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剧影月报》(2002年3-4期)、《戏曲研究》(第58辑)上安葵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又找出此前傅谨先生批评我的文章(见《剧影月报》2001年第3期、《南方文坛》2001年第5期)读了一遍。安、傅两位在批董的同时,他们之间也很不一致,而董、安的话语中也有不少共同批傅之处。所以
戏曲研究
2002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