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称,钱钟书是中国“第一博学鸿儒”;中国大陆学者把钱钟书喻为“文化昆仑”。的确,当我们看到《管锥编》一书中逾万种引文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有这种想法。索尔·贝娄（1915—）是继福克纳,海明威以后美国文坛上最优秀的作家,1976年以其作品“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分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早在大学期间,贝娄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取得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后来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主席。这两位学者型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些什么异同呢?本文试图对钱钟书的《围城》和索尔·贝娄的《赫索格》作一比较,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文心相通,各自对本国文学有些什么贡献。一、广大知识分子的生动剪影纵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美国文学,进入我们视野的人物形象多半是工人,农民,商人,军人,真正具有知识分子特色的形象寥寥无几。只是在钱钟书和索尔·贝娄的笔下,知识分子的形象才惟妙惟肖地站立起来。当代西方人称知识分子为“社会良心”。中国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由年轻的知识分子——学生发起的。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人格形象,处世态度,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情国貌,对这个国家的兴衰沉浮有着极大的影响。钱钟书和索尔·贝娄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