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认为,生存发展的本质意义是繁衍,没有繁衍就会断子绝孙。只要强大的戏曲音乐自身的繁衍能力能继续存在,戏曲和戏曲音乐的生存发展就有希望。目下,我国戏曲声腔已经“太监化”。造成戏曲声腔“太监化”的根本原因:一是由于作为戏曲音乐传播源头的音乐创作机制,“作曲包揽制”的全面实行,导致戏曲演员创腔能力的全线崩溃;二是在“作曲包揽制”基础上,非繁衍性复制式技术传播的全面实施,由此阻断了戏曲音乐新的繁衍和发展;三是现实社会的法规、道德标准等客观环境,不适合、乃至不允许戏曲音乐继续以繁衍的方式发展。当务之急是要抓住戏曲音乐“创作”、“传播”这两个根本环节,改变策略,恢复民间戏曲的主体意识和音乐创作机制的“三结合”等,努力改善戏曲音乐的生存环境。
简介:山东和东北三省之间历史渊源久远,两个地区之间人口的流动是民歌传播与交流的纽带和载体。当山东民歌通过“闯关东”的移民传播到东北三省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与当地原住民的民歌交融成新的民歌再生态变体。而在东北民歌形成的过程中,只有山东等关内民歌的传播还不能派生出具有东北风格的新的民歌来,必须由山东等地民歌与东北原住民的民歌及语言、民风民俗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既与关内民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富有独特的东北风味。东北民歌变的是各种演唱的技巧和表现的手法,不变的是骠悍、粗犷的特质;山东民歌变的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变的是它的质朴和爽朗。
简介:对音乐的文化功能(这是确定音乐的文化属性的最重要因素)的认识在历史上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大陆电视音乐传播出现价值观偏颇和行为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在对音乐概念的证伪过程中,得出如下一些认识:首先,音乐并不是一种传讹已久的“听觉艺术”,而是从其诞生之日直到今天,它在多数情况下是视、听觉综合感知的,而其中的视觉信息对于音乐的表现与感知也是必要的。其次,音乐也不是某些人断言的“世界语言”,而是其“所指”由特定文化传统所规定的、类似语言体系中的“语种”或“方言”之类的特殊声音符号体系。第三,不同文化传统对“音乐”这类现象有着不同的类概念,而且他们对这些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也由于其特殊文化传统的规定而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差异暗含着不同文化对于“音乐”这一事象进行认知和评价的不同本体观、功能观与价值观。第四,音乐的功用远不止于“审美”和“娱乐”,而首先是一种集中指向人类生存目的的多功能文化工具。第五,底层民众才是人类音乐文化的主要创造者。职业作曲家群体的出现,虽然部分替代了民众对音乐文化的集体创造,但作曲家的创造“蓝本”大多仍来自民间音乐这个积淀丰厚的资源,因此他们的创造带有浓郁的“改编”性质。第六,不同文化传统中的音乐,没有价值上的可比性。当代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西方音乐中心”的价值观及其实践(包括在电视传播中的实践),正在极大地损害着中国数千年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深厚而宝贵的传统音乐资源,从而也损害着中国音乐与世界音乐风格多元化健康发展的前景。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相对主义的音乐价值观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简介:“胡公信仰”是浙江地区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区域性神祗信仰,“‘五云三都’白竹胡公案”是其代表性的仪式活动。通过此个案,以传播学的视角考察“胡公信仰”仪式及其音乐的演变轨迹和内外动因。研究发现,政府意志、市场力量、人口流动以及传媒的影响,传播内容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因其信仰核心、闹热兴旺的祈福目的,传播的核心要素保持不变。传播方式从比较单一的民间社会传播转变为以民间社会传播为主,融合了政府组织传播和新媒体传播,构成了多元的传播样式。
简介:"主音嗖乏"教学法是19世纪经由基督教传教士传入华土的诸音乐教学法中流传甚广的一种。国内学界对此教学法在清末民初的传播情况虽有提及,但大多语焉不详、缺乏史实。本文以1861年即到香港教书,后又转往北京、上海的英籍传教士傅兰雅为例,分三节对"主音嗖乏"体系在中国各地的传播与应用做一描述。第一节综述傅兰雅本人,通过简介其人在华三十余年所做之事,来凸显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之功过。第二节以傅氏于19世界60年代在香港和北京两地运用"主音嗖乏"体系教授中国学童之史实为实例,管窥来华传教士音乐教育之内容及形式。第三节简述"主音嗖乏"法在晚清的流传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