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传统的FDI理论如“就近集中权衡”理论认为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但迄今为止鲜有文献基于中国情景对上述理论命题予以实证检验。首先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阐述了贸易成本对母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市场决策的作用机制,继而利用2003—2012年中国对全球100多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双边贸易成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显著阻碍了我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平均而言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成本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下降约1.037个百分点,中国与东道国农林渔牧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双边贸易成本的上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上述发现揭示了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就近集中权衡”理论关于贸易成本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理论预期在中国并不成立,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更偏向于出口引致型而非水平型,其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二是从政策层面来看,要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降低中国与东道国间的双边贸易成本以加快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进程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简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上已持续增长十多年,成为全球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在规模增长的过程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结构上也呈现出质量提升的趋势。当今,全球经济增长不景气,致使全球跨国投资出现大幅下滑;与此同时,投资保护主义在全球兴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大对我国企业的投资审查和限制。这些因素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受到阻碍,迫切需要由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型。在国际经济形势不利的条件下,国内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也从促进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为量变向质变转换创造了有利因素。为进一步提升对外直接投资质量,政府部门和企业均应审视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从长远利益出发做出决策。
简介:美国“次贷”危机的核心特徵是:“次贷”转为“次债”CDOs;从间接融资领域追入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领域;从美国金融市场跨越到国际金融市场;骨牌效应前所未有,皆归因于近年来美国金融衍生品经济的无限制膨胀。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与发展基于上世纪70年代金汇兑本位货币制度的崩溃,是自由市场经济为解决自身矛盾在金融领域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金融衍生品经济为发达市场经济运行带来了正效应,但其本质是虚拟经济运行,对实体经济必然呈现反向“锋刃”。近15年的环球金融风暴,无处不见发达市场经济金融衍生品泛滥的身影;规避的根本途径是:第一,约束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金融衍生品经济的发展规模,其实体经济总规模应是“虚拟经济”交易总规模的理论最高值;第二,重建环球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货币稳定机制与汇率稳定机制,建议建立环球中央银行,并构建环球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即国际通行储备货币与国际金融平衡调节货币。
简介:本文研究了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特点和绩效。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1991。2014年4000家日本企业在1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超过26000个国外子公司的详尽信息。分析的结果显示日本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以下八个方面的显著区别:①投资增长;②投资目的;③投资的偏好产业(部门);④子公司的特点;⑤母公司的特点;⑥财务绩效;⑦退出率;⑧国际多元化的程度和影响。
简介:摘要: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参与其中,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逐步崛起,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长。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10—2021年的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在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由回归结果可知: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入相关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均显著,对我国在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促进作用。最后,本文建议持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沿线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优化中国在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促进中国OFDI的可持续发展。
简介:本文以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