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文化建构模式,尤其是民生主义,始终在历史尺度和道德理想尺度的二难中徘徊。他既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发展现代工商业,又希望避免欧美工业发展的阵痛。导致这一矛盾心态的无疑是他思想深处的道德理想主义。孙中山明确指出:"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此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从大同理想出发,他断言中国的重要问题不是患寡而是患不均。为了均,他提出了"集产社会主义"、"平均地权"等方案,并部分地接受了共产主义。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大同理想表明孙中山也是作为一个圣人来救世,而不是作为思想家来推进理性的。
最后,作为近代文化批判和启蒙的各种思潮,都汇集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自有其必然性。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很关键但又被我们所忽视的一点是近代人物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矛盾情结。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和农业大国,它的民众基础是农民。这一社会主体的心声不可能靠纯学理的沉思来实现,而必须首先诉诸生存斗争。一方面,革命对旧文化的批判,情感的怨恨多于理性的冷观,从而,革命的激情压到理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未必能产生共鸣,但大同理想对他们却极富吸引力,道德圣人("人民救星")对他们极具感召力。共产主义正是在这点上与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了结合点,从而引起了中国人广泛的共鸣。启蒙思想家也不例外,陈独秀、李大钊、甚至鲁迅、胡适都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这不能不说是道德理想主义强大的魅力。
四
近代中国文化批判和启蒙都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批得那么忿激,恋的那么深沉。结果,人们越是想超出传统,就越是陷入传统之中。我们能从中得出哪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呢?
第一,文化的批判、选择和重建应避免实用主义式的急功近利,文化价值的重估应具有一定的超功利性。
近代文化批判是在西潮的打击下激起的,因而具有紧迫的功利性,难以站在一定的高度冷观,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必须看到,实用主义式的急功近利导致浮躁和偏激,理性的冷观不够深入。这样,我们既难以把握西方文化的真谛,也难以把中国文化放在新的时空中正确定位。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解决好了。例如为了赶超某个目标,为了达到某项计划指标,为了某个政治任务,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结果导致大量短期行为乃至重大失误。文化批判应尽可能冷静些,超脱些,深沉些。康德 "无目的地合目的性"原则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文化选择和重构。
第二,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固然能激发国民精神,但它毕竟不是科学方法,历史和文化的现实发展是超情感、超激情的。
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以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为特征。具体表现为:1、它以王化和伦理教化的方式,在人们心灵深处树起一套人禽之别、华夷之别的价值标准,激起耻感和羞愧感的情绪体验;2、中国文化虽然缺乏宗教理想意识,却有强烈的道德和乌托邦(大同)理想观念。这种思想的基础是情感和审美心理,而不是理性。在此文化中熏陶出来的近代思想家,当然也摆脱不了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影响。与西方启蒙思想家比较: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思路可以说是按"解构-建构"的方式演进。他们在做文化批判时,往往点破前人思想体系的逻辑基础,重建新的逻辑基础,有基础而后有体系。中国思想家不然,他们重在文化优劣好坏善恶的评价。支配西方近代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理性主义,它重实证和逻辑;支配中国近代文化的主要是激情感染和理想憧憬。情绪、激情压到理性时,文化的批判就会在激进与保守、狂热与消沉中摇晃。
第三,文化启蒙和建设是远比政治斗争复杂得多、深沉得多的历史任务,不能简单地用政权更替代替文化的现代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元垄断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1、不允许多元势力存在(否则就会通过战争,强胜弱汰),一切社会力量都必须统摄于唯一最高权威之下;2、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都纳入宝塔式权力体系之中。这种模式固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秩序,但也把各种矛盾集中到政治斗争这一焦点上。由此可见,近代文化批判的矛头指向专制王权是必然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负面效应:近代思想被激情和理想所左右,妨碍了理性的独立性,影响了它的深刻性;把现代化理解得过于简单和狭窄,忽视了文化转型中大量深入细致的基础工作。
总之没有很好地释解对道德理想主义的矛盾情结,是近代思想家的普遍弱点,这一特点影响了近代化的深入和完整。如何超越这一矛盾,仍然是今天思想界的任务之一。
五
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存在一个对传统文化的矛盾情结。具体表现为:彻底否定传统、痛斥"酱缸文化"等因爱而恨的偏激;复兴儒学和道学、鼓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恋古情结和本位意识;按大同理想和道德理想理解社会主义;以个人道德修养代替公共秩序建设(如"以德治国");不断制造道德楷模的神话。从方法上说,我们注重道德理想性尺度而不注重历史性尺度(如"道德滑坡"论),情绪的抒发多于理性的分析,功利性判断高于科学实证。凡此种种,应该是文化批判和启蒙不深入的结果,这又会反过来影响今后的现代化。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