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48年4月意大利大选是意大利共产党通过议会民主途径重返政府的一个重要契机。为了阻止意大利共产党再次入阁,在意大利建立并维持一个反共、亲美和所谓的民主政府,美国政府第一次动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出台了NSC-1号系列文件,确立了美国对意大利政治干预的政策目标、指导方针和具体手段,最终在意大利建立了亲美的中右翼政权。在这次干预行动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扮演了独特而至关重要的角色。

简介：虽然秉笔直书是中国传统对於史官一贯的要求，然而历史被书写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政治的左右，因为权力需要借助历史来引导舆论、宣示其合法性，甚至由此规训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出身寒微的武后以先帝嫔妃之身登上后位，并最终缔造武周皇朝，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她对自身、先世以及李唐王朝历史的改写和重塑。本文梳理了武后在身为皇后之时和掌握最高权力之後对历史书写的操控，展示了其通过改国史、立丰碑、修唐书等行动来追崇武氏先世，定义李氏前朝的历史过程，表明在佛教、谶纬、符瑞等信仰因素之外，历史书写也是武后宣示其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简介：1986年12月24日．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新方志，但不应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和不能“政治化”。讲话对编纂新方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从第一轮修志的结果来看．不少志书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化”倾向，减弱了志书的真实性、严谨性、科学性。

简介：＂政治精英＂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是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但人物的复杂性往往使学者感到人物研究难以准确把握。2012年4月21-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承办的＂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来自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

简介：近代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不仅表现为经济的结构转型，同时也表现为政治的理念更新。由此而言，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个系统工程，是包括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社会转型。经济的结构转型必然引发政治的理念更新。两者的起点可能有先后的时间之差，但实质是相同的，即都是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过程。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孙中山，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时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是其中一项突出的贡献。

简介：按照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党组安排,2018年8月21日、27日,编委会党员干部收看自治区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大讲堂暨第二十个党风廉政教育月警示教育大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罗东川以'讲政治、守纪律、敢担当,坚定坚决落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为主题,结合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进行的专题辅导。

简介：第二轮志书要编写好政治体制改革，展现其全貌，突出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要从三方面入手：一要选择好政治体制改革的记述方式，做到科学合理，系统反映政治体制改革的全貌。二要把握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司法制度改革、党政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四个方面，准确记述其要点，丰富政治部类的内容。三要构建好篇目框架，并囊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简介：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的能力,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了一系列教育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使得少数民族受教育权被＂差别对待＂,这种＂差别对待＂不仅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能力,还能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捍卫少数民族文化权利,补偿少数民族在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是一种实质平等,可通过配额制来进一步完善。

简介：由传统集权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换,是梁启超一生的执着追求.梁氏认为,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中,宪政体制的建构、权力制约机制的确立固然十分重要,但起主导、能动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与政体的现代化同步推进,双向互动,才能较好的实现预期目标,实现政治文明的整体和谐发展.这就是梁启超"政治文明整体发展观"给我们的主要启示.

简介：本文对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始末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呈现当时台州地方政治的运作情况,借此来探讨南宋时期地方政治格局形成的机制。经过对朱熹六篇奏状的细致排比和辨析,本文认为朱熹按劾唐仲友,既有他与唐仲友在治理地方策略上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针对当时地方官府普遍存在的各种弊端加以批评的考虑,是对唐仲友集团发起挑战。进一步,本文指出,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实际上是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之间的一次政治博弈,反对唐仲友施政的地方势力利用官府内部的矛盾,暗中推动了对唐仲友的弹劾。在这场政治博弈过程中,朱熹只不过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而已,最终唐仲友虽然被罢免,朱熹也黯然辞去浙东提举一职。

简介：在2008年1月28日举行的泰国国会下议院会议上,泰国人民力量党主席沙马·顺达卫当选为新一届多党联合政府总理,他也是该国第二十五任总理。素有泰国政坛"铁嘴"之称的沙马是泰国政坛具有传奇色彩的"常青树"。他从上世纪60年代末进入泰国政坛,曾先后担任多届政府的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副总理等内阁要职,2000年至2003年间还曾任曼谷市市长。让众多分析人士甚至连他本人都感到有点意外的是,现年七十三岁的沙马居然会在他即将从政坛"金盆洗手"之际,实现了他多年的总理梦想。此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泰国国情以及那位令许多泰国人又爱又恨的前总理他信说起。

简介：《孝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内容看,《孝经》应该是先秦两汉时期＂经过几代儒家人物的增删、润色与整理＂而成。以孔子、曾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家所提倡的孝道,虽然也有忠孝相通的观念,但是,其关注重点是家庭伦理;《孝经》中,事亲之孝只是立论的基础和前提,其核心内容是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因此,《孝经》完成了儒家孝道由家庭伦理向政治理论的关键性转变。秦汉以后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提倡的正是《孝经》之＂孝＂,因此,其与原始儒家孝道思想渐行渐远也就不足为怪。

简介：本文主要以法国18世纪的文本为基础,试图利用语义学的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对当时法国社会政治变化的实证陈述,追溯一种被称为＂公众舆论＂的现象开始出现在此时的法国。＂公众舆论＂的出现以及当时文人对它的意义认知和阐释,表明18世纪中期之后法国的政治思想氛围已悄然转变。公众舆论,这个同样带有绝对主义特征的新权威,在观念的世界里取代了传统的绝对主义王权,并成为后来法国历史以那样激烈的方式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简介：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而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与我国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客观要求相契合。现阶段，进一步完善协商民主制度、进一步培育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进一步丰富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形式，是引导民族地区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简介：太宗、高宗年间，唐代宗室任职多被排除於台、省等权力核心部门之外，同时频繁出任高品级地方官及部分中央事务性宫职，宗室主导朝政的合法渠道被切断。这就是《李嵩墓志》中所说的“国朝旧制”，它标志两晋以来宗王政治的终结。开元年间，唐玄宗一方面仍行“旧制”，将直接威胁到皇权的近支宗室完全隔离於日常政治之外；另一方面基於理性行政的考量，又严格依照官僚制下的价值尺度甄拔其余的宗亲羣体。宗室羣体自身也与时俱进，在“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中“自奋於功名”，政治面貌上呈现官僚化倾向。这就是本文所言“开元新制”。唐代宗室政治生活中的变化尤其是部分宗室政治面貌上的官僚化，深刻折射出中古社会末期统治核心层性质的嬗变。

简介：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历了准备、正式确立、进一步发展三个阶段,对于西藏的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政治现代化而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三个方面推进了西藏的政治现代化,即政治权威的合理化,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新形势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第一,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第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体系;第三,加快推进自治机关的行政体制改革。

简介：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政党制度的性质、内容与形式几度更替,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近代资产阶级多党制和议会制,肇始近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曲折探索;国民党一党专政,促使近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在徘徊倒退中进行革命性扬弃;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绽放现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曙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篇章。

简介：在中华民国统治权的来源问题上,孙中山的革命派与袁世凯的官僚派有过激烈交锋,反映了两股政治势力围绕中华民国政权正当性问题的斗争。孙中山认为民国的统治权是人民创建的,而袁世凯则认为他对民国的统治权是因袭了清朝的君权。有关民国政权正当性的这两种理论反映了中华民国特殊的建国过程,而人民创建论无疑是当时的主流理论,其核心是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不过人民主权论在把人民奉为主人的同时,还面临如何把人民变回被统治者的问题。民初政治思想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主权与统治权分开,更多地从财产权的角度去理解主权,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卢梭与洛克的人民主权论。但是民初的人民主权只是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人民不仅不能亲自行使主权,一度代替人民行使主权的机关也被迫解散。

简介：满洲入主中原后,在对盛京陪都的建设中,有统治者＂参汉酌金＂的政治思考,有＂招民垦荒＂的经济决策,也有为重塑陪都的＂东巡＂祭祖和＂封禁＂流移的实施。尽管清朝统治者以盛京为满洲根本之地,在盛京地区全力构建并呼唤满洲本色的回归,强调满洲的身份认同。但在大批汉人迁徙殖入、旗民皆与土地结成依存关系后,作为满洲根本之地的盛京地区已然是农耕文明的拓荒地,满洲自身的＂渔猎＂文明抑或＂内亚因素＂在农耕世界中找到了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基础。

简介：《大宪章》是英国封建王权与贵族、教会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无论是表述话语、思想框架还是权益诉求上,《大宪章》都彰显了那个时代固有的封建性。《大宪章》条款的主体部分,乃是要将君主肆意独裁所跨越的封建权益边界厘定下来,恢复贵族、教会的传统特权。同时,其中对城市特权的承诺及其一些模糊的表述,也为后人的解读提供了宽泛的想象空间。在其颁布后的数个世纪中,《大宪章》不断被确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但另一方面,《大宪章》又不断遭到王权的践踏,直至在都铎＂新君主制＂扼制下处于＂沉潜＂状态。只是到了17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现实的变动,《大宪章》才被赋予了＂自由＂＂权利＂＂法治＂等＂现代性＂思想内核,并为19世纪后期勃兴的＂辉格诠释模式＂加以阐扬,但这一将现实与历史机械对接的做法在西方史学界不断遭到质疑。由此,如何解读《大宪章》的历史底蕴及其政治影响,应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