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认为,古代希伯来文学具有鲜明的悲喜剧性,具体表现为悲喜剧形象的二重性、悲喜剧结构的二重性及悲喜剧审美效应的二重性;文学的悲喜剧性源于该民族强烈的悲喜剧意识;文章将从希伯来民族对悲喜剧命运和性格的独特体认、“犹太精神”的悲喜剧审美内涵、对犹太教神学固定解释的实践理性批判三方面揭示该民族悲喜剧意识的形成原因及具体内涵,强调了特定的流浪史程、文化精神和宗教信仰的决定性作用。有关中国古典戏剧和印度梵剧理论,国内学术界已有人涉及,但对于古代希伯来民族的悲喜剧意识及在文学中的表现还缺乏认识和重视,还是正在起步的东方美学和尚未建立的犹太美学的一个空白点,所以,本文试图为希伯来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悲喜剧美学的视点,这是在广义的戏剧性、戏剧意识、戏剧审美范畴意义上谈论问题,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戏剧体裁或艺术形式范围。
简介:中国古代题画诗文常被视为画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与画面交相“融会”从而达到“诗情画意”的意境。本文则认为应对这些空泛模糊的话语保持审慎的态度。我们可跳出审美论之外,将题画诗文放回到原本的社会语境中,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去理解其发展。本文从社会交际、地域竞争和身份建构三方面入手,来探讨题画诗文在中国古代所发挥的一部分社会功能,以及题画诗文获得发展的社会动因。这三方面实则相互关联:苏州地区文人频繁使用题画诗文进行社会交际,导致题画诗文成为“吴地”画坛的“招牌”。题画诗文助阵明中后期“吴派”对“浙派”的打压,也因此成为浙地攻击苏州的标靶。而在社会交际和地域竞争的背后是雅俗边界的变动。晚明至清代文人画学论述对题画诗文何以守住文人精英高雅“阵地”一事,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身份焦虑。
简介:“才子佳人”的结合模式历来受到文人的青睐,在“才子”“佳人”的特定身份下产生了诸多不同结合形式。不同结局走向的文学作品。以《西厢记》中的“崔张”、《牡丹亭》中的“杜柳”和《红楼梦》中的“宝黛”为例,作者的爱情观对情节构造的影响举足轻重.从“才子佳人”的不同结合模式入手,既能分析作者爱情观之进退,又能窥其所处时代的婚恋观缩影,探索此三者中“才子佳人”结合模式的侧重与偏离、坚守与异化,以此来剖析作者爱倩观的走向,进而对爱情这一永恒母题产生历史纵深方向的探究,实现对于人类精神简谱上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