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和面对面的可能性

[摘 要】如何在幅员辽阔的民族国家里同时实现两项基本民主价值——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是一个难题。根据实现这两项价值所达到的程度。可以有各种公共磋商形式。当前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公共磋商形式，既缺乏政治平等，又缺乏协商。而“协商民意测验”可以说是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的最佳方式。其中的政治平等通过随机抽样(给每人以成为起决定作用投票人的平等机会)和讨论平等来实现。协商通过适中而均衡的小组讨论、回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以及保持中立的专家小组三者来实现。政治平等和协商在实际应用中有着多种维度的标准。实施协商民意测验的办法包括面对面交流和网络交流两种，它们都有助于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 [关键词】协商民主；包容性；深思熟虑性；协商民意测验 　　民主改革持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以实现民主的两个基本理想——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一方面，我们需要能够代表或者涵盖某个组织内部所有成员的机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组织的成员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考量其被赋予的权力的情况下，咨询他们的意见。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民主改革通过不断强调包容性的机制而把权力交给人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允许更多的包容性似乎削弱了集体的深思熟虑性。然而，这样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上述两难的困境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大多数现代民主改革缺乏制度想像力。本文的目的在于拓展公共协商机制中的民主工具箱。而且要证明我们确实有可能同时兼有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而不一定只能是被迫地二选其一。 　　一、显而易见的冲突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在制度包容性和民主过程中公民输入某些信息时具备的深思熟虑性与包容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呢?现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主要论据简要总结如下：(1)选民们的情绪化因素或利益因素可能激发危险的派系争斗。(2)选民们的信息不完备以致无法应对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3)选民们的能力有限以致无法应对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4)选民们与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的分离使得他们更希望由精英们为他们决策；他们并无兴趣卷入包容性的公共讨论。(5)选民们受到的诸如“两极化”之类集体心理机制的困扰而无法做出理性选择。这些机制随着集体讨论的进行愈发明显，民主输入过程中的深思熟虑性因素亦随之上升。(6)选民之间存在各种完全异质的偏好，因此他们的选择将导致“不稳定”(循环传递性)，从而使所产生的民主决策被随意处置和操纵。由于这些争辩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笔者现在将其简要地列出，以便于构建我们的考察战略，从而克服它们。我们的基本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既能避免这些明显的缺陷，同时又能将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这两个基本民主理念成功地结合起来?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第一个缺陷。美国民主是在建国的大辩论中诞生的，在这场辩论中，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支持“连续筛选”的过程，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意见“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而得到“筛选和扩大”(引用《联邦党人文集》第l0篇名言)。这个理念的目的在于防止公众的情绪与利益因素激化为派系争斗，而派系斗争将会侵害他者的权利或社区恒久的集体利益。一般认为．咨询公众可能是危险的，毕竟是大众杀害了苏格拉底。美国人经历了“谢斯起义” 。建国者们宁愿面对协商代议制下政治冷漠的大众，也不愿面对被激情和利益所激发的大众。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建立一个防止普通公民直接参与的精英“共和政体”。参议院由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总统由建立在各州基础之上的、最初被认为是协商性团体的选举团来选举产生。宪法同样是经由一个有代表性的、协商性的团体所组成的“大会”所通过的。政府的决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公众舆论的深思熟虑性或质量(筛选制或协商制将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且防止多数人暴政)，但较少强调诸如政治平等和参与等包容性因素。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辩论向现代民主改革提出了如下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体系，同时避免开国元勋们所预料的大众政治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对协商的冷淡反应只是精英代表制的产物，抑或可能是人民自身的表现呢? 　　迄今为止，所有认同美国建国者方案的民主改革都提出了同一个观点，即认为大众协商的包容性与深思熟虑性不可兼得，这个观点为反联邦党人所首创，并经过人民党运动和进步运动不断深化，一直流传到现代。今天的美国通过直选产生议员；许多州都实行了公投及其他公民投票；民意测验的发展也推动了持续的非正式公共协商。然而，上述过程也表明公众几乎很少了解关于被协商问题的信息——这些问题可能是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可能是冷战高峰时期苏联是否属于北约成员。令人吃惊的是，即便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代也几乎无法获得正确信息。 对于大众这种信息量低水平的一个普遍解释是“理性的无知”。假如我仅仅是数百万选票中的一票，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搜集信息，以便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呢?因为我个人的选票或意见似乎根本就无足轻重。然而，我们有关公众输入的理念似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掌握信息的程度。一个明显的矛盾是，如果我们要力求更多的包容性，并同数百万的公众进行直接协商，我们就会发现屈服于理性无知、缺乏深思熟虑性等特点正是参与协商的大众的特性。 　　认为大众协商的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不可兼得的第三个观点是，公众可能并不具备处理复杂政策或者政务的能力。如果说这种情况属实的话，一旦进入更大范围的大众参与领域，民众将无法承担所赋予他们的民主角色。最近波斯纳在对协商民主的批评中陈述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没有必要就实际政策去征求公众意见。正如熊彼特先前所指出的，所有人都应当把民主看成一种为赢取人民的选票而展开的竞争。处于相同选区的精英为了获胜往往会采取大致相同的立场，我们将对这些精英的去留做出和平的取舍。但是，因为我们认为公众无法就任何实际问题进行审慎思考或达成明智意见，因此人民的意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在实践包容性并把大众引入政治进程方面做得越多，离合格的精英决策就会越远。 　　第四个观点是第三个观点的一个变体。正如“隐形民主”倡导者所认为的，公众并不愿意纠缠于公共政策的细节。兼顾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的一个缺陷是，即便给了公众这样的机会，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致去实践它，而宁愿让有能力的精英为他们做主。 　　第五个论点是，即便我们把公众带人民主过程，我们仍然无法引导这个过程的集体深思熟虑性，因为存在着集体心理的衰弱模式——两极化——它使公众无法享有处理政治和政策问题的实质好处。Cass Sunstein曾经说过，可能为政治进程带来深思熟虑性因素的“团体讨论”事实上带来的只是病症。他把各个团体走向极端的过程称为“两极化”。假如把一个事件分成两个部分，如果这个团体在讨论开始前站在其中一端，那么，在讨论之后它将在那一端走得更远。如果它站在另一端，则会在另一端越走越远。总之，由于“争论观点的不平衡性”(一端比另一端发出更多的声音)和“社会对比效应”(人们希望被公众看成是获胜一方)，人们将在争论过程中不断重复这个两极化过程，而不管实质内容如何。Sunstein已经用模拟陪审团的大量实验证实了其假设。 　　第六个反对观点是在大众层面的民主尝试(包容性的产物)看上去阻碍了民主结果中的集体深思熟虑性，因为公众容易具备各种不良偏好，从而形成一种循环传递性。这个尴尬的现实只能通过能够规避这种循环传递性的“结构带来的平衡”所遮蔽(或者只允许两个选项存在，亦或对可选选项进行操纵)。但是真正的结论无法被掩饰。民众的呼声在直接协商中将表现得十分随意和不谨慎，因为在众多选项中进行理智的两两对比容易陷入这样的循环，即偏好B胜于偏好A，偏好C胜于偏好B，但是偏好A又胜于偏好C。这样看来，我们最好不要主张公共意志，也不要认为民主的好处仅仅在于精英的和平交替。 表1 公共协商的八种模式 A．未经加工 1A自我选择民意测验 2A一些民意测验 3A大多数民意测验4A公投民主 B．经过提炼 1B协商小组 2B公民陪审团等 3B协商民意测验4B协商日 　　这个简单的分类聚焦了两个问题：什么和谁。来分析一下两个基本的区别：第一个，评估的是什么模式的大众观点；第二个，评估的是谁的观点。当我们问及民意的模式时，其实我们问的是公共输入的深思熟虑性；当我们问及谁被包含在内时，其实我们问的是包容性理念被执行得怎样。当考虑到民意的模式时，如果协商的结果是建立在大范围的可供选择的观点、认真的磋商、理性准确的信息之上的，那么这个观点是“经过提炼”的。经过提炼的观点是明智的—— 因为它掌握了不同立场支持者所认为真正相关的各种互相竞争的观点与事实。民众意识到了各种论点，并对此进行反思和考虑。相反，如果观点不是通过以上这种协商而产生，我们就说它是“未经加工”的。另一个区别是协商的是谁的观点。虽然笔者的分类无法囊括所有的可能性，但至少它们也覆盖了基本的现实选择项。参加协商的民众能够被自我选择；他们可以通过一些采样手段，比如在剔除概率抽样基础上尝试成为代表；他们可以被随机抽样所抽到；或者他们真的组成了所有投票者(或协商集体的成员)。当(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时，上图中八个可能性就成为现实。 　　下面，笔者将对这些种类分别予以描述，然后讨论哪些可能性可以解答或避免这六种反对意见。 　　第一个模式(1A)已经运用于实践中，特别是在网络上。芝加哥大学的Norman Bradbum 已经创造出一套“自我选择听众民意测验”(缩写为SLOP)。在网络调查出现之前，广播电视交谈节目是对一些问题进行访谈的主要方式。SLOP的参与者并不通过如民意测验这样科学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出来，相反，是通过毛遂自荐的方式产生。参与者主要是那些热情高涨或怀有特殊动机的人。他们有时也是有组织的。通常人们认为SLOP获得的是“草根”民意。然而美国院外活动者认为，有时这些反馈更多的是被组织起来的和人工合成的—— “草根”的意象其实只是“人造草皮”。媒体组织通常在网上进行针对广泛领域内的政治或社会事件的SLOP。SLOP设计让访问者进入网页，让人们觉得有权有势(表达他们的观点)，但这容易引起数据误导，因为网络只提供了一个民意的扭曲的画面。举一个SLOP的简单的例子，美国弹劾案的时候网络显示大多数人是赞同的，但科学民意调查显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那些反应最强烈的才不辞“劳苦”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还不止一次。1A模式的难处在于它提供的是一个既非代表制、亦非协商制的民意画面。它提供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备观点，对于包含了哪些人在内而言是扭曲而片面的。如果说有一面能够反映民意的镜子，那么它更像一面哈哈镜，并不是事实的再现。 　　SLOP(1A)模式的另一个替代性选择项是自我选择小组，其中可能产生认真的协商、精确的民 意。1B中存在的是协商小组：如果协商小组提供机会就公民对一个事件的主要观点进行评价，那么，即便参与者无法反映所有人的观点，它们也可以成为协商某个问题的尺度。凯特林基金支持了一项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进行的大型网络调查“国家事务论坛”(NIF)，数以千计的自我选择参与者拥有背景材料介绍，因而他们的争论能建立在平衡和准确的基础之上进行真诚地协商。这些参与者在教堂、学校、社区等地聚会，花大量时间来讨论这些选项。然而他们的结论是经过过滤和协商的，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意。 　　当网络协商论坛盛行之时，有必要暂时冷静下来对网络协商实践和面对面讨论进行区别。当NIF的参与者为了协商论坛聚到一起时，他们可以面对面评估各自的言辞争论；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关注来自反对方的答复，也有一系列的会议安排来保证人们把主要的备选方案表达出来。他们有一个主持人确保每个人都能在论坛发言，没有人控制讨论过程；人们互相尊重，允许参与者聆听各自观点。这样一种论坛能否被复制到网络上?网络的表现形式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这是一个困难。面对面讨论中视觉的和口头的表达对参与者来说是开放式的，即便他们所受教育相对较少或者写作水平相对较差。一个NIF论坛持续几个小时以保证集中注意力和参与力。网络民主又似乎只适合那些注意力有缺陷的公民。他们无意进行长久的对话，而是从一个网站跳到另一个网站。 　　在另一方面，网络特别是在非同步交流方面极具适应性。并非所有人都必须在同一个时间活跃在网上。事件发生在一个时刻，可以在另一时刻进行回应。作为对非同步交流的一个补充，网络同样有利于推进思考和放宽做出回应的时间。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想像一个没有文本基础的、面对面的讨论变得更为容易。随着视频的普及，这种互动更接近于两个电视线路的连接而不仅仅是电子邮件的来往。教育机构正在尝试把教室搬到网络上来，对教育有利的协商装备同样可以用到民主发展上来。随着进入网络的可能性不断扩大，对于穷人和文盲阶层而言，自我选择论坛或者说小组讨论将不再是数字沟壑带来的分立。 　　因为协商手段更适应于网络，即便对于文盲基层而言，网络在线小组讨论的开展也具备了民主协商价值。它构建了更为信息化的公民群体。然而他们并不能在同步讨论前提下达到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两种价值目标。如果民众的声音既是代表性的，又是协商性的，那就是同时囊括了包容性和协商性这两种主要因素。SLOP则无法做到任何一点。小组讨论能在不具代表性的小组中达成协商，因此，他们只启迪这些参与其中的人，而不提供“我们人民”(注：句)这样一种声音。 　　在2A的模式中，我们通过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参与者获取未经加工的民意——但这并不采用概率抽样的方式。一些民意测验也采用这样的模式。配额抽样的方法在美国以外的许多民主国家依然司空见惯，但它试图修正其自身以接近概率抽样的模式。非概率抽样的一个更基本模式被运用到网络上来。 　　2B模式采用了一种非随机选择的方法，以期达成更具协商性的民意。有很多公共协商方法符合这一模式。比如“公民陪审团”使用配额抽样去选择少数参与者(一般为12—18人)隔几天或每周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共识会议从自我选择(通过报纸广告召集参与者)开始，逐渐通过配额手段使其更具代表性。这些手段通常遭遇上述的同样问题。自我选择模式使用的样本数量过少，因此这毫无代表性可言。 　　在3A模式中，通过最先进的民意测验方法把选用样本与原初民意结合了起来。它既避免了SLOP对代表性的扭曲，也避免了对非随机抽样的扭曲。正如盖洛普通过配额抽样方式对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进行有效民意测验，击败了《文学文摘》的预测，3A模式胜过了1A中的SLOP模式和2A中的配额抽样模式。 　　民意测验反映了未经加工的民意，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意气用事”的公众声音。在碰到复杂的政策和政治问题时，民意测验所代表的观点就被Anthony Downs所说的“公共理性”所消解。如果我只拥有数百万票中的一票，当我的个人选票或观点无法左右选举结果时，为什么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意见明智(正如我们期望公民所成为的那样)的人呢?再说，通过民意测验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复杂政策或政治事件的观点经常为第二个因素所影响—— 不但会获得未经深思熟虑的观点，甚至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意见。参与者之所以会反映假观点或“伪态度”，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即便允许其不表态时也依然不懂装懂。 　　栏目3B中的那项协商民意测验，在结合随机抽样和协商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这样的安排是为了在公众可以思考的条件下将每个人包容在内。协商民意测验试图采用社会科学去在类似的实验中究竟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协商民意，并把这个协商结论放进现实公共对话或现实政策进程之中进行验证。 协商民意测验始于对普通民意之缺点的关注— — 应对公众理性缺失的动机和在很多公共问题的个案调查上建立伪态度或假观念(与伪态度相似的“意气用事”观点也是一样)的倾向。最佳状况是，即便公众对于这个事件只获取了很少信息、关注和兴趣，普通民意调查也能提供一个民意的快照。相反，协商民意测验则提供公众在多种情况下可能考虑到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过程的每个方面都被设计为信息促进和协商平衡。在做这样一个最初的调查后，参与者将会被邀请参加周末的面对面协商；他们将获得仔细的平衡和诊断工具，用来给出一个建立在原始观点基础上的再对话。人们将被随机分配进有主持人的小组讨论，然后鼓励其从小组讨论转向更大会议上向专家和政客发问。主持人努力营造一个让参与者互相倾听、无人掌控讨论的氛围。在周末，参与者做一份与最初同样的机密调查问卷，在最后问卷中的判断经常与周末协商所反映的一致。这种周末抽样调查与整个基线调查和人口数据审查相比，同样具备态度上和统计学上的高代表性。在每个个案里，周末协商也引起了大量的、统计起来非常明显的观点转变。经过思考的判断经常与传统民意测验中的“意气用事”态度相左。看到协商民意测试的完美性，我们相信在协商之后三分之二的观点有了明显改变。但是结果说明了什么?我们的回答将会克服常规条件下大众理性缺失的动机。 　　如果他们是周末的抽样调查数据中数百个选票样本中的一票；或者是一个十五人左右的小组讨论中的一人，那么他们的票就会变得有效。组织周末抽样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样一个呼声变得可信。这能够克服冷漠、隔离、疏忽以及最初的信息缺乏等障碍。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参与者在协商中做出改变。我们可以知道某人是否受过教育，是否存在经济上的优势，但却无法预测协商后的变化。然而，我们确实知道，从知识角度上看，信息的增加会带来政策态度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协商的民意既是信息充分的，又是具有代表性的。当然，其结果也必然将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作为周末抽样调查样本的公众很少被激励去变得掌握完全的信息和积极参与性。

我们刚刚完成了三个全面的网络协商民意测试项目。第一个项目在全国性面对面的美国外交政策民意测验时进行，于2002年1月完成。第二个项目在今年年初与总统选举预选时进行。第三个在总统大选时刚刚完成。三个项目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由“知识网络”公司通过全国性随机抽样抽出的人每周在有人主持的小组讨论中进行一次协商。试验项目向没有计算机的人提供计算机，并给所有的参与者提供话筒，以便能够用话语而并非文本进行讨论。试验项目提供的特殊软件可以使小组协商参与者跟踪谁正在讲话，谁希望接下来说话。每周一次的协商一般从一小时到一小时十五分钟不等，协商人均有详细而公正的背景材料，并提出他们希望专家和权威解答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合伙人MacNeil／Lehrer Productions(包括在线Jim Lehrer新闻一小时)提供权威专家的答案，并且在每周协商中把这些答案告诉参与者。在持续数个星期的几轮协商之后，参与者接受与最初内容相同的调查问卷。与此同时，不进行协商的对照小组也在这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接受相同的调查问卷。在对外政策的协商民意测验中，在线调查与面对面调查的结果基本相似。参与者变得对世界问题表现出更多的责任心，更偏好增加对外国援助，热衷于给非洲艾滋病和世界饥荒问题提供更多的援助，在军事问题上强调更多的多边合作。这些反映和信息量的大扩张有关(这与独立的、信息量较少的问卷形成对比)。在关于总统预选的协商民意测验中，参与者也表现出了对政策和特定候选人职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与不协商的对比小组相反，辩论在候选人的偏好上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不协商的对比小组注重候选人的人品，而协商小组更多地关注候选人的观点和看法。在最近的一个网络研究中，同样存在意见随着信息量的增大而变化的情况，比如针对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就是如此。协商小组意见变化程度与受到控制的那些小组恰好相反。很明显，协商小组样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和投票意向。网络协商民意测验是与全国主要城市的PBS机构展开的17个面对面的协商民意测验一起进行的。整个事件被叫做“PBS协商日”，这里引出的“协商日”概念，我们将会在下面进行讨论。 　　最后，网络协商民意测验给参与者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弹性的时间安排以及低廉的成本。全国协商民意测验需要国家运输系统、餐饮的后勤支持。两个面对面的协商民意测验甚至拥有官方的定期航线(美国航空公司为国家事务讨论会在Austin、Texas和澳大利亚的Ansett的协商民意测验服务)。面对面的协商民意测验也需要参与者为协商放弃他们整个的周末和旅行计划。我们已经动用基金改善了实际中的困难(支付照料孩子的费用，甚至派出研究员在参与者离开期间帮助给奶牛挤奶)，由于我们对于地点的要求，很明显我们还是失去一些参与者。基于网络的协商民意测验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和持续性的对话方式。 　　即便在最理想的3B模式中，仍然存在着对“完成什么”的限定。无论是网络的或面对面方式的协商民意测验，都只涉及一个科学随机人口抽样。在实验中产生的有思想性的、有见地的观点并不被广泛共享，因为国家范围内大规模的公民的理性缺失状态导致了大多数民众仍然采取排斥或冷漠的态度。协商民意测验克服了小范围样本的缺陷，但对没有参与协商的人群基本没有触及(之所以使用“基本”一词，是因为人们也有可能通过媒体目击整个过程)。 　　最后两个模式(4A和4B)与早先的几个模式差不多，除非它们被完美地实现，否则它们的结果将与3A和3B的科学抽样产生完全一样的结果。如果每个人参与了诸如投票或公投民主这样的大众协商，那么，4A会得出如同3A的民意测验提供的民意同样的观点。当然，公投民主和其他那些尝试包容大多数民众的大众协商模式时常伴随低参与率的缺点，只有部分公众参与其中。有时公投或全民投票在参与率上是如此之低，导致在民主政治的大众选举与SLOP的自我挑选样本之间进行区别变成非常困难。当然，有一些可能的制度补救方法来应对这种低参与率。澳大利亚就有强制投票的传统——对不投票的人进行罚款，而这个制度运行得非常好，确保澳大利亚的国家选举参与率位居世界前茅。然而，强制投票制度在改善选民之中的知识或诺言的程度上效果不大，甚至无效果——只是提高了参与的程度，而这一点是已经得到确认的。 　　最后一种可能性(4B)是雄心勃勃的。正如传统的民意测验(3A)精确模拟了大多数民众意气 用事的意见，而这同样为我们的民主政治方案(4A)所表现，同样的方式，协商的民意测验(3B)模拟了大多数协商的民意(4B)。而后者通常是与事实相反的。换言之，大众通常并不经过协商；在政策议题上，他们通常不具备考虑成熟的判断。那么，这种与事实相反的可能性如何被实现?如何通过面对面或者在网络的方式被实现? 　　Brace Ackerman和笔者有一份提议。我们把它称为“协商日”。协商民意测验的目的在于激励所有人中的一个小群体去克服这样一个理性缺失的动机，参与大量面对面的讨论达成信息完备基础上的判断——对议题和其他市民提供的富有竞争性的论点具备充分认识。但是设想在一个抽样样本做这件事是一回事，设想为整个社会人群做这件事却是另一回事了。盖洛普的观点是结合媒体和民意测验，可以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很大的房间”。媒体会发送具有竞争性的观点，而且民意测验会反馈民众的判断，这就给人好像整个国家在开一个市镇会议的感觉①。然而，这个设想由于缺乏鼓励小团体协商的社会基础而遭到失败。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个宏大国家的大房间中的一个小房间，房间够大但是没有人聆听。那么相反地，我们更需要分散化的策略。 　 　　我们设想一个全国性的假日，在那一天所有的选民会被邀请参与地方协商，他们随后被随机地分配到各个讨论团体，为一星期之后的投票过程做准备。主要政党的候选人会通过国家媒体作演讲，地方上的小团体讨论同时也在召开，并确定一些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会被直接带到各个地方党代表。用有偿支付方式来激励公民投票，庞大的费用会使民主政治变得更意义深长，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公共输入——涉及到大多数的民众，并引向大部分公民增加对那些议题和竞争争论的认知。如果对参与这样一个国定假日活动的激励是积极的，“协商13”就是有效的，而且实际上人们也会变得知识完备，它会使得那些民意测验实验做出的与事实相反的协商意见变成现实。候选人的行为和广告不得不去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即选民无议题上知识是比较完备的。这样一个公共协商将预期对公众对话的其他部分的转型提供一些帮助。 　　虽然要完全实现这个想法遥不可期，但这毕竟也是思考民主改革的一个别具风味的途径。改革的主要成本是新的假13。比如我们设计一个实存的假日——总统选举13来选举下届总统。在2004年总统大选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规划过这个想法。几乎就在同一天，l7个城市的地方电台协商民意测验产生了一些微观统计数据，数据表明，如果民众都采用协商的方式他们的想法会是什么样。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协商导致了重要的知识增加和意见的变化。地方或国家的协商项目同时也使观念的改变生动化，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具体的人。这不仅可以丰富政治交流的模式，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地方社区的讨论为公民的参与创造良好的前景。 　　在我们的配置中有两个模式(3B和4B)—— 协商民意测验和协商日可以同时达成两者的价值。协商民意测验的包容性通过一种政治平等的模式—— 每个人有被平等地从随机抽样中被选择的机会表现出来。后者通过大众参与达成包容性。理想化的情况下，每个人实际上都在参与。在这两个情况下，协商进程的本身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深思熟虑性因素——通过材料的简报，小组的讨论，竞选专家的问题和答案，在一个安全的公共环境中共同思考新的信息和竞争的论点。协商民意测验和协商日两种策略，兼容了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两者都反对弱化民主政治和大众参与的声音，两者都是协商实践相同方式的实现，即小组讨论以竞选专家和全体会议模式轮流讨论。不同是这种经验是否被科学抽样，或被某种接近全体民众的方式所保证。前者是经由科学的抽取样本来达成包容性；后者经由大众的参与来达成它。 　　这样的协商民主对我们开始提到的开国元勋们的反对意见做出了很好的回应。第一，美国的创始人就直接的公共咨询提出了最初的异议，即它可能为乌合之众开了一扇门；在古雅典公众已经杀死了苏格拉底。公众不会专注了解决公共问题所需的不带感情的理由——一种只能指望代表人的模式。然而，对大众的协商机构，我们的经验以协商的民意测验模式强烈地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产生正确的社会惯例被建立，民众将会考虑在功绩方面的意见，新的数据，对公共利益表现得非常敏感。公民言论的标准是小心翼翼地构造一个安全空间，尽可能少地提供情绪性的或利益性的视野，以免激发“多数人暴政”转而对其他人的权利不利。第二，当选民在大多数时候对公共政策或政治议题是相对无知的，这很可能产生将激励转换成理性缺失的机制。当他们参与其中并准备严肃讨论时，人们会关心需要的数据，而且变得更见多识广。无论是协商民意测验，还是协商日的引导，我们的全部努力都在于对知识的获取。第三，批评家已经宣称选民处理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上的议题是无能为力的。然而，我们在协商民意测验中发现，观点的变化从两个方面展示了理性的一面：一方面，随着人们获取信息量的增多，人们将改变其观点。正是信息增益驱使了这种变化。另一方面，协商之后价值、经验前提(假定因果关联)和政策态度之间的联系较协商前更为紧密了。协商之后变化了的观点不再任意武断，因为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第四，批评家们宣称，由于民众与政策程序相距甚远，因此，他们宁愿保持距离。因为时常存在实质上的异化和隔离，因此民众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尽管那些受到负面广告和只言片语影响选民的确感觉如此，但并不说明如果他们有机会更多地参与、更多地了解信息时，他们将如何做。我们的经验是，选民欢迎这样的机会，而且视它为转换与政治程序的联系，有种继续融入政治的效应与可能。假使提供一个正确制度的设计，这个问题就能被克服。第五，Sunstein的两极化主张是以模拟陪审团实验为基础的。我们的数据显示这种两极化的可能性对于精确的制度设计是敏感的。这种机制显然产生两极化(偏袒一边的争论，社会的赞成导致人们站在比较受大众欢迎的位置)，可以通过设计一种保证平等以及允许匿名作出最终选择的机制来使得这种声音减弱。来自协商民意测验的证据表明，当一半的议题显示运动到远离平均值的时候，另一半则向平均值靠近，合计出一个不一致的式样。显然，在协商民意测验中存在着平衡的基础—— 陪审团中的主持人、权威专家、提供竞争论点的充分完整的和谐的背景材料。除此之外，因为最后的观点经过私下的调查与集中，参与者不一定要最后表示他们受到议题的影响。Sunstein已经承认他的“团体两极化规律”在协商民意测验的情况下是明显的例外。 　　最后，有这样一条批评：尝试大众而不是精英阶层咨询是危险的，他们的偏好是十分异类的、变化不定的，公众的意志在本质上是“无意义的”— — 这个词来自William Riker。将会有循环传递性(举例来说，支持偏好B胜于偏好A，偏好C胜于偏好B，但是偏好A又胜于偏好C)。如果那些决策被引向大众，由于这些变化不定的选择，集体民主决策的合理性、深思熟虑性将被破坏。然而，如同Duncan Black数年以前表示的一样，如果选民共有一个潜在维度使其偏好形成“单峰”，那就无法达致这个周期。在我们的协商民意测验研究项目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拥有相同单峰维度的参与者的比率在协商之后更容易增加。在与基督徒选民的合作中我们发现，当单峰比率上升时，周期就有可能下降。当周期比使用这个争论的批评更长久时，单峰的增加显示协商的民主政治对那些有着惯性的公共思维的不稳定的周期更具保护性。人们一起讨论问题时可以达到一种可以分享的“大理解”的境界，即使他们不同意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假使我们善于创造新的制度设计，集体的深思熟虑性与较好的包容性确实可以兼容。协商允许民众考虑公共利益，变得更见多识广，发掘其能力解决公共问题，使信息充分地投入协商，根据利益而不是团体心理来做出决策，达成一个非独裁的集体政治意志。尽管这个研究项目还远远没有到盖棺定论之时，不过初期的实验结果十分看好将协商引入大众民主，这样就可以在公众可以审慎的条件之下将每个人包容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