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城记》中表现的浪漫现实主义的仁爱精神(1)

摘要:作为忧患之作，《 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借古喻今地反映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通过各种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义视野下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并提倡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化解仇恨、改变那些被扭曲的心灵。德伐日太太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压迫与反抗问题的理性思考、对轮回式的阶级斗争的忧虑和对美好人生的企盼。小说体现了狄更斯对人性与社会的严肃探讨,也因其优美的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含蓄悠远的象征意象及浪漫现实主义的风格赢得了读者。
关键词:浪漫现实主义;仁爱精神;革命的合理性;复仇的疯狂性;悬念小说

Abstract: With the French and the English society of the last years of the 18th century as the background, A Tale of Two Cities by Charles Dickens shows effectively the novelist’s aim to point out the injustice of oppress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 However, Dickens shows his strong criticism on the excess of bloodshed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pecially in his consideration of the innocent(like Charles Darnay) being punished along with the guilty. He feels that the old ways of oppression must be changed, and that much oppression and much misery inevitably lead to revolution, but when the revolution actually comes, he thinks that it is too violent and that the less bloodshed the better. The chief and the best portrayed figure is the leader of the revolution,Madame Defarge. She has less sympathy for the innocent,and she incarnates the author’s logos thinking about the extreme vengeance.
Key words: romantic realism; benevolence spirit;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revolution ; the unjustification of the extreme vengeance; involvement novel.
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 - 1870) 一生创作了14 部长篇小说和许多中、短篇小说。他的创广泛地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并以锐利的目光透视现代生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贯穿狄更斯全部作品始终的一条线索,就是对于19 世纪社会所作的批判性的分析,其广度和深度是没有任何一位小说家能够超越的。他与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人一起,被马克思称为“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1 ] (P296) ,马克思认为他们向世界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1 ] (P296) 。作为一部忧患之作,狄更斯的著名小说《双城记》以一种借古喻今的方式、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反映了当时法英两国尤其是巴黎和伦敦两座城市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并通过各种人物的遭遇及其人性剖析,展示了人道主义视野下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作家极力提倡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化解仇恨、改变那些被扭曲的心灵。
一、借古喻今:合为时而作
《双城记》创作于19 世纪50 年代,正值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期,也是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罪恶和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化,使英国社会处于爆发一场社会大革命的边缘。早在三四十年代,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这次被列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2 ] (P276) 虽然失败了,却让狄更斯清醒地意识到50 年代的英国,与18 世纪末的法国社会非常相似,下层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愤懑与不满,人民的革命情绪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他决定创作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用以针砭英国的社会现实,为同时代的英国人提供借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长篇小说《双城记》于1859 年问世了。

既然是为了警示英国人而又以法国历史为题材,因此狄更斯将故事的发生地点确定在巴黎和伦敦这两个城市,小说也由此得名《双城记》。全书分为《复活》、《金钱》和《暴风雨的踪迹》三部,讲述了法国医生梅尼特从1757 年到1789 年期间的一段曲折的人生经历及下层革命者德伐日太太一家的悲惨遭遇。1757 年12月的一个深夜,寓居巴黎的外科医生亚历山大·梅尼特突然被绑架到厄弗里蒙地侯爵府,为一位美丽的青年农妇看病。在这里他偶然地了解到一桩令人发指的罪行:侯爵的弟弟为了霸占这位新婚酷地害死了她的丈夫、气死了她的父亲、刺死了她的弟弟,只有她幼小的妹妹(即后来的德伐日太太) 侥幸逃脱;最后,这位农妇不甘凌辱、含恨而死。正直的梅尼特写信给一位大臣告发侯爵府里发生的罪恶,不料信却落到侯爵兄弟手里。为了灭口,侯爵兄弟将梅尼特医生投进了巴士底狱。梅尼特年轻的妻子因为丈夫莫名其妙的失踪,两年后忧郁而死;在他入狱后才出生的女儿路茜则被梅尼特的好友、英国银行家劳雷接到伦敦抚养。梅尼特在狱中被单独囚禁了18 年,逐渐由一个年轻有为的医生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神志不清的人,每天只知道机械地做鞋来打发时光。为了控诉侯爵兄弟的暴行,他在丧失理智之前,用铁锈和着眼泪写下了一份控告书。18 年后的1775 年,梅尼特的仆人和好友劳雷等人设法将他营救出狱逃离法国定居伦敦。厄弗里蒙地侯爵的侄子查理斯·代尔那由于厌恶家族的罪恶,主动放弃了爵位和领地,隐姓埋名来到伦敦自食其力,并与梅尼特的女儿路茜产生了爱情。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早上,代尔那单独向梅尼特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了女儿的爱情幸福,梅尼特超越了巴士底狱18 年的苦难、宽容地同意了他们的婚事。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代尔那为了营救一名无辜的老仆人返回巴黎,却因受到家族的牵连而被革命政权逮捕并判处死刑。外表酷似代尔那的英国律师卡尔登,由于深爱着路茜、甘愿为她牺牲一切,为了使路茜不失去丈夫,卡尔登设法潜入监狱、救出了代尔那,而自己则坦然地走上了断头台。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长起来的德伐日太太与贵族阶级势不两立,她积极参加反对封建专制的秘密活动,以顽强的毅力在黑暗中迎来了大革命。在大革命高潮中,广大群众用极端化的暴力手段对贵族阶级进行了狂热的镇压,整个法国社会尤其是首都巴黎像汹涌澎湃的复仇海洋;而浸润着深仇大恨的德伐日太太则更加变本加厉,为了彻底、痛快地复仇,她不仅一心要把无辜的代尔那送上断头台,甚至还想把代尔那的妻子和幼女,以及为营救代尔那而奔走的梅尼特医生等人统统置于死地。当她得知代尔那已被判死刑,兴冲冲赶到代尔那处想亲手杀害代尔那的妻女时,被路茜的女仆普洛斯在扭打中失手杀死,结束了她恶意复仇的一生。
显然，《双城记》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但狄更斯的着眼点却紧紧地瞄准在现实生活上。作品对19 世纪后期法国及英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描绘,对法国大革命爆发根源的探索,都是为了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种种社会危机与现实的英国社会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借古喻今的方式,告诫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百姓的极度贫困就是革命的根源,如果不能减轻平民的苦难,那么当前的英国爆发革命就不可避免。小说把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矛盾展现的十分细致与真实,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饥饿到处横行”,广大百姓以“桑叶草”为食,而贵族阶级则穷奢极欲、欺男霸女,他们在全国当中看不到“一张面孔带有任何敬意”,不堪压迫的人民群众正准备着“用绳子和滑车来吊死仇敌”。1859 年,狄更斯在谈到《双城记》的创作经历时说:“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创作《双城记》,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总算感到满意。能够偿还我在创作中所付出的心血的,决不是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而是小说的主题意义和创作完成时的喜悦。”[3 ] (P207) 的确,狄更斯的这部殚精竭虑之作,无论其揭示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还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都是值得后人挖掘和探讨的。对于《双城记》这部小说的评价,评论家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英国本土和西方的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在狄更斯的全部创作中地位不高,认为“《双城记》的写作风格是灰黯的,不事修饰的,因此许多读者都不愿意在狄更斯的正宗里给它一席之地”[4 ] (P275) ,“许多不喜欢狄更斯其他作品的人倒十分偏爱《双城记》,而许多热爱狄更斯的人却不肯把《双城记》读上两遍。这是作者所有的小说中最缺乏狄更斯风格的一部了。”[5 ] (P211) 然而,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接受语境的不同,自从20 世纪上半叶《双城记》译介到中国以来,它却一直被中国文艺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当成狄更斯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而备受推崇。
二、人道主义视野中的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
《双城记》的创作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史背景的。英国19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卡莱尔(1795 - 1881) 深深影响了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的一批重要作家,对他们作品的社会倾向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这些作家中,没有谁能够像狄更斯那样诗意地表现卡莱尔的写作的,没有哪位作家能够像狄更斯那样卓越地转化这种影响。卡莱尔是狄更斯真正喜欢的唯一抽象思想家。毫无疑问,他对卡莱尔的深深崇敬是他在众多的革命中选择法国革命的一个明显原因;另一个原因无疑是他对法国十分熟悉,尤其是巴黎。我们将《双城记》与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加以对照也不难看出《, 双城记》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卡莱尔及《法兰西革命》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反映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大多也以此书为据。狄更斯像他同时代的许多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症结,但他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和人道主义思想素养决定了他们仅仅提倡积极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面对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1848 - 1849 年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他们忧心忡忡,纷纷以自己的著述(政论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 揭露和抨击种种社会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实行报复。

两个相当不同的监狱———纽盖特监狱和巴士底监狱,主导了《双城记》中的头两部,背景是在十八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的伦敦和巴黎;小说的第三部分移到了革命的巴黎,转向了描写推翻旧压迫和引进新压迫后实行刑法惩治的后果。狄更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法国平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谴责了封建贵族的为非作歹和为所欲为。作家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是贵族阶级的腐朽残忍与飞扬跋扈的结果,是下层人民长期仇恨的总爆发;小说通过厄弗里蒙地侯爵和“朱古力爵爷”的荒淫奢侈与残暴狠毒、梅尼特医生和德伐日太太一家的苦难遭遇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小说揭示了一条真理:压抑在法国平民心头的愤怒,必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革命。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首先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本质上的正义性,肯定了它摧毁法国强固封建堡垒的赫赫伟业;他一定感觉到了法国革命在欧洲释放出来的民主精神,它仍未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英国反动派具体塑造出狄更斯所痛恨的那个社会,他们极为野蛮地反对这一诺言的实现———对他的时代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同时,狄更斯又对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充满恐惧,在他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兽性就将一发不可收拾,必然会把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杀戮必将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他强烈谴责革命中的过激暴力行为,反对失去理智的革命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