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简介:50年代院系调整是被迫的?对于50年代的院系调整,众口一词的说法是自上而下的、无条件服从的行政调整。似乎知识分子的命运全部掌握在别人手中,只能被逼无奈地服从调整。这种说法当然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甚至可以说是此次调整的主导方面,但仍不够全面。其一,此次调整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自我认同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他们往往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眼前的国事,更有必须担当的责任。新中国初建,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欣喜,另一方面是怕跟不上社会发展,自觉要求改造思想以适应社会变革,更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大展身手的时机已到,在新时期表现出强烈的热情与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