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证据衔接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我国特有的行政一犯罪二元体制划分的必然结果。2012年3月,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行政执法过程中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是必要的,而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则是这两种程序衔接的前提和基础。本文从诉讼证据法的视角,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问题进行粗浅的探析。

简介：摘要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部分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规定，这位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规定不够细致，导致实践中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存在很大问题。

简介：目前,警犬气味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主要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鉴定主体资格认证制度阙如,二是警犬作业能力与实战的要求存在差距,三是现场勘查中嗅源的发现、提取程序与法律的要求存在差距,四是有效嗅源的保存与现行法律要求难以一致,五是鉴定中具体程序、鉴定有效结论得出的方式尚无明确规定,六是警犬技术鉴定过程中的复核程序与现行法律的要求不相一致。应从气味鉴定合法性审查主体构成、气味鉴定的前期准备、气味鉴定过程设计、鉴定结论形成、鉴定后复核设计等方面构建警犬气味鉴定结论证据化标准。促进其获得法律的证据地位。

简介：近几年来,随着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的披露,使得司法审判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严格贯彻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提高办理案件的质量。进一步转变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切实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简介：从国际范围看,对于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全可行并且相对成熟的判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随着国家的发展在不断的完善。而我国在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还未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和法律明确的规定。建立这种规则,一定要建立在我国国情的价值基础上,再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通用的、有效的经验,才能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形成相对完善的体制。本文主要介绍了相关的理论基础,以及美国与英国的相关规则,最后分析了一下我国目前的状态以及以后发展状况。

简介：档案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产生的类别不一、丰富多样的历史记录，具有非常强的客观性、原始性和记录性。档案证据证明功能，不仅具备自然属性，而且具有法定效应。可以说，没有档案就没有了可以证明历史的重要证据。目前，在各类纠纷中，档案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证据，具有非常强的证明力，因此加强档案管理、完善档案归档、健全保存机制，是确保档案证据效力最大化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档案证据证明功能强化对策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简介：摘要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在实质上保障了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两大诉讼价值的冲突和协调。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越来越被重视，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引入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的相关内容，20年通过立法补充不断完善这项原则和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结合。本文就引用2017年6月27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进行了简单的评价。

简介：证据矛盾是刑事诉讼证据审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证据现象。就规范层面而言，证据矛盾审查被视为满足证据标准的要求之一，包含证据之间的矛盾以及证据与事实间的矛盾，带有主观性的证据是主要审查对象。反观司法实践，证据矛盾审查隐含三大异化趋势：一为“证据印证”先行；二是以“印证事实”为中心；三是以“主观性证据”为中心。鉴于此，证据矛盾审查机制需要完成向“矛盾审查先行”“证据中心”和“客观性证据中心”的制度转型。

简介：卫生行政执法中的证据是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收集或者由行政相对人提交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卫生行政执法证据要求证据具有合法性、真实性、与待证事实存在关联性,但目前卫生行政执法领域存在取证程序不严谨,登记保存证据缺乏规范,证据缺失,证据内容互相冲突,材料取舍比较随意等问题。卫生行政部门在执法中应当注意全面、主动、能动的收集证据。

简介：教研活动是提升教师专业能力的主阵地。本文以幼儿园“学习故事”本土化实践的项目研究为例，对学前教育的实证教研活动进行研究。本研究注重多途径收集证据，聚焦研究着力点；分析理解证据，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提取梳理证据，增加成果的可推广性。在践行从经验走向实证的教研过程中，研究团队集结专业智慧，将经验和证据整合起来思考，以此提升教研品质，使教研真正产生教育生产力，焕发教研生命力。

简介：

简介：摘要在我国证据法体系中，补强证据规则是一项对证据证明力进行限制的规则,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我国补强证据规则尚未建立完善,立法上存在相当的不足与缺陷,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引发了学界有关补强证据规则的争议与制度构建设想。完善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补强证据规则,将有利于消除封建口供思想的影响,更好的推进刑事诉讼的公平、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实现法治中国梦。

简介：摘要非法证据排除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问题，随着两院三部多项非法证据排除相关规定的出台，刑事诉讼“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有了更多实际规则的支持。但是，在实务操作中该规则的适用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将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与内涵、刑法本身的主观主义倾向、证据运用的形式主义化、证明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入手，对非法证据排除遭遇适用困境的原因进行分析。

简介：摘要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规则，它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宪法修正案为根据，通过判例的形式而确立的，最初只限于排除刑事诉讼中违反程序性法律获得的证据，而后扩大到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和毒树之果，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家公权力，防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起步晚，立法方面的规定较为粗糙。本文研究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以及立法演变，并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缺陷做出了研究。

简介：自2010年以来,我国法律逐步确立了一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在审判前阶段,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核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来主导着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审判阶段,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作出了一些限制,确立了程序性审查前置、先行调查以及当庭裁决等原则,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初步审查和正式调查作出了程序上的规范,强化了庭前会议的诉讼功能,确立了完整的正式调查程序构造,确立了两种程序救济方式。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一系列制度的保障,其中检察机关的主导地位、律师辩护权的有效保障、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法院审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加强,属于其中最为重要的制约因素。

简介：在司法实践中,电子证据面临来自真实性方面的巨大挑战。法律界长期存在＂易失真论＂与＂极可靠论＂的争执。案例统计分析和座谈调研发现,传统观念分歧的背后隐藏着重大的偏见与偏差,亟待正本清源。基于法律与技术的交叉研究表明,认识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应当从原件、具象、整体和空间的理性立场出发,遵循系统性原理、电子痕迹理论与虚拟场理论。同传统证据相比,电子证据具有更良好的真实性保障。这构成电子证据的理性真实观。树立这一新观念,有助于推动配套制度的创新。我国应当构建关于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改造＂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规则;在鉴定制度方面,应当开发超越纯技术领域的溯源性鉴定等新型鉴定方法。

简介：证据共通原则具有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其确立基础在于自由心证主义,因为客观的事实只有一个,法官应当自由地根据共通的证据对同一事实做出相同判断。证据共通原则与辩论主义并不矛盾,二者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在适用证据共通原则的前提下,证据调查程序的阶段不同,证据能否撤回的结果不同。

简介：互联网电子证据是指在网络上形成的电子证据。关于互联网电子证据的收集,现有的法律条文不乏冲突、模糊、缺失之处,甚至存在对刑事诉讼法的简单搬用。浙江省的实证研究显示,互联网电子证据在实践中主要有四种收集模式;法官对于被告人提出的异议,主要有五种处理方式;互联网电子证据收集过程中亦存在难以避免的技术性缺陷。互联网电子证据的收集权界限与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对此,有必要对通过网络诱惑侦查等手段获取的互联网电子证据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规制。我国互联网电子证据收集程序的完善,应从原则性规定、程序性规定、技术性规定、后果性规定四个层面着手。

简介：我国过去二十一年的刑事证据规范发展历程可以区分为自发生长、艰难酝酿和快速回应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证据规范的发展进程当中，司法需求是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原动力，刑事错案的频频出现是刑事证据立法的催化剂，网络时代媒体的聚焦效应为刑事证据立法获得了话语的正当性，司法改革和政法权力格局变革为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提供了组织条件。这种独特的发展逻辑使得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在改革动力、纵向发展趋势、横向格局、规范范围及规范样式等方面都呈现出独特的特征。这种改革路径具有针对性强、阻力小、易于借势推动等优点。但目前我国的证据制度改革还存在着穷于应对、缺乏通盘考虑、与相应配套司法诉讼制度有待进一步协调等缺陷，需要在未来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加以改进。

简介：“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受实体真实主义和犯罪控制模式的影响，加之新规系中央政法各机关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为：非法供述排除立场的退缩，“重复性自白”排除规则设置不尽合理，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未能取得新发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证据种类不明，允许重新取证将降低排除规则的实施功效，对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允许随案移送有违非法证据排除宗旨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对被告方再次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进行限制的理由欠充分。尤其是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仍较抽象，不仅影响排除新规的实施效果，而且不利于加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法解释技术填补漏洞，以保障新规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