一下,而不是把他打死。其中的逻辑是,这次如果我把人家打死了,下次我不经意间把头露出战壕时,人家也会把我打死。按照这一逻辑,双方士兵在敌对的场合下达成了实际的合作。阿克塞罗德强调,他的模拟结果不但能够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中合作现象的产生,而且能够用于解释生物的合作性行为的产生。的确,生物学中有一个重要现象,即协同进化。其中一种协同进化现象是,生物之间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在进化过程中可能发生如下演变:从捕食与被捕食关系(A消灭了B),逐渐转变为寄生与被寄生关系(A仍然容许B的存活),并最后转化为共生关系(A和B互相为对方提供增进存活的条件)。
与奥尔森的搭便车困境理论一样,阿克塞罗德的理论对我们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很有启迪。比如,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机会主义行为目前在中国学术、生活和商业等许多领域非常盛行。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正是中国社会变迁太快,各种社会规则或者正在失去效力,或者尚未确立,或者时刻在变,现在大家遵守的某一规则,两年后可能就必须遵守另外一种规则。从阿克塞罗德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目前的迅速变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链非常短(或者说博弈次数m非常小),这使机会主义行为成了事实上的最优选择,尽管这种行为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非常大的危害。机会主义行为在多变环境中是优势行为这一理论在生物学中也可以找到例子。在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当环境多变时(相当于博弈链很短),许多物种就会采取机会主义的r策略;当环境稳定时(相当于博弈链较长),许多物种就会采取k策略。采取r策略的物种,寿命较短,个体较小,大规模生殖,对后代却不照管,其生存行为可类比为不合作行为;采取k策略的物种,其生存策略正好与采取r策略的物种相反,其生存行为可类比为合作行为。上述例子表明了人类交往过程中规则稳定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小商小贩的东西即使便宜我们也不敢买,而情愿多花一点钱去大商场。在大商场买了假货,你可以去找他,而小商小贩,隔天就可能再也找不着了。如果用阿克塞罗德模型的逻辑来分析就是,大百货商店因为没法跑,所以它与顾客之间的博弈链就很长,而小商小贩能够卖了就跑,所以他与顾客之间的博弈链就很短。因此,大商场要想把生意做下去就必须保持信誉,而小商小贩就没有这种顾虑。
阿克塞罗德的工作证明了,当博弈链加长时,参加博弈的人互相采取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理论是对奥尔森搭便车理论的一个补充。他告诉我们,要想让一个人能积极加入一个集体行动而不搭便车的话,就必须让这个人知道,他是否参加由某个团体发起的集体行动这一决策仅仅是他与这个团体之间难以割断的关系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生在参加集体行动这一问题上有时会有很大的动员潜力的原因。在中国大学中,6-8个学生同住一个宿舍,一住就是4年,这就意味着这些学生是处在一个博弈链很长的阿克塞罗德游戏中,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合作就成了他们的最优策略。因此,笔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的学生运动时发现,如果大多数学生认为参与某一集体行动是正义的,就会给不想参加的学生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不致被孤立,许多人身不由己地卷入进去(Zhao,1998)。
囚徒博弈模型预测,囚徒在被逮捕后一般会出卖对方,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囚徒被捕后并不出卖同伙。他们互不出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囚徒A如果出卖了囚徒B,他就有可能遭到囚徒B出狱后或其在狱外同伙的报复。换句话说,囚徒A和囚徒B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不是一次性的。为此,在美国,政府专门设有一个证人保护项目(witnessreallocationprogram),那就是当政府需要某人为一个重要罪犯在法庭上做关键证词时,如果罪犯的势力很大,证人有顾虑,那么,作为回报,政府不但会对该证人的罪行不予起诉,而且会给他钱,把他的身份、名字等等全部改掉,然后把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在那儿过着舒适的生活。当然,美国的犯罪集团也会想方设法找到这个证人,并把他处死。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线拴上的鸟》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作为对垒的双方,政府一心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一刀两断,让罪犯放心大胆地去背叛他的同伴;而犯罪集团则想把囚徒博弈的博弈链拼命拉长,让被捕的罪犯知道背叛同伴是没有好下场的。政府和犯罪集团之间孰输孰嬴就看他们的权力和所控制的资源的多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搭便车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权力问题,解决搭便车困境的真谛在权力上。搭便车困境之所以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难以克服的难题,就是因为与当权者相比,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组织者手中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