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形式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教育由重传统文化到重政治口号再到重自身规律的转换过程。建国前校训形式注重从传统中吸收精华,采用传统文化中的单字、格言警句式等短语形式。而建国后校训大多是单一化的“二言八字”形式。改革开放后,校训又重新认识传统,寻找被遗弃的古典,同时更注重着眼于社会现实、学校特点、学生实际和教育自身特点,“人无我有,人有我特”,呈现了形式多样化局面。
三、校训的内容体现中国教育的变迁
中国自古就主张“以德选人”、“德才兼备”。《中庸》提出“尊德性而道问学”[4],强调道德的先导、引领、统帅和调节作用。强调道德修养是我国教育的主题,也是我国校训内容的主体。而道德修养用语大多来源于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形成了诚信待人、勤劳节俭、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勤劳、诚实、朴实等反映传统美德的词语就构成了校训内容的主体。“勤”、“诚”、“朴”、“严”、“敏”、“勇”等词几乎成为一言校训的主要内容。“勤奋”、“团结”、“爱国”、“尚德”、“正直”、“和谐”、“崇真”等是二言校训内容的主体。四言句式校训如“蒙以养正”、“自强不息”、“敬业乐群”、“志存高远、自强不息”、“敦品励学、以品养慧”等,都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道德修养型校训在建国前的校训中居于主要位置。它首先表现为强调修身,如南京大学的“诚朴”、集美学校的“诚毅”等;其次,强调立志,可以说每一条校训都代表着该校的理想和志向。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南京大学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校训,非常明确地把形成高尚的人格典范作为受教育者高远宏大的志向,并期待他们将来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校训对如何立志也有深刻的阐释。南京大学老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认为坚忍不拔的耐力和意志是成就大事的根本;再次,校训强调奋斗进取和创新精神的养成。厦门大学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要求奋发进取,广东惠阳市仲恺中学以革命家廖仲恺名言“人生最重要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为其校训,旨在提醒师生勿忘先贤,注重精神修养,并使之与时俱进。“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则是创新精神的最精致概括。
中国文化不讲或很少讲脱离伦理型学说的智慧,以重视道德伦理灌输为主旨,偏重于“道德型”的理想人格设计,疏于“智力型”、“实验型”人才的培养。中国古代所谓的“学问”,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与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条和经世之学。有关宇宙论、认识论的探讨,都是从属于或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尤其建国前的校训对知识、学习重要性的认识反映不很明显,只出现了零星的“重学”、“学习”、“好学力行”等词。建国后,对学习的重要性有进一步的认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校训成为学校倡导学习的重要表现形式。改革开放后,随着时代背景和教育理念的转换,重新审视道德修养和学习知识的内在关系,认为二者并不相互排斥。一方面,知识的学习本身就包含相应的道德修养内容;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道德修养与学习知识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在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学时,能够充分发挥其内涵的道德教育功能,就能收到双倍的效果。同样,如果能够重视开发文化科学知识的道德教育功能,使受教育者懂得人生和做人的价值,就能有效地启发受教育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掌握文化科学知识。这一时期,“勤学”、“博学”、“乐学”、“学无止境”、“学为人师”、“学习为本”等体现学习重要性的校训大量出现。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还出现了建国前所没有的一些新校训。表现为:反映行为准则的校训,如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的“遵守纪律、认真学习、热心服务、讲究卫生”等;体现现代意识和观念、突出个人主体性意识的校训:辽宁师大附属中学校训“做新世纪的主人”等;反映学科性质的校训,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反映了师范院校的师范性和示范性;展示学校教育特色的校训,如广州第109中“求真、立善、创美”校训。
百年校训折射百年教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学校校训自身历史经历从无到有、从稚嫩到成熟等历程;校训句式和词语组合等形式经历由注重传统文化形式到注重政治口号、标语再到注重彰显教育自身规律等阶段;校训内容经过从以往的注重道德修养的伦理性内容到加大“智力型”、“实验型”等知识性内容比重再到注重弘扬现代教育理念等变化。这一步一步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渐进的转换过程。现代校训在进入新世纪后,将会以崭新的姿态更加发挥其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校文化名片和学校品牌。
[参考文献]
[1]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39.
[2][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黄河道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269.
[3]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