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贸区的成立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对刑事法律的适用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鼓励创新、倡导自由开放的自贸区建设，不能通过高压的刑法来严厉惩治和打击一切违背和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刑法应侧重于服务经济的顺畅自由发展，倡导刑法的轻缓化与谦抑化。自贸区的成立使得刑法中部分罪名在自贸区内适用困难甚至无法适用，刑法在我国的普遍适用性似乎由此而受到影响。自贸区的相关政策会使得区内公司林立与丛生，公司主体与自然人主体的界限模糊化，从而会对单位犯罪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自贸区诸多金融创新政策施行和部分行政法规暂停实施的背景下，我国刑法中的逃汇罪、骗购外汇罪、非法经营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以及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等诸多行政犯罪名在自贸区内将会或多或少地失去其适用的空间和存在的意义。当然，自贸区的诸多创新政策在促进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会加剧一些犯罪现象的发生，而这些自贸区的“衍生品”则是我国自贸区建设过程当中应该严加防范的。

简介：在“黄金大米”事件中，研究者严重侵害了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对此进行反思，中国相关立法存在研究者告知标准未确立，对未成年受试者缺乏特别保护及民事责任缺失等问题。对此应确立研究者之“理性受试者”告知标准；对未成年受试者采用“双重同意”模式；同时规定侵害受试者知情同意权的独立请求权，使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成为“有救济的真正的权利”。

简介：离岸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高级方式。发展离岸贸易对于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离岸贸易在上海的对外贸易中已有一定的实践，但由于政策条件的限制，远未能得到充分发展。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离岸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应该适时打破现有在外汇管制、税收、贸易便利性方面的障碍，为离岸贸易的开展提供更加良好的法律与政策环境。

简介：上海自贸区正式获准成立，这是中国法治转型中的重大创新。上海自贸区内通过临时性的授权调整，逐步推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此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投资领域努力扩大服务业的投资开放、促进外商投资准入制的转轨、构筑对外投资服务促进法律体系；在贸易领域积极推动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国际航运服务能级；在金融领域应加快金融制度创新，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实现“在岸金融”与“离岸金融”的互动；并在争议解决机制构建方面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简介：国家权力机关授权制度是宪法、立法法的重要制度,之前立法法仅对授权立法有明确规定。为解决在上海自贸区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关法律障碍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法律进行修改。此次授权成为了上海自贸区的一大改革亮点。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修改立法法设立了新的权力机关授权类型——授权修法。对授权修法的内容、目的、程序方面进行了探讨,并认为：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不应成为授权修法的内容;被授权主体的范围应明确为国务院等。

简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知识产权保护应秉持怎样的价值理念是法院在审理区中国内知识产权案件面临的首要问题。自贸区内“先行先试”的要求并不会改变法院管辖、程序法的普适性适用。知识产权实体法律、尤其是对侵权行为的实体评判尺度也应得到普适的适用。我们也不应为便利贸易的自由化而放松对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保护。在维护区内外适法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应当以已经加入、待加入的多边或双边条约为目标，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手段，在实体评判尺度上，可结合国内的政策需要谨慎做出统一的适法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