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鉴于《产品质量法》并未排除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作为产品的资格,《侵权责任法》也未排除该些产品生产者的产品责任,该些产品的生产者仍可被认定为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而非与运输者、仓储者处于与消费者毫不相干的地位上。生产者与销售者在对消费者的意义上,承担的是严格责任。但销售者与生产者在内部责任分担上,销售者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二者在此种意义上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销售者的＂过错＂责任并不因为其承担产品瑕疵担保责任的严格责任而有所改变。

简介：公司高管薪酬积弊重重，其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薪酬之高，而在于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关联度低下，而且缺乏有效的程序来制约董事会的恣意。另外，过高的薪酬吸引着大量有天赋的人才涌入商学院，未能从事其他社会价值更高的行业，从而减损了社会福利。然而，市场自身力量理论、最优合同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等均无法全面解释高管薪酬之高企。事实上，公司的自我拉抬偏差、商业判断原则对高管薪酬安排之庇护、法院因无力对高管薪酬的妥当性予以事后裁断而不愿介入相关纷争、谋求政治资本最大化的立法者的机会主义心理，以及有关公司法律的“信任型”特征，均使公司高管薪酬的制约力量极度弱化。由于诸多因素极不确定，要求以确定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法律在这些方面做出应对，其限度至为明显。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对于该要件的性质与认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对以往司法解释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此应当进行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以便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理根据。

简介：随着“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政策的提出，调解从上到下正进行着一场复兴运动。“重调轻判”、“以调代审”、“久调不决”、“模糊调解”等不当调解行为，加之民事纠纷数量的迅猛增长以及约束调解程序制度的缺失，民事案件调解率的上升并未缓解不堪重负的执行压力。当越来越多的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调解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也如同判决一样出现了“执行难”的问题。本文基于诉讼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现状的考察，对不当调解的概念及类型进行了界定与划分，进而多角度考察其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规制的方略。

简介：<正>去冬今春,广东省各地普遍以高森祥等六名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为反面教材,对党员、干部、职工进行反腐蚀教育和法纪教育,这是省委、省纪委继去年在全省进行党内法规教育之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又一重大措施。原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等六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所以会从党的领导干部、企业家和先进、模范人物,蜕变为人民的罪人、死囚,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忽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经不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反和平演变的考验,私欲恶性膨胀,以致在犯罪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越陷越深。司法机关根

简介：对多次偷骑摩托车的自行车游乐后遗弃行为的定性──与阴康、徐广泉、张振高同志商榷李鸿斌《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刊载了阴康、徐广泉、张振高三同志的《多次偷骑摩托车自行车游乐后遗弃行为定性谈》一文（以下简称《谈》文）。文中认为，多次偷骑...

简介：针对《两高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在适用第3条对受贿罪和渎职罪并罚时,为避免双重评价,受贿行为不应再作为渎职罪中的＂徇私＂情节从重或加重处罚;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及＂情节严重＂之认定,也不应再以渎职犯罪行为及其严重后果为依据。渎职罪牵涉到其他犯罪的共犯的,在适用解释第4条对其罪数问题进行分析、认定时,需将渎职罪专章规定的特殊性与共犯理论、想象竞合的法理结合在一起考虑,并在职务行为和非职务的参与行为之数行为的认定中,应用义务犯之法理。

简介：为了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准确理解其内容，正确适用法律，严格执法，严惩污染环境犯罪，进而促进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完善，为实现美丽中国梦增添强有力的法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