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应当遵循的程序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根据正当程序原则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于《行政诉讼法》缺乏明确的意图，其正当性面临质疑。文章以田永案件、刘燕文案件和张成银案件为素材，以模拟法庭辩论的形式，以价值衡量为基本视角，讨论了正当程序原则在中国司法判决中适用的正当性。法官在判决时，应当权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即没有正当程序保障当事人利益受损害的程度，和给予正当程序保护行政成本的增加。同时，法官还要考虑更加普遍的法律价值，包括法院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过程可接受性的提升和对良好行政的促进，以及法院事后判决中回溯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对法律可预测性的损害。在中国的特定情境下，法院还要考虑司法自身的权威和法官的普遍素质，以及允许法院适用正当程序原则可能带来的法律统一性问题。

简介：为确保司法监督的有效性,死刑复核程序确立全面审查原则。近年来为了提高死刑办案质量,死刑复核全面审查原则被进一步强化。但从死刑复核实践中不核准率下降以及不核准事由越来越集中于死刑适用不当来看,全面审查原则在确保死刑案件办案质量方面的作用下滑。这与证据裁判的确立、控辩双方的参与有关。全面审查原则对刑事司法程序和刑事司法结构的冲击逐渐凸显,如全面审查原则带来刑事诉讼程序重心上移,也使得最高人民法院不堪重负,增加最高人民法院的政治风险。我们可以借鉴有限审查的做法,将死刑复核全面审查改造为重点审查。

简介：本文着眼于德国、法国民事诉讼法与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职权主义上的某种渊源性，分别对它们之间的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的内容及改革进行了介绍，并作制度和背景上的比较，力图以德、法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的精要弥补我国处分、辩论原则的不完善之处。

简介：税收优惠本质上是一种租税特权,违背量能课税与平等课税的根本理念,其合法性与正当性在于它所承载的特定价值追求.运用税收优惠实现其价值追求时,不可避免地与税法的其他价值相冲突,甚至以牺牲一些税法价值追求为代价,造成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失衡.作为利益权衡工具的比例原则,天然地与税收优惠相关联,可为税收优惠的“所得”与“所失”提供一种审查方法,防止税收优惠对税法根本理念的背离,不至于动摇税法的确定性、安定性,从而危及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法中的地位.现行税收优惠无论是其规范设计还是规范实践均难以通过比例原则的审查,突出地表现为优惠目的立法缺位、优惠总量失控与支出随意以及利益衡量机制的缺失.要想实现税收优惠与比例原则的对接,必须以比例原则为指引,从观念上和制度上对税收优惠予以规制.在适当性方面,注重税收优惠目的整体化构建.在必要性方面,关注税式支出的常态化管理.在均衡性方面,重视利益均衡的法律机制建立.

简介：信赖法则是以保护信赖为正当性理由、以与常态法的悖向性规定为特征而在两大法系现代私法领域中得以聚合的规则群。它是信赖原则指导下所涉领域最宽、波及内容最广的规则体系。信赖法则之称谓可以在不破坏法律要素的既有理论、充分尊重信赖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基石与准则作用的前提下准确揭示与概括该规则体系的内涵和本质。两大法系信赖法则均为开放性的规则体系,代表着现代法的方向,是现代法安全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在法律全球化的今天,我国民法无需对大陆法或英美法的信赖法则在取向上做严格限制,应赋予其一般条款的法律地位。

简介：犯罪竞合处于定罪与量刑的交叉与冲突点上。德国犯罪竞合理论一方面严格遵循行为数即罪数的定罪规则，另一方面又必须贯彻禁止重复评价与全面评价的量刑原则。不真正法条竞合名为法条竞合，却行想象竞合之实，是罪数规则与量刑原则冲突妥协的产物。这导致了德国法条竞合理论内部的体系混乱，以及其与想象竞合之间界限的模糊。在继受德国犯罪竞合理论的过程中，在解决我国刑法所面临的特定竞合问题时，应当回归竞合的基本原则。只有从禁止重复评价与全面评价的量刑原则出发，才能正确理解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区分的必要性，才能正确处理罪量相关的中国式竞合问题。若两罪规定了不同性质与类型的定量要素，即便在定性要素上存在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也应按照想象竞合的规则从一重处断。

简介：个人从事隐名投资活动的税收待遇涉及对出资行为的流转税处理和所得收益的所得税处理。虽然现行税法尚未明确规定其税收待遇，但是实践中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来解释和适用税法相关规范，确定隐名投资活动中相关税收的纳税义务人，并据此确定相应的税收待遇。

简介：

简介：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国冲突法中的地位郭丽红冲突法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它导源于十四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在此后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随着冲突法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这些学说中有些已被摒弃了，有些则作...

简介：由于《刑法修正案（九）》第四条＂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的数罪并罚制度规定存在语言不详的情况,采用文理解释者认为：拘役与有期徒刑的并罚采用了吸收规则,即有期徒刑与拘役数罪并罚时,由有期徒刑吸收拘役。这一见解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原则,也不符合体系解释规则。应采伦理解释＂折算有期徒刑执行规则＂,即拘役和有期徒刑并罚时应当按照拘役1日折抵有期徒刑1日的规则将拘役折抵成有期徒刑,并按照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最后应执行的刑期。这不仅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数罪并罚原则,而且还符合体系解释规则。在量刑的具体操作上,折算规则的适用具有刑法依据、折算的现实基础以及司法操作的便捷性。

简介：对新刑诉法第１２条规定的原则从语法学角度和逻辑学角度分析，应称之为“确定有罪权由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该原则强调只有人民法院才享有最终确定有罪权，这一原则蕴涵着两大诉讼价值观念：控审制衡观念和审判重心观念。

简介：<正>关于议行合一的含义,有必要从议行合一的始源——巴黎公社谈起。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

简介：物权与债权的二元划分是物权法定原则产生的前提条件，物权的支配性和排他性则是其存在的内在根源。公示制度是维持物权法定的技术手段，不能作为判断权利性质的标准。物权法定并不违背意思自治的精神，我们应该摒弃立法、司法和理论中存在的错误倾向，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原则。

简介：“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部分。在此之前不应当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进行审理判决。在司法实践中，需要考虑“先刑后民”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刑事犯罪和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织的案件中，这类案件大量存在，对其处理是否先审刑事部分，后审民事部分，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存在难以协调的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无明文规定对刑事和民事交织的案件必须先审刑事部分，后审民事部分；二是有人认为先审民事部分并不会影响对刑事犯罪追究；三是法院在收取了诉讼费后，如果将案件移送给侦查机关，诉讼费也将退给当事人，一旦经侦查、审判，刑事部分不构成犯罪，案件又将进入民事审理程序，增加了讼累；四是有关部门对刑事犯罪与懂事纠纷的联系和区别在认识上混淆不清，意见不统一；五是移送机制不健全。对此，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审判实践，就此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以其抛砖引玉。

简介：面对日益涌现的学校伤害事故及其法律纠纷,必须合理确定各方责任归属,完善特定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对于学校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做出明确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了公平、妥善地处理好受害学生利益、学校合法利益保护以及教育目的实现之间的平衡关系,还应对侵权责任法中相关规定作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简介：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配合制约原则的指导下,三机关的关系普遍出现了错位、扭曲、缺位等不良现象.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简介：私法是由原则与规则组成的.侵权法对法益的保护途径有如下两种:1.通过规则实现法益保护即以保护权利之名保护法益;2.通过原则实现法益保护即以一般的立法条文制裁故意违反公序良俗行为.我们应该分析两种途径的利弊,确定我国侵权法对法益的保护方法.

简介：经济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侦查原则与管理体制有别于一般刑事案件，具有独特的内容。

简介：给付行政的法律原则是指导与支配给付行政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道理或准则,其可以归纳为社会国家原则、法治主义原则、补充性原则、平等原则、信赖保护与持续给付原则、给付活动与助成性行政指导相结合原则等。这些法律原则都贯彻人权保障的理念,因而可以认为是人权保障原理在给付行政中的延伸。

简介：从实证政治角度考察我国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更加具有实践针对性与理论解释力。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基于执政合法性与有效性政治考量实行主动的立法分权、人大及其常委会利用其政治符号权威与现实资源实现稳健的立法充权以及国务院及其部委借助行政权力回应改革需要的有效性优势达致迅速的立法扩权,这构成了立法权力的分化转移,引发了立法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立法模式转向“场域—竞合”模式。现行立法模式存在的正当性危机、科学性缺陷、规范性困境需要以民主化、理性化、法治化原则予以重塑,立法模式的民主化变革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