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元前403年雅典大赦是古代希腊政治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文中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古典学者对雅典大赦历史的研究状况与路径,指出19世纪以来,米特福德、格罗特、莫塞、阿特金森等西方古典学者从雅典人的品格以及当时雅典社会的内外形势探讨了雅典大赦及其获得成功的原因。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的文化转向,洛侯等人尝试从人类学的路径解释雅典大赦与历史记忆的关系。近年来卡拉万对雅典大赦的思考打破了传统解释模式的束缚,从法律语境的视角考察与分析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乔伊斯对卡拉万观点的批判则从语言的角度维护了从政治宽恕的层面解释雅典大赦的传统。研究雅典大赦与政治和解具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进程与政治宽恕的传统。
简介:谢阁兰的诗作虽以中国文化为创作源泉和意义背景,但并不属于通常所说的“异国情调文学”。在《论异我性》##一书中,谢阁兰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异国情调”这一用滥了的名词作了全新的解释:在他那里,这一概念是指被认识的主体或客体与认识的主体之间的相异性,这包括“自我”与外界的相异性、“自我”与“自我”的相异性以及“绝对的存在”与有形的存在之间的相异性。诗人向往“他方”,不是为了猎奇述异,而是出于他对“原生”(I’Etre)之谜的无穷尽的探索。这种以认识“形而上”为目的的诗歌显然不能以东方情调为满足,它试图抵达的“异邦”实际上是超验的彼岸,它不仅不以基督教的“上帝”为归宿,而且恰恰是反对用基督教的思想来解释世界。本文着重分析诗人在作品中为表达他的哲学思考、暗示“绝对存在”而常用的几个意象和概念,如:中国思想所说的“天”(或叫“上天”、“上帝”)、中国古代铜钱中的方孔(“虚”)、“西藏”、“她”、“我”等。通观诗作可以看出,无论诗人借用什么象征,都只能是一个不知其所代的代名词,一个只有喻体不知其本体的隐喻。诗人所寻求的“绝对”永远是个无法接近的“未知”。
简介:帝国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精英阶层虽然一直在变化,但弹性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19世纪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加速了中国精英的变化,也导致社会结构的改变。商业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导致“绅商”混合精英的出现,地方军事化导致军事精英的崛起,专业化的发展促进功能性精英影响力的提升,精英地方自治权力的增长推动地方精英活动公共领域的出现,地方场域的差异导致精英阶层的分裂。在精英组织和政治化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国家权力和精英权力的竞争性扩张加剧了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灵活依赖各种资源、构建人际关系网络、通过文化霸权进行支配等精英行为模式,贯穿帝国晚期和民国精英转型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