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的军事法学学科是自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在国家改革开放和加快军队法制建设的新形势下,军事法学学科应运而生,并逐步得到发展.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针对军事法学基础理论薄弱、军法资料匮乏的情况,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制定并启动"军事法学专业教材体系"编写规划.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编写基本教材20部,辅助教材14部,教学参考资料15部,累计总字数达2500多万.初步完成军事法学专业教材体系,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总体上看,这套教材具有以下的特点:

简介：高职英语应该分为基础英语教学阶段和行业英语教学阶段。基础英语教学阶段课程是高职学生必修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属于通用能力课程。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建设应该有一套完善的编写、出版、使用、评估机制,以便打造出高职公共英语精品教材,确保优质教材进课堂,使高职学生受益。

简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犯罪学教材是在1981年初刊印的,这就是华东政法学院陆伦章老师所著的《犯罪学》。而几年授课结果,'复积有不少论点与资料,容后添补'〔1〕,到1985年,这部犯罪学教科书的新版本再次出版了。这部专著形式的理论犯罪学（或者称普通犯罪学）无论从其知识结构体系,还是对于犯罪学思想的系统叙述都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更为重要的是这本犯罪学教科书所形成的概念框架、结构体系、学术思想等知识内容不同程度上以其具有特色的知识个性与魔力对当代中国犯罪学知识的发展与转型产生潜在影响。正是这样,认真阅读这部教材的知识谱系,全面而

简介：中国主流宪法学教材深受规范宪法学和实证宪法学方法论的影响，具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强调宪法学的自主性、纯粹性和科学性，主张将宪法研究和政治分离开来。但是，“去政治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规范思维和实证分析不过是一种“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只有具备政治、法律和历史的多元视野，才能对中国的宪法问题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才能从意识形态的“迷思”中解放出来。

简介：我们对许许多多的世事常常是"熟视无睹",数学与法律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1]多年前与柏生君共赴一会,在乘车外出时比邻而坐,问起他在研究些什么,他即娓娓道来。原来他正在研究数学与法律的关系,当时顿觉耳目一新,事后也便渐渐淡忘,谁知今天竟获赠厚厚一书——《法律文化的数学解释》。[2]细想想,数学与法律的关系随处可见,甚至可以说,法律天天在与数学打交道。刑

简介：1949年以来,中国司法经历了某种范式性转变。法理学教材中的法律适用理论为这种转变奠定了最一般的理论基础,从而可以将中国司法理论的转变概括为从强制型司法到权威型司法的转变。强制型司法的母体是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法律适用理论,中国法理学在继承这一理论母体的基础上,形成了强制型司法,它具有强制性、工具性和阶级性。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强制型司法逐渐演变为权威型司法。权威型司法具有权威性、目的性和专业性。当前,权威型司法仍面临着一些需要解答的问题,因而也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简介：<正>我国刑法第65、第66条规定了两种不同的并罚刑期的计算方法,这两种方法常被简称为"先并后减法"和"先减后并法"。人们一般认为后者处刑重于前者,即按"先减后并法"计算的刑期要比按"先并后减法"计算的刑期长。目前的教科书在说明这个问全时用的是举例法,而举例法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在逻辑上被认为是不充分的。本文尝试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对此进行表述。

简介：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从数学角度研究法律文化的专著。作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认为数学理性是西方理性精神的核心，对西方文化具有文化解释的功能。西方的法律观念、法律价值、法律思维方式等深受数学理性的影响，研究西方法律文化绝不能忽视数学理性。作者从数学理性的角度对西方的许多法律文化现象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对研究西方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法律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法律方法、法律思维等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简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以近代的簿计制度为前提的，它使得用理性的、和平的方式追逐利润的不断再生成为可能。秉承韦伯的这一分析，黄仁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瓶颈性问题在于：社会发展到已经需要用数目字来管理的规模时，文化却没有发育出能用数目字来管理的智慧和技术。近代法社会学从韦伯时代始，已经逐步达成一个共识：形式合理性的法实现了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可预期性，是法律走向现代化的形态。而在黄仁宇看来，中国古代以道德代法律的治理模式阻碍了法律走向可计算、可预期的现代形态。

简介：<正>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表明,任何科学理论的突破和变革都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改进和完善。现代数学的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定量性方法,把科学的发展带到了更为精确的高度。那么,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是否有运用数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必要和可能?是否有它的理论基础?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恳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